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雉算是女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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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和慈禧一样,权大,但名义上依然是后非皇,在意以上称帝的只有一个女皇------武则天。像清朝的慈禧、孝庄文太皇太后都是垂帘听政的,都没有真正称帝啊,所以吕后和她们也一样,都是有权无名。给你个资料看看:

吕后(前241~前180) 名雉,字娥姁,秦代单父县(今山东省单县)人,汉高祖刘邦之妻。

  前202年,刘邦称帝,封吕雉为皇后,为刘邦剪除异姓诸王侯中起了很大作用。她是刘邦定天下的得力助手。刘邦去世后,惠帝立,吕后掌权,野心勃勃。惠帝死后,她先后选立刘恭,刘弘为帝,自己掌握实权,又大封吕氏家族。她死于前180年,时年62岁。死后,吕氏家族就被陈平,周勃一网打尽。

  是一位性格刚毅、有抱负、有韬略、有作为的政治家。

吕后是刘邦当了皇帝之后人们对她的称呼,她的原名叫吕雉。吕后的家乡是单父县(今山东单县)。她父亲的名字由于史书没有记载今天已经不知道了,史书只称他为吕公。吕公有四个孩子:长子吕泽,次子吕释之,长女吕雉,次女吕媭。

  吕公因为躲避仇人逃难时曾暂住在至交好友沛县县令家里。后来,由于吕公对沛县感觉不错,便把家安顿在了沛县。

吕公刚刚客居沛县的时候,县里的官员、豪绅听说县令家来了贵客,便都来凑钱喝酒。负责接收贺礼的人,就是后来刘邦手下“三杰”之一的萧何。

  此时,萧何是沛县县令手下一名官员。这次酒宴,萧何主管收礼。按照规定,献钱不满一千的人只能在堂下喝酒;凑钱超过一千的人才能到堂上喝酒。刘邦来到以后,高喊一声“泗水亭长刘季”“贺钱万”(《史记·高祖本纪》),就直接来到堂上,实际上,刘邦一个子没拿。

  吕公一听“泗水亭长刘季”“贺钱万”,大为惊讶,赶快起身相迎。因为“贺钱万”在当时是个非常了不得的数字。从酒宴的规定看,出一千钱的都算是贵客,都要请到堂上喝酒。拿一万钱,当然令人大吃一惊。从来人的身份看,比亭长官高的人不少,但都没有“贺钱万”。

  拿一万钱,当然令人大吃一惊。从实际收入上看,秦代一位县令的年俸也只是数千钱,至于亭长,一年的俸钱不足数千。一个亭长一次酒宴敢于“贺钱万”,绝对是天文数字,也是不可能的事。吕公当然知道刘邦不可能“贺钱万”,但是,吕公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他看中的是刘邦的胆量和潜在的政治家素质。

  所以,吕公听到这么一个天文数字,立即对刘邦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兴趣。

吕公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非常迷信相面。因此,他对口出大言的刘邦的面相也非常吃惊。客人都走了之后,吕公对刘邦说:我平生为人相面多极了,但从来没有见到你这样的面相。

  我有一个女儿,想许给你为妻,希望你不要嫌弃。刘邦此时还没有妻子,一听说有这种好事,喜出望外,马上答应下来。

但是,吕公嫁女一事吕公的老婆不答应:你平时总说咱女儿是个富贵相,要许个富贵之人家,沛县县令对你这么好,他来求婚你都不答应,为什么非要嫁给这个刘季?吕公回答:此非儿女子所知也 。

   ——《史记·高祖本纪》

吕公的家是吕公一人说了算,尽管他的妻子反对,但是,他的妻子并不当家;这样,吕雉就成了刘邦的妻子。

值得重视的是吕雉的态度。作为这场婚事当事人的吕雉,没有丝毫怨言地接受了父亲对自己终身大事的安排。

  可见,未出阁的吕后当年本是个乖巧听话的姑娘。

(资料来看,吕雉是正常出阁,那么,吕雉嫁给刘邦之时应当不超过二十岁,刘邦此时应当是四十一岁。因此,刘邦与吕雉的年龄相差恐怕有二十一岁左右。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姑娘嫁给一位比自己年长二十一岁之多的亭长,还毫无怨言,应当说此时的吕雉非常温顺、听话。

吕雉出嫁之时还有一个令她非常难办的问题:刘邦已经有了一个非婚生的儿子刘肥。不到二十岁的吕雉嫁给了四十多岁的中年亭长刘邦,而且,这位亭长虽然没有正式结婚,却有了一位未婚生育的儿子。(在刘邦发迹之前,吕雉对刘肥没有任何苛刻之举,这对一位丈夫长自己二十多岁的少妇来说,实属不易。

  )吕后在未掌握国家大权之前,确有她善良温顺的一面。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吕雉有了儿子、女儿之后,还要在田中干活。吕雉婚后还得亲自下田种地,显示了吕雉勤劳持家的一面。

刘邦做了泗水亭长之后,要负责往郦山押送服劳役的人。

  一次押送郦山劳役,一路上不断有人逃亡。无奈之下,他干脆在丰县西边的大泽中将剩余还没有逃的人全放了,并且说:“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史记·高祖本纪》)刘邦这一说一放,反倒感动了十几个不愿逃的人,愿意跟随刘邦。刘邦就带着这伙人跑到芒砀山(今河南永城)落草为寇了。

  刘邦身为亭长,押送骊山劳工,竟然放走劳工、自己逃亡,这当然为秦法难容。常言道: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刘邦可以一走了之,吕雉却为此下了狱。监狱里的生活历来不好过,吕雉进了秦代沛县的监狱也好不到哪儿。监狱之中大问题之一是狱卒对吕雉不礼貌,吕雉在狱中为刘邦究竟受了什么罪史书没有记载;但是,沛县监狱中有一个叫任敖的狱卒,平日和泗水亭长刘邦的关系挺铁。

  任敖看见狱卒虐待吕雉,一怒之下打伤了那个虐待吕雉的狱卒。这一下子,沛县监狱的狱卒再也没有人敢于欺侮吕雉了。(任敖打伤虐待吕雉的狱卒,说明吕雉在沛县监狱之中受过虐待 吕后掌权之时,任敖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是副丞相,是副国级的干部。)

汉二年四月,刘邦在还定三秦之后,率领五十六万大军打到了西楚都城彭城。

  此时的项羽正在齐地忙于平叛,刘邦趁虚而入打进了西楚国都彭城。刘邦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消灭项羽集团;二是要接走他的父亲、妻子、儿子、女儿。但是,刘邦到了彭城之后,并没有急着接亲人,反而在彭城忙于接收项羽从秦朝都城带走的美女、财宝。

项羽的主要谋士范增曾经给刘邦下过一个定论:“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

  ”(《史记·项羽本纪》)贪财好色,刘邦打到彭城之后的表现验证了范增的评价。

等到项羽杀回彭城,刘邦才急忙派人去接家属,但是,此时项羽也已派人去找刘邦的家属。刘邦的家属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早在项羽来人之前已经躲起来了。结果,刘邦派来接家属的人没有找到刘邦的父亲和妻子,项羽派来找刘邦家属的人也没有找到刘邦的父亲和妻子。

  不仅如此,而且刘邦的父亲、妻子与刘邦的儿子、女儿还在忙乱中相互走失了。刘邦的父亲、妻子从小路去找刘邦,结果正好遇上项羽的军队,成了项羽的俘虏,被迫成为人质。刘邦的儿子、女儿幸运地遇到逃亡中的刘邦,尽管刘邦表现不佳,三番五次踹他的儿子、女儿下车,但最终刘邦的儿子、女儿还是随同其父刘邦逃出来了。

吕雉与刘邦其父太公却从此在项羽的军营中做了二十八个月的人质。

而且,吕雉在为人质的两年多时间内,还遇到了一件灾难。汉四年,刘邦、项羽荥阳对峙之时,无奈的项羽忽发奇想:以烹太公相威胁。项羽的目的是想借此机会要挟刘邦,逼迫刘邦投降。

  刘邦不吃这一套,竟然嬉皮笑脸地对项羽说:我和项羽都受怀王的命令伐秦,又结拜过兄弟;所以,我爹就是你爹,你要烹你爹,我也跟着一块儿喝汤(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大怒,要烹太公,幸亏项伯从中斡旋,项羽才未杀太公。

  这件事虽然史书记载的是杀太公,如果真的烹了太公,吕后能躲得过去吗?绝对不可能躲过去!项羽一旦感到绝望——人质不能起到威慑刘邦的作用,他岂能白白为刘邦养着刘邦的老婆?

这场危机由于项伯相救,说了一番杀太公没有任何作用,只能使两家的仇结得更深之类的话,项羽才平息了怒气。

  太公得以躲过一劫,吕后也因此得以躲过一劫。

刘邦虽然在做汉王之时已经宠幸上了戚夫人,但是,刘邦不解决吕雉的问题可以,但他不能不想办法解决其父做人质的问题。因此,刘邦与项羽在荥阳对峙了两年多之后,由于项羽军粮短缺,不得不同意刘邦汉五年十月提出的鸿沟议和。

  刘邦利用鸿沟议和的骗局,诱骗项羽放回了做了两年零四个月人质的刘公和吕雉,然后撤兵。刘邦在得到被扣两年多的老爸和老婆后,立即撕毁协议,追杀项羽。但是,不管刘邦如何欺骗项羽,鸿沟议和终于使吕雉回到了汉营。

吕雉对楚汉战争的贡献是他为刘邦做了两年零四个月的人质。

  这是吕雉为刘邦做出的重大牺牲,也是吕后在刘邦死后执掌朝政的政治资本。

历经磨难,回到老公身边的吕雉却发现刘邦身边早已有了宠幸的戚夫人。“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史记·吕太后本纪》)此时的吕后因为年龄长于戚夫人,常常作为留守,伴在刘邦身边的是那位年轻貌美的戚夫人。

  由于在此之前吕后已经和刘邦长期分居,吕后作为人质被放回后仍然与刘邦分居,因此,吕后此时已经很难见到刘邦了。两人的关系也因此更加疏远。吕雉必然学会直面情敌。此时的吕雉有多大?我们可以粗略地估算一下。

吕雉不足二十岁时嫁给刘邦,一年之后生汉惠帝刘盈,第四年刘邦起兵反秦离家出走,经过三年反秦,四年楚汉相争,到鸿沟议和之时,吕后才与刘邦重逢,离初婚已经十年。

  因此,此时的吕后应当是不足三十岁。这十年夫妻,吕雉和刘邦共同生活了不到三年,刘邦就在芒砀山落草,接着是反秦三年,灭项四年。等到吕雉再回到刘邦身边,刘邦不但有了新宠,而且又有了另一个宠爱的儿子刘如意(刘邦和戚夫人所生)。不到三十岁的吕后此时只能默默地当一个“留守太太”。

  历史上权势显赫的一代女主,在个人感情生活上并不如意。当人们抬头仰望着权倾天下的一代“女皇”时,谁能知道这位“女皇”有多少幸福感?刘邦宠幸戚夫人,恩恩爱爱;吕后从刘邦反秦开始,就与刘邦再无见面,七年后她才回到丈夫身边,但是,她已经是“常留守,希见上,益疏。

“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如意立为赵王后,几代太子者数矣。(《史记·吕太后本纪》)”

刘邦宠爱贵妃戚姬所生的儿子赵王如意,他想废掉吕后所生的太子刘盈,改立赵王如意。

封建社会时期,嫡长子继承制 是宗法制度最基本的一项原则,即王位和财产必须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是嫡妻(正妻)所生的长子。

刘邦废太子之事引发了两个方面的强烈反应。第一个做出强烈反应的是朝中大臣。

  张良、周昌、叔孙通等朝中大臣都坚决反对废长立幼。其中,叔孙通于汉十二年劝阻刘邦废立太子时的一番话非常最具代表性:太子天下本。本一揺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叔孙通为代表的朝臣们看重的正是制度治国,他们认为:一旦制度遭到破坏,后果不堪设想。

  张良、周昌等大臣们的反对皆缘于此。

《史记·张丞相列传附周昌传》记载了有关吕后“跪谢周昌”的故事。周昌是刘邦任泗水亭长时的老部下,跟随刘邦一块儿起兵。他的哥哥周苛还是一位烈士,为守卫荥阳被项羽所杀。周昌坚决反对刘邦废长立幼。

刘邦问周昌废立太子一事,周昌口吃,说话结结巴巴,但是,他一听刘邦要废长立幼,非常恼火,他说:我的嘴不会说,但是,我觉得这件事绝对不可能做,陛下即使想废太子,我也绝对不接受这个诏书。由于周昌口吃加上盛怒,所以,才有“期期知其不可”、“期期不奉诏”二语。

  这里的“期期”正是周昌结结巴巴说话的真实状态(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

另一个作出强烈反应的是此事的最大受害者吕后。

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

  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史记·留侯世家》)

有人为吕后设谋,让他找张良。吕后就让他的哥哥吕泽劫持张良,逼着张良献计。张良对吕泽说:皇上在战争困难的时候确实能够听我的意见,但是,现在是因为爱而要废长立幼,这已经不是靠说能了结的事。

  但是,皇上非常看重的“商山四皓”(隐居在商山的四位年长的高士;皓,白,指发白)却始终请不来,因为他们认为皇上对臣下态度一贯傲慢。如果你们想个办法把“商山四皓”请出来辅佐太子,让他们天天陪着太子,特别上朝之时陪伴太子,皇上一定会看见。皇上知道“商山四皓”辅佐太子,也许会有一用。

吕后立即付诸实施。吕后派吕泽让人带了太子的亲笔信,还带了一份厚礼,请“商山四皓”出山,这四位高士竟然全来了(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四人至《史记·留侯世家》)

汉十二年,刘邦平定黥布叛乱结束,但是,刘邦也在这次平叛中第二次受到致命箭伤。

  而且,由箭伤引发的疾病更加严重。此时的刘邦已经预感到人的生命是有尽头的;因此,刘邦废立太子的愿望也更加强烈了。张良劝阻无效,托病不再上朝。作为太子太傅的叔孙通以死相谏,刘邦假装听从,实际上废立太子的想法毫无改变(上详许之,犹欲易之——《史记·留侯世家》)。

一次朝宴,高祖刘邦发现太子身边有四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胡须、眉毛都白了,服装、帽子非常讲究。高祖很奇怪,就问他们:你们是谁?四位老人上前回答,并各自报了姓名:东园公、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

刘邦听说后大为吃惊:我请你们多年,你们逃避我。

  现在为什么要随从我的儿子呢?四位老人回答:陛下轻视读书,又爱骂人。我们坚决不愿受辱,所以才因为恐惧而逃亡。如今听说太子仁孝恭敬,爱护天下读书人,天下人都愿意为太子效死力,所以我们就来了。

刘邦说:烦请诸位好好替我照顾好太子。

  四位老人敬完酒,离去。

刘邦看着离去的四位老人,指着他们对戚夫人说:“我想更换太子,但是,他们四位高士都来辅佐太子,太子的羽翼已经丰满,难以撼动了啊!吕后真是一位好主子啊!

戚夫人听说后,立即失声痛哭,刘邦说:为我跳一曲楚舞,我为人唱一首楚歌。

  歌词说:鸿鹄高飞啊,一飞千里。羽翼已成啊,横渡四海。横渡四海啊,还能作什么。即使有弓箭,对于高飞的鸿鹄还有什么用呢(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翩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史记·留侯世家》)。

从此之后,刘邦再也不提废立太子之事。

汉高祖十一年春,淮阴侯韩信谋反,吕后与萧何用计,诛杀韩信。同年三月,粱王彭越谋反,刘邦将其废为庶人、削职流放蜀地。途中遇吕后,彭诉说无罪,吕后答应为他说情,将其带回咸阳。她报怨刘邦:“你把彭越放走,等于放虎归山。”刘邦遂将其处死,并夷其三族。

  刘邦称帝八年间,吕后协助刘邦,镇压叛逆、打击割据势力,对巩固汉朝统一政权起了重要作用,并为她日后掌权作了充分准备。

吕后当政内,创自刘邦的休养生息的黄老政治进一步得到推行。刘邦临终前,吕后问刘邦身后的安排。她问萧何相国后谁可继任,刘邦嘱曹参可继任,曹参后有王陵、陈平,但不能独任,周勃忠诚老实,文化不高,刘家天下如有危机,安刘氏天下的必是周勃,可任太尉。

  吕后虽实际掌握大权,但她是遵守刘邦临终前所作的重要人士安排遗嘱的,相继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而这些大臣们都以无为而治,从民之欲,从不劳民。在经济上,实行轻赋税。对工商实行自由政策。在吕后统治时期,不论政治、法制、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均全面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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