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穆宗长庆年间(公元821—824年),长安城兴福寺有个叫文溆的和尚,为了给普通民众讲解晦涩难懂的经文,竟然别出心裁,以说唱的艺术形式吸引听众,时不时夹杂一些荤段子,调侃一番。
文溆和尚属于高僧,唐朝的普通和尚称为僧人,只有够级别的僧人才能被称作“和尚”。文溆和尚的“吟唱变文”非常受民众欢迎,他摆脱传统经文的束缚,从民风民俗中汲取营养,使这种传播经文的方式逐步在民间流传开来。
文溆和尚的吟唱曲调婉转,清丽悦耳,逐渐和说话伎艺、歌唱伎艺等形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曲艺,为后世的说唱艺术开辟了一条道路。
有人认为文溆和尚有“谤佛”之嫌,其实,佛教经文、故事艰涩难懂,想让普通的渔人樵客、贩夫走卒听得懂,传播出去,并非易事,文溆和尚偶尔插科打诨,用一些诙谐搞笑的话语,滑稽幽默的肢体语言吸引观众,无伤大雅。
用说唱艺术形式宣讲佛经故事并非文溆和尚独创,早在汉朝末年就很流行了,在魏晋南北朝的六朝时期被称作“唱导”,唐朝时期叫“俗讲”。
唐代僧人的“俗讲”活动一度在京城非常盛行,唐朝文学家韩愈有诗为证: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
唐朝诗人姚合也留下了生动的诗句:
“远近持斋来谛听,酒坊鱼市尽无人”
当时的场景热闹非凡,江上打鱼的船只都少了,酒店里也冷冷清清,人们争先恐后到寺庙听和尚“说学逗唱”。
唐代的俗讲师当中,文溆和尚堪称佼佼者,他演唱的曲调十分优美,就曾被民间模仿,教坊的乐工纷纷向他学习,当时称作“和尚教坊”。
《因话录》记载:“有文溆僧者,公然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着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
这显然属于对文溆和尚的刻意诋毁,但不可否认的是,文溆和尚讲解经文期间,为了吸引听众,确实演唱了一些“淫秽鄙亵”的段子,使得寺庙挤满了听众。
当时有人谱写了《文溆子》流行曲,一时间在长安城广为传唱。
文溆和尚的演唱风靡长安,把皇帝唐敬宗李湛都吸引过来了。
《资治通鉴》记载:宝历二年(公元826年),“上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
李湛是个年轻的荒唐皇帝,估计是太监撺掇的,听经文是假,黄色小调才是吸引十八岁皇帝的真正原因。
唐文宗在位时期,朝廷整治世风,文溆和尚的说唱艺术首当其冲,被当做恶俗的典型,文溆和尚被判处“鞭笞”之刑,驱逐京城,流放于边陲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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