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记之七：再挖一锨
——浅议结尾、细节与深度
近日，朋友发来一个视频，短小精悍，颇为搞笑。捧腹之余，细细品味，很是得了一些启发。视频的情节其实很简单。一位贵妇人牵了自己的爱犬逛街，路遇乞丐。乞丐向贵妇人乞讨。贵妇人指着自己的爱犬说：“他是位男士。你叫他一声‘大哥’，我就给你一百块钱。”乞丐不语，维护着自己的尊严。一位路人见状，问贵妇人：“我叫他一声‘大哥’，你也给我一百块钱吗？”贵妇人点头应诺。路人对着小狗，爽快地叫道：“大哥、大哥、大哥……”一连叫了十声。贵妇人掏出钱包，淡然地点出十张百元大钞，爽快地送给路人。路人一转身，将十张大钞放进乞丐手中的破篮子里。
故事至此，已经十分感人，非常正能量了。就此打住，这个视频也说得上满分。但作者意犹未尽，再添一个小小的尾巴——路人又转身，对着贵妇人“恭恭敬敬”地说：“谢谢大嫂！”
我不由得拍案叫绝：简直是神来之笔！
一声“谢谢大嫂”，仅仅四个字，让观者更为开怀的同时，也更为“解气”：挥金如土的贵妇人，不过是一条没有人味儿的“母狗”，真真是“人模狗样儿”。骂得痛快淋漓，又在情在理，不失粗俗。作品的讽刺意味，说得上入木三分了。
我想，这个视频的脚本，其实就是一篇小小说，小巧而又精致的小小说。这篇小小说最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它的结尾。其实，大多精致的小小说，都是以漂亮的结尾取胜的。作者不动声色地娓娓道来，至结尾处，突然抖出一个“包袱”，既在意料之外，又于情理之中，让读者始而为之叫绝，继而回味无穷，以至过目难忘。
不只小说，散文等体裁的作品，结尾同样至关紧要。前人总结结构文章之技巧，谓之“豹头、猪肚、凤尾”，就是这个道理。我在构思散文或小说，尤其是短一些的作品时，往往先将结尾设定下来，方肯动笔。我感觉，结尾就好像百米短跑横在终点的那根线，看到了那根线，就有了冲刺的目标，也就有了激情和力量。如果没有设定一个理想的结尾，就感到无从着笔，于是搜肠刮肚，反复斟酌，直到突发灵感，精彩的结尾来了，创作激情随之而至。
“谢谢大嫂”四个字，还让我联想到作品的细节和深度。
作品的细节，就像人的血肉、细胞。好的细节，是一弯柳眉，一双杏眼，鲜活传神，楚楚动人。这样的作品，自然给人以美的享受。反之，一个作品倘若没有细节，没有好的细节，便是一具了无生命的木乃伊，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呆若木鸡的丑八怪，其艺术感染力，就大打折扣了。 “谢谢大嫂”，四个字，瞬间的画面，却能为作品增色十分。这样的细节，称得上“一字千金”。
作品要有深度，这是写作的ABC。深度是作者反复审视自己的题材，深思熟虑，挖掘出来的。作品的深度，取决于作者的品位、境界、功力，甚至才华。这有点像挖井，挖到一定深度，多挖一锨与少挖一锨，效果大不相同，甚至是质的升华。这个视频的作者，挖到路人将钞票赠与乞丐，“井”已经见水了。一般作者，往往浅尝辄止，就此止笔了。但这个视频的作者，高人一筹，再挖一锨，挖到“谢谢大嫂”，于是泉水喷涌而出：人物形象更加高大，正义与卑鄙的对比愈加鲜明。“见水”与“泉涌”自然不能同日而语。作品的思想深度，突破了平庸，陡然大增，实现了质的升华。这就是高手。
随手记之八：守住底线
打开手机微信，见有一小视频，题目两行，曰《辛苦了一年 到城里见识下世面》，便看下去。孰料，越往下看越让人坐不住，始而惊，继而怒。小视频自始至终用哈哈的笑声做背景效果，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这个小视频没有连贯的情节，只是罗列了一串毫不相干的小片段。主人公也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农民。试举几例：一个农民，或许是进火车站吧，过安检时，背着包裹，整个身子躺在了传送带上，被安检门挡住。另一个农民，逛超市，不会乘台阶式滚动电梯，摔了个四体朝天。最搞笑，或许编导认为最得意的“神来之笔”是，一个女农民，进卫生间不会用蹲式抽水马桶，居然站到马桶边沿上，一个闪失，掉进马桶。至此，编导意犹未尽，又让女农民把马桶当做洗衣盆，在里面涮洗衣服，还顺便洗了两颗水果，当即取出，大啃大嚼！结尾是，一个农民上公交车，问能否带宠物上车。司机点头应允。于是，这位农民便牵了一头大黄牛推门登车……至此，背景效果——哈哈的嘲笑声达到高潮。
我怒极，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不是肆无忌惮地作践农民吗？个别农民的某些局限，被恶意夸张，臆造出愚昧无知的效果；农民成了小丑，被任意耍笑。这首先在感情上让我难以接受。我出身农家，有着农民的基因，血管里流淌着农民的血。我容不得一丝一毫对农民的不恭。
从艺术角度审视，这个小视频更是匪夷所思。众所周知，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所谓真实，一是生活的真实，一是艺术的真实。作为艺术作品，人物、故事都是可以虚构，只要符合现实生活的基本规律，就不违背生活的真实。狗咬人，如何虚构都不失生活的真实，人咬狗则不然。艺术的真实，是指艺术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人生和社会的本质。这个小视频引发诟病，恰恰是它在生活真实的掩盖下，违背了艺术真实。小视频中的几个片段，或许在现实生活中曾经发生过，至少是可能发生的。但拿到现实生活的大背景下予以观照，它就严重失真了。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使城乡差别、工农差别都大幅缩小，农民的经济、文化生活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质的变化，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那么多农民进城创业、打拼，成为新市民。那么多父母跟随子女走进城市，或照料第三代，或享受第二代奉养。这些人群往来于城乡之间，从城市带至农村的信息，难以计数。电视、电脑、手机的普及，为农民打开了无数的窗口，让他们尽情地认知外面的世界，包括中国和外国的形形色色的城市。在这种背景下，农民眼界的开阔，见识的激增，是不言而喻的，“井底之蛙”的帽子早已被扔到太平洋里去了。这才是当今社会生活的主流和本质。艺术作品反映的，应该是这样的现实。
或许有人质疑：这么一个小视频，不就是博网民一笑吗？这样评头品足，岂非小题大做？不然。我们并不泛泛地指责搞笑作品。许多搞笑作品，特别是小视频之类，令人捧腹，但笑过之后，却又发人深思，给人启发和鼓舞。这样的作品，寓教于乐，保持高品位，是值得赞赏和提倡的。反观《辛苦了一年 到城里见识下世面》，它的确很搞笑，但笑过之后，让受众品味到的是什么呢？是被严重歪曲了的现实生活，是对广大农民的无端嘲讽，是对艺术的肆意亵渎。它只有一个作用，那就是作为反面教材，告诫作家、艺术家，不管创作何种形式、何种题材的文艺作品，都要始终守住一条底线：尊重农民，尊重人民，尊重艺术，崇尚真善美，鞭笞假恶丑，传播正能量。
随手记之九：小小说与“大小说”
小小说，又称微型小说、微小说、秀珍小说、超短篇小说、一分钟小说等。日本著名作家星新一的《一分钟小说选》，好几个版本，均有中文译本。顾名思义，小小说的显著特点是“小”，一般在千字左右，不超过1500字。另外，星新一认为，小小说还具有立意新颖、情节严谨、结局新奇三要素。近年来，我国文坛小小说创作呈井喷式爆发之势，姹紫嫣红，五彩缤纷。小小说不仅充斥于网络，而且催生了专事发表、转载小小说的刊物。诸多文学期刊开辟了小小说专栏，连《小说选刊》也专门给了小小说一席之地。各种小小说评奖活动，小小说结集出版物，也如雨后春笋。原因之一，大概是生活节奏加快，人们无暇顾及“大部头”，因而更青睐小小说。读者群的膨胀，推动了作者群的发展。当然，绝不能因为小小说读者群膨胀，就给它定位为“快餐文学”甚至“垃圾文学”。也不能说创作者趋之若鹜，就认为小小说容易写，可以信手拈来，粗制滥造。事情恰恰相反。一篇千把字的精致的小小说，往往令读者爱不释手，过目难忘。它给予读者的阅读愉悦，心灵震撼，引发的思考和启示，它的能量和影响，远超一些平庸的“大小说”，包括洋洋几十万言的长篇小说。而作家写出一篇出类拔萃的小小说，也必须匠心独具，殚精竭虑，精心雕琢，而且要有好运气，遇上一个好题材。
昌乐的小小说创作，渐成县内文学创作的亮点，出现了以白金科、张洪贵为代表的小小说创作群体，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小小说作品，在全国文坛产生了一定影响。白金科的小小说《最后的守护》，获《光明日报》2014年首届《光明日报》微小说大赛一等奖；《看菜》获第十九届中国微型小说年度奖。张洪贵的小小说《风清月正高》获第十六届中国微型小说年度奖；《一只金耳环》被《小说选刊》转载，入选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编选的《中国微型小说读库》（第1辑）。
小小说虽然小，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除了篇幅短小及前面提及的其自身特点外，人物、故事、立意等均与“大小说”无异。这里所说的“大小说”，是指短篇小说（一般两千至两万字之内）、中篇小说（一般三万至十万字之间），长篇小说（一般十余万字以上）。因而，一般作者往往并不仅仅拘于小小说的写作。白金科也曾写过一些“大小说”，但未获得理想的效果，于是他改弦易辙，尝试写小小说，尝到了甜头。他认定了写小小说这条路子，“咬定青山不放松”，专注于小小说创作。在多年孜孜不倦写作小小说的过程中，他积累了写小小说的经验，掌握了要领，最终登上了小小说创作的最高殿堂，一举拿下首届《光明日报》微小说大赛一等奖。我是赞成白金科这种选择的。作家的才华、生活积累和文学素养、所处生活环境和文学氛围不同，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扬长避短，选择适合于自己的写作体裁，锲而不舍，走的弯路可能会少一点，而获得成功的几率则可能高一点。我们草根作家尤其如此。
张洪贵则走了另外一条路子。先是写“大小说”，积累了一定的写作经验，又在小小说创作上取得了突破。在继续探索小小说创作规律的同时，也没有停止“大小说”的创作。其中篇小说《落花流水的日子》获得《今古传奇》全国文学作品评比一等奖，短篇小说《乡烟袅袅》获得省委宣传部、山东省作协征文比赛二等奖，并结集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落花流水》。
两位作家，两条路子，各有所长，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托尔斯泰认为，“小小说是训练作家最好的学校”。我还是倾向于初学小说的草根作者，先从小小说或短篇小说写起，循序渐进，少走弯路。当然，要因人而异，不能强求一律。
随手记之十：冥冥之中的“贵人”
人生道路，总是坎坎坷坷，起起伏伏。即使所谓“成功者”，也往往难逃此规律。当时运滑入低谷时，往往会突然出现转机，逐步上升。人们称之为“时来运转”。这种转机的出现，往往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也许原本与你并非十分密切，但在关键时刻，他却出现在你的眼前或背后，一伸手，或者一开口，改变你的命运走向，甚至影响你的一生。人们将此现象称作“贵人相助”，将相助者叫做“贵人”。“贵人”和“贵人相助”经常挂在相面算卦先生嘴边，因而被赋予浓重的迷信色彩。
我自以为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封建迷信。但回望生活中出现的诸多鲜活的事例，却逼迫我不得不承认“贵人”的存在。
那年，我参加潍坊地区小说学习班。匆匆写就两篇稿子，都被辅导老师退了回来。眼看行将结业，无奈地将随身带来的一篇旧稿交上去，碰碰运气。出乎意料的是，学习班请来的辅导老师，时任《山东文学》主编的王希坚老师因故提前返回省城了。主持学习班的老师告诉我，希坚老师没来得及看我的稿子，将稿子带走了。我彻底失望。出乎意料的是，过了些日子，《山东文学》编辑部打来电话，让我去改稿子。我匆忙赶到编辑部，得知希坚老师已经调离。编辑老师拿出一张稿签让我看。16开的稿签被希坚老师写得满满当当，仿佛意犹未尽，又将反面写了个满满当当。我那篇稿子的长短得失，分析得透彻中肯；修改的方法，点拨得一明二白。最后一句话是，要请作者到编辑部来修改，以保证将稿子改好。在编辑老师的指导下，我遵照希坚老师的嘱咐，顺利改完了稿子，题目定为《尤庄的蒲团》。很快，《尤庄的蒲团》便在《山东文学》头条位置发出。更出乎意料的是，次年的《山东文学》年度作品评奖，《尤庄的蒲团》居然榜上有名。这虽然不是什么大奖，但对于刚刚在文学道路上起步的我而言，却具有里程碑意义。它给了我鼓舞、信心和力量，坚定了我追求文学的意志。毫无疑问，王希坚老师就是我的“贵人”。
颁奖仪式在次年春天《山东文学》编辑部举办的小说学习班上举行。刚刚拿了奖，我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决心写出一篇超过《尤庄的蒲团》水准的好稿子。孰料，昼夜伏案，苦思冥索，题目写了一个又一个，稿纸扔了一张又一张，最终交了白卷，大败而归。我的情绪跌入低谷。从低谷中爬上来之后，我重整旗鼓，写出了《姜守本进城》。稿子寄出不久，《山东文学》编辑部就打来电话，让我去改稿子。这次的责任编辑是小说组长梁兴晨老师。我在梁老师的悉心指导和“逼迫”下，反复改了几遍。最后一遍，梁老师看后仍摇头说：“还不够味儿……”我说：“我就是这些本事了。”缴械投降。《姜守本进城》不久即在《山东文学》头条位置发出。出乎意料的是，大约两个月之后，《小说月报》转载了《姜守本进城》。当时，《小说月报》不输刚刚创刊的《小说选刊》，是全国小说作品的最高殿堂。转载之后，连锁反应随之而来：得奖，被改变为扬剧、广播剧、电视剧剧本，入选几种文集，外省刊物的约稿信也不断寄来……这一次的“贵人”，显然是梁兴晨老师，以及《小说月报》的编辑。这位（或几位）编辑姓字名谁，至今不得而知。他们从全国各地报刊推荐来的浩如烟海的优秀作品中，选中《姜守本进城》，将一个蜗居县城的名不见经传的草根作家的名字，一下子推向全国文坛，对改变我的命运走向，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唐彦林、赵玉嵘，从《小说月报》上读到《姜守本进城》，产生灵感，决定改变为电视剧，并且很快得到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领导的批准。他们与我电话联系后，即着手写剧本，定名为《姜守本当家》。不久，剧组便赶到昌乐，开机拍摄。围观者络绎不绝，一时成了县内的爆炸性新闻。片子在中央电视台多次播出，不仅深受观众欢迎，还受到中宣部文艺局领导的好评。其后，我的升职、工作调动、家属农转非，以至接触电视文学创作，都与《姜守本进城》《姜守本当家》息息相关。毋庸置疑，唐彦林、赵玉嵘两位导演，也是我的“贵人”。
除开文学创作之外，与命运相关的另外两件事，也都有“贵人相助”，令我终生难忘。
那年，县计划委员会分配给县文教局30个招工名额，定向招收青岛下乡知识青年做教师。知青们宁肯下工厂当工人，也不愿当教师。30个名额眼看招收不满。文教局领导研究此事时，恰巧我在昌乐一中读书时教我们语文的董道三老师在场。董老师说：“从咱们一中毕业，考到青岛一中读高中的郭建华，也算是青岛知识青年，是不是可以招收？”领导们采纳了董老师的意见。于是，一夜之间，我便从民办教师变身公办教师，感觉像是天上突然掉下个大馅饼，偏偏砸到我的头上。董老师的一句话，为我以后进文化馆、文化局，从事文化工作，进而成长为作家，铺平了道路。董道三老师是当之无愧的“贵人”。
又一年，我的孩子身患再生障碍性贫血，住过几个大医院，终难治愈。正当我束手无策之际，在医院遇到了时任县劳动局局长的刘英民同志。他说：“省劳动厅有位李处长得过这病。我问问李处长。”刘局长热情牵线，我很快联系到李处长，进而联系到远在辽宁阜新的邢鹤林教授。服用邢教授的草药一年之后，孩子痊愈。这简直是个奇迹。对于“再障”这种顽疾，西医至今苦无良方，根治的方法只有骨髓移植。因而许多人误将“再障”与白血病混为一谈。刘局长一句话，救下我的孩子一条命，也救了我们全家。他是我们一家人的“贵人”。
“贵人”的出现，其实是有其前因后果的。是否命中注定有“贵人相助”，则另当别论。在我看来，无论如何，对于自己的“贵人”，必须尊重，必须感恩，必须永世不忘。而我们自己，也要尽力做他人的“贵人”，不管是举手之劳，还是竭尽全力，都在所不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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