诸葛亮治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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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治蜀

诸葛亮治蜀它既是伟大的战略构想,又是一个最终失败的战略构想。这导致短短十二年的时间,刘备从几乎一无所有,到自立“汉中王”。但是刘备一死,蜀汉集团又迅速陷入了困境。而面对这些困境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提出《隆中对》的诸葛亮。今天我们就顺着这个话题,来看一看,诸葛亮面临的困境到底是什么?他是怎么应对的?首先,当然是外交困境。刘备死前刚跟孙权打了一场“夷陵之战”,大败而归,孙刘联盟破裂。但是更重要的威胁,仍然是曹魏,因为力量太大。我们昨天提到,刘备在汉献帝还没死的情况下,“强行”称帝。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他的“正统”地位,但是在政治格局中却损失很大,因为失去了和中原地区的联系,尤其是和汉献帝之间的联系。所以,完全沦为一个地方性政权。特别是在刘备去世之后,蜀汉对曹魏就完全没有政治上的威胁了。反而是名义上汉献帝“禅让”,曹魏接过帝位后,占据了一定程度的“正统”。当时,还有很多汉朝遗老,跑到曹魏的朝廷里当官,还频繁给蜀汉地区写“劝降信”,言下之意就是你所谓的“汉家正统”我们不认了。诸葛亮接手蜀汉政权的时候,外部环境就是这么凶险。蜀汉的内部呢?更是麻烦。昨天我们提到,在刘备去世前后,益州地区已经先后有四个郡发生叛乱,而且第二次叛乱还持续了两年时间。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会爆发这么大规模的叛乱?除了昨天讲的,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要从刘备的创业模式说起了。刘备是一个连续创业者,二十几年间,不断有不同利益和背景的人加入,导致整个团队的层级关系非常复杂。我们来算一下:刘备从河北起兵,跟着他的有关羽、张飞、赵云;然后在徐州的时候,又有糜竺糜芳兄弟加入,就是他的大小舅子;到了荆州,又有诸葛亮、黄忠、魏延等人加入。后来占据益州之后,有了法正、李严这些刘璋旧部加入;但是刘璋在益州也是外来户啊,所以还有一大批益州本地的士族。你看,河北集团、徐州集团、荆州集团、刘璋集团、土著集团,一共是五拨人。另外,还有像马超这样,哪个集团都不算的。所以,蜀汉集团的内部政治结构十分复杂。之前,刘备还有“汉室宗亲”的政治地位,和“复兴汉室”的价值愿景,可以整合这些人的想法和行动。但是,当刘备逐渐丧失这些政治优势之后,这种复杂的政治层级就变成了各怀鬼胎的一盘散沙。只有了解这一层意思之后,我们才能看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写得那句话:“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好了,我们再来看诸葛亮是怎么处理的。首先,外交方面,诸葛亮用义正词严的方式写了一封公开信来骂曹魏,信里一再声明,我们蜀汉的使命是“复兴汉室”,而你们曹魏就是篡汉的国贼,等着吧,很快我们就会出兵讨伐你们。同时,诸葛亮又干了另外一件事,他派使臣频繁的出使孙吴,和孙权重新签订了盟约。把对外的事情暂时解决之后,诸葛亮才起兵到南方去平叛。而且在平叛的过程中,他对跟随叛乱的孟获采用的是怀柔政策,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七擒七纵”,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可是,这一系列动作,只是解决了暂时性的危机,根本的危机还是在内部。实际上,诸葛亮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坚持蜀汉正统的地位,和“复兴汉室”的使命。但是,这两个条件,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当然的了,而是必须不断付出具体动作去强调。这个动作就是北伐,就是诸葛亮“六出祁山”。有一句名言: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从蜀汉政权的内部看看,诸葛亮为什么会有这一系列的表现。首先,刚才说过面对曹魏,蜀汉在政治上处在劣势和守势,这一部分缺陷只能通过军事攻势来弥补,也就是“六出祁山”。而且,这么做是有明显效果的:第一次北伐的时候,曹魏的三个郡一看诸葛亮大军兵临城下,立马就投降了,这对曹魏政局是一次不小的震动。其次,不断北伐这个动作,就是给东吴孙权传达一个意思:我是心心念念“复兴汉室”,不会对你打主意,东吴也就放心了。所以,当诸葛亮去世,接班的蒋琬和费祎停止了北伐动作之后,东吴那边的第一反应是,你们不打曹魏,是不是要来打我了。最重要的是,诸葛亮通过北伐这个动作把蜀汉内部的政局,调动和平稳下来。这里有两层目的:第一,是通过强调“复兴汉室”的使命,整合所有人的价值观;第二,就是通过让国家处在长期对外战争的状态,对内进行压制。但是,这么做也不是没有副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他必须平衡所有人的心理,尽量避免各个层级的人心有不满。所以,诸葛亮治理蜀汉,实际上用的是严刑峻法,而且必须保证公证。比如,第一次北伐的时候,因为马谡的失败,整个军事行动都功亏一篑。诸葛亮随后做了四件事——第一,斩了导致失败的马谡;第二,封赏尽力减小损失的王平;第三,重罚了资格最老的赵云;最后,上表把自己连降三级。你看,不但赏罚分明,而且似乎有些量刑过重。在国家政策方面,诸葛亮就是这个风格。比如,他明确定下一条,就是不准刘禅搞“大赦天下”。而且,一般的量刑,超过二十棍的案件,都要诸葛亮亲自审批。他在对内严刑峻法的同时,在对外军事方面也是小心翼翼。别看诸葛亮总打仗,实际上他谨慎的很。因为军事上一旦承受巨大的失败,蜀国的内政平衡一定会发生动摇。这就牵涉到蜀汉历史上的一桩著名公案,就是所谓的“子午谷奇谋”。当时蜀汉名将魏延提出,亲自率领一万精兵(史书载精兵五千,负粮五千,共一万人)从子午谷快速赶到长安,一举拿下长安和潼关,而诸葛亮大军出斜谷进兵长安、潼关,两军异道会师潼关。但是诸葛亮拒绝了这个方案,所以历史上很多人批判他过于谨慎。但是实际上,如果理解了以上我们说的诸葛亮的难处,就是“可以不胜,但是绝不能大败”,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不能冒这个险了。历史上因此也留下了一句话,叫“诸葛一生唯谨慎。”但是,即使在蜀汉内部,理解诸葛亮这番心思的人也不多。诸葛亮死后,接班的蒋琬和费祎,就停止了北伐的军事行动,严刑峻法的治国方式也被放弃。他们的道理很简单,军事行动太耗费国力。但是实际结果呢?反而是蜀汉进一步衰落,最后一败涂地。所以,观察一个组织的外部行动,往往从内部着眼,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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