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文明古国，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雕版印刷源于唐，兴于宋元，盛于明清。明清两代是我国雕版印书的黄金时代，其刻书盛况，远超宋元，更为唐代所不及。研究刻本流传，有史可考，有评有释，撮其要义，钩稽史实，学点古籍知识，大有裨益。众所周知，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伟大发明，被称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之一。中国的印刷术是人类文明的先导，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自印刷术发明后，书籍出版大为改观，为知识传播与交流创造了非常有利条件，对推进世界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印刷术，已被列入联合国文化遗产名录（据2010年11月16日环球网记者李宗泽报道），举世瞩目，国人振奋。我国雕版印刷源于唐、五代，兴于宋、元，盛于明、清。而明清两代是我国雕版印书的黄金时代，其刻书盛况，远超宋元，更为唐代所不及。中华历史悠久，代有典籍文献，浩如烟海，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学术之精奥，刻本之多样，流传之长远，可谓在世界上无与伦比。一、印刷术的发明印刷术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话题，斑斑史迹，可圈可点。所谓印刷术就是将文字制成印版，在版上涂上墨，印到纸上所成为印刷品的工艺。它基本上有两种：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雕版印刷术又叫整版印刷术，是将文字反刻在一块整体的本版上，然后在版上加墨印刷的方法。活字印刷术是先刻成一个个反刻单字，依照著作物，将每个单字检拼凑成一块整版，再在版上加墨后印刷而成的方法。我国雕版印书起源于唐代初期，唐代后期逐渐流行，五代时大量应用。且看有史考据，令人可信。唐代长庆四年(824)，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中说：“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等篇，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中“模勒”二字用现代词义的解释为雕刻的意思。既然说到雕刻，当然就必有雕版，有了雕版，才能印刷卖品。道出了当时刻印诗文出卖的事实。据《旧唐书》文宗本纪中记载：太和九年(835)十二月“丁丑，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版“。其意即太和九年十二月初六下令禁止民间私印日历。又据《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帝王部革弊第二，冯宿在奏文说“剑南、西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从这些也可见当时雕版印刷术已经在民间广泛流行。柳砒在其《家训》序里说“中和三年癸卯夏(883)，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官、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九世纪后期在四川成都等地已有印刷的字书及阴阳占卜的书籍印刷品。宋代朱翌《猗觉寮杂记》中说：“雕版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后唐方镂九经，悉收人间所收经史，以镂版为正”。又王应麟在其《困学纪闻·经说篇》引《国史艺文志》中说“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多术数书、小学”。可见宋代人都认为雕版印刷是唐代所发明。且看实物为证，令人信服。唐代刻本在今天能见到的虽然极少，但毕竟有之。如在甘肃敦煌发现的实物，最著名的是咸通九年(868)雕印《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这部佛经卷末明明白白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字迹。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有日期的印刷品。在佛经卷首印有图画一幅，画的是释迦牟尼《祗树给孤独园》的图，这幅画线条挺劲，刀法圆熟，经文字体浑朴，黑色鲜明，充分反映出这部书的印刷技术，已经达到纯熟的境界。这充分说明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当远在公元868年以前，是无可置疑的。还有唐《乾符四年(877)历书》、《中和二年(882)具注历》两种唐代历书，以及1966年在韩国发现的唐代武后时代所刻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等都是有力的证明。到五代时，刻书范围进一步扩大，无论在刻书区域、刻书人、刻书内容与品种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如刻书地区就有蜀、江宁、浙江、瓜洲、沙州、青州、福建等地。五代的国子监刻印经典也很有名，从后唐长兴三年(932)开始校刻《九经》，后来又扩大到刻印《论语》、《孝经》、《尔雅》、《经典释文》、《五经文字》等。经过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历时二十二年，直到后周广顺三年(953)才全部刻印完成。五代监本，宋人称为“旧监本”，或称监本书之始。不过五代所刻的书现存甚少。二、宋刻本
宋代是我国刻书事业的兴隆时代，雕版印书盛行。宋代刻书地域几乎遍布全国，主要以汴梁（开封）、四川眉山、杭州、福建建阳为中心。并形成了官刻、家刻和坊刻并举的三大系统。官刻本是指官方政府各机关所刻的书。以中央国子监为最著名。此外还有地方政府、司（官署名称）、书院等。宋初皇室非常重视对书籍的收集典藏、整理与利用。宋代大规模刻经之举有五次：第一次于北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宋太祖命张从信前往益州（成都）监雕大藏佛经，历时十二年，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刻成。版片运至都城汴梁（今开封）太平兴国寺印经院，印成四百八十函，五千零四十八卷，称《开宝藏》，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的佛教大典。第二次刻于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由僧人冲真、普明发起，始刻于福州东禅寺院，历时三十二年，至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刻成，计五百八十函，六千四百余卷，称《万寿大藏》。第三次刻于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由蔡俟臣、陈靖以及僧人本明、宗鉴发起，始刻于福州开元寺，历时六十年，至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刻成，计五百六十七函，六千一百一十七卷，称《毗卢大藏》。第四次刻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由湖州（今浙江吴兴）王永从捐资开刻，竣日不详。计五百四十八函，五千四百八十卷，称《思溪藏》。第五次刻于南宋理宗绍定四年( 1231)．由法中禅师发起，始刻于平江府（苏州）碛砂延圣院，历时九十一年，到元代至治二年(1322)才大功告成，计五百九十一函，六千三百六十二卷，称《碛砂藏》。宋太宗至真宗年间，朝廷聚集南北文士，编纂前代文史典籍，主要有四部书，称之为宋代“四大书”，即《太平御览》一千卷（类书）、《太平广记》五百卷（分类纂辑笔记小说、野史故事等）、《文苑英华》一千卷（文集）、《册府元龟》一千卷（类书）。这四部书篇幅巨大，卷帙浩繁，影响之大，为世人所赞。家刻本指的是私人出资所刻的书。在他们所刻的书上，往往以某家塾、某堂、某斋、某宅、某府为标记。由于家刻书一般都以广采善本，校勘精细，刻印皆佳，虽印数不多，但质量较好，为历代藏书家所珍视。宋代家刻本所涉地区主要在四川、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江苏等地。家刻书遍及经、史、子、集各类，但以集部、杂著为多。如岳珂相台塾刻《九经三传》，陆子通刻《渭南文集》，廖莹中世彩堂刻《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黄善夫刻《史记》，费氏进修堂刻《资治通鉴》，余仲举刻《新刊五百家注者辨昌黎先生文集》等都是著名的家刻本。坊刻本指的是民间书商所刻的书。宋代坊所刻的书大都以书商字号署名，称某某书堂、书铺、书肆、籍铺、经铺等。如荣六郎刻书铺就是在北宋京城汴梁（开封）刻书售书，后随王朝南迁临安（杭州）仍继续刻书售书。临安书肆林立，陈宅（陈道人）书籍铺，尹氏书籍铺等，都是浙江有名的书铺。宋代坊刻书很多，主要地区有浙江、福建、江西、四川、山西等。以福建最多，福建又以建阳为多，建阳又以麻沙镇、崇化镇两坊最有名，号称图书之府。特别以余仲仁的万卷堂、余志安的勤有堂刻书为最有声誉。但也有的书坊从盈利出发，急于求成，疏于校勘，质量不高。宋代刻本特点据明代叶盛《水东日记》中说：“宋时所刻书，其匡廓中折行上下，不留黑牌。首则刻工私记字数，次书名、次卷第数目，其末则刻工姓名，以及字总数。余所见当时印本书如此”。一般来说宋刻本的书口以白口居多，到南宋才出现黑口。宋前期的装帧是当时流行的蝴蝶装。书叶不用折叠，版心向内，所以不需镌刻黑线。到了南宋后期时，出现了包背装或线装形式，版心向外，了为折叠方便，即在版心上下往往镌刻一条黑线以作折叠标准，于是版心便有了书口之称，也有白口黑口之别。宋刻本在字体方面，大多仿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字体，大致浙江刻本以欧体居多，四川刻本以颜体居多，福建以颜体、柳体居多。每行字数不一，北宋刻本多以字大、行宽；南宋刻本则以字细、行密。其刻本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宋版书是世人所公认的珍本，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究其原因是：第一宋版书接近于原本，刻书精审，在学术研究上占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第二宋版书刊刻艺术为后世的楷模，对书籍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第三宋版书刻印工整，墨色颜润，用纸考究等许多特点；加之宋刻本传世稀少，故一直被世人所珍视。三、元刻本
元代继承宋代之后，刻书沿着宋代风格进一步发展。元代刻书业控制较严，先后设立经籍所、秘书监、兴文署、艺文监、艺林库等机构负责管理刻书。元代官刻本主要由兴文署掌管，以兴文署刻本为最著名。元代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1279)，曾派人取杭州等地官刻书版回京师。二十七年(1291)兴文署召集刻工刻印经、史、子、集各类书籍，如刻《资治通鉴》（胡三省注）等。元代地方官刻以各路儒学、郡学、府学为多，以书院刻本为最好、最有影响力。因为元代有丰富的学田制收入，刻书资金有保障；而且主持书院山长（即院长）都是有学问的文人，他们都有很好的校勘能力，为其刻书具备良好条件，所以书院刻书多而精。如西湖书院刻《文献通考》、广信书院刻《稼轩长短句》、园沙书院刻《大广益会玉篇》、宗文书院刻《经史证类大观本草》、桂山书院刻《孔丛子》、梅隐书院刻《书集传》、建安书院刻《蜀汉本末》等，为元代刻本中的代表。元代的坊刻本比官刻、家刻本为多。当时福建的建宁府是书坊聚集的地方，刻书最多，又以建阳、建安两县尤为有名。元代刻书地区除福建外、卢陵（江西）、婺州（浙江）、平水、平阳（山西）等地也是元代刻书的重要地区。元刻本有许多刻、印俱佳的刻本，校勘认真，选择良工，纸墨上等，质量相当高，印数也较多，流传较广，形成了元代刻本的特点与风格。元刻本在字体上，多用当时流行的赵孟頫字体，在版式上，元初接近宋版，行字疏明，中期以后，行格渐密，由左右双栏渐趋四周双栏，目录和文内篇名刻有鱼尾，版心多作黑口、双鱼尾，而鱼尾又多花鱼尾。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世界上第一个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是我国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的毕升，他所用的是胶泥活字。进入元代，皇庆年间(1312-1313)王祯创造木活字印书成功，把活字印刷术向前推进一大步。他在研究和改进毕升泥活字的基础上创造了一整套木活字的制作方法和使用方法，科学地总结出声韵刻字法、锼字修字法、作盔嵌字法、造轮法、取字法等。王祯在皖旌德县做县官时，就用木活字试印了《旌德县志》，全书共六万多字，不到一个月便印成一百部，大大地加速出书时间。王祯在活字印刷术作出了伟大贡献，他的《造活字印书法》一文（见其著作《农书》附录），是我国印刷史上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四、明刻本
明代刻书业，由于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采取系列政策，整顿和维护社会稳定，经济得到发展和繁荣，同时儒学选仕，重视教育，又促进了刻书业的提升，不仅刻书繁盛，抄书也盛行。明代官刻本，以南北二京国子监的刻本为著名。明太祖朱元璋取天下版片集中南京，于是南京便成了当时国家的出版中心。由南京刻工修补翻印的，称为南监本。到了明成祖朱棣即位迁都北京，于是北京也就成了印书的一个中心。北京国子监根据南监本重刻了不少书籍，称为北监本。明代内府刻书是由司礼监理其事，司礼监是明初设置十二监中地位最高的一署。下设三经厂，一是汉经厂负责刻四部书籍；二是藩经厂负责刻佛经；三是道经厂负责刻道藏。后人称这种刻本为经厂本，其校勘不够精审，质量不高。明代官刻本值得注意的是藩府刻书较多，因为明代采取分封制度，把王室子孙封到各地为王。藩刻本所据底本多为皇帝赏赐的宋、元善本书，可进行翻刻，所以质量都较高。如永乐年间周藩刻《普济方》、成化二十三年唐藩刻《文选》、嘉靖十三年秦藩刻《史记》、嘉靖二十年蜀藩刻《栾城集》、万历元年益藩刻《玉篇》等，刻印都较精良，版本价值也较高。明代官修书中，有一部大型写本书（又称抄本），不能不提的是鼎鼎大名的《永乐大典》（原名《文献大成》），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类书，珍贵文献，声名远播，也是被世界公认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它是从明成祖朱棣永乐元年(1403)到永乐六年(1408)编成。收录了从有文字记载几千年来的七八千种著作。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外加凡例目录六十卷，共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约三亿七千万字。由于该书卷帙太大，当时只抄了一部，后来又抄了一部副本，没有刻印。明代王朝不仅重视官刻，而且也重视私刻，并实行特殊政策，“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为私人刻书减轻了税收负担，鼓励民间刻书。因此明代家刻本、坊刻本都很盛行。且家刻优于坊刻。明万历年间，学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又一学者谢肇涮《五杂俎》卷十三也说：“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吴兴、新安三地剞劂之精，不下宋版……闽建有书坊，出书最多。”胡、谢两学者皆为明代人，耳闻目睹，所论有据。他俩是评价明代私人刻书质量，但也道出了明代刻书的主要地点。当今学者也多同意此论，如今人毛春翔在《古书版本常谈》一书中说：“明版本，若就地方而言，则苏、杭、皖、闽为刊刻中心地。”据记载明代书坊刻书有一百四十五家之多。其中值得提出的有常熟的毛晋，他所刻的书籍校勘精确，技术优良，版心下方都刻有“汲古阁”的标记。说到毛晋的“汲古阁”，“藏书震海内，雕椠布环宇，经史百家，秘籍琳琅，有功艺林，诚非浅鲜。”（顾廷龙等《明代版刻图录初编》卷七）。“汲古阁”创始人毛晋，字子九，是明末常熟著名的学者藏书家。他一生性无他嗜，惟书是癖，尤善本秘籍，搜集不遗余力，家有藏书84000多册。这就为其刻书和抄书提供了质量可靠的底本。“汲古阁”刻书有名，抄书也有名。毛氏父子（其子毛扇，字斧季，是明末清初著名目录学家）刻书40多年，达600多种，积书板十一万片之多，为明代私人刻书最多者。所刻的品种多为丛书，内容十分广泛，有唐宋别集、百家九流、道经经典等等。如《十三经注疏》、《十七史》、《津逮秘书》、《宋六十名家词》、《元曲选》、《说文解字》等最为著名。为保证印刷质量，毛氏父子对印工和材料都进行精心挑选，用好手、佳纸、优墨细印，确保印刷质量，享有极高盛誉。笔者还想借助一角谈一谈徽州刻书情况，因为明代皖徽州地区也是全国重要的刻书中心之一。明代徽州刻书者很多，书坊鳞次栉比，聚于徽州府治歙县。据嘉靖《徽州府志》记载，明代徽州“刻铺比比皆是，时人有刻，必求歙工。”郑振铎《西谛书话》也说：“徽郡出版事业之盛，自汪士贤与吴勉学‘师古斋’、吴琯‘西爽堂’、吴养春‘泊如斋’以来，已凌驾两京、建安矣。而版画之工，尤绝伦无比。”明代徽州比较著名的书坊和刻家主要有黄氏、吴氏、程氏、汪氏、仇氏等门，当时这里有刻工数百名，以黄姓为最多，也最有名。黄姓有影响的刻家是黄正位、黄正达、黄裔我、黄德时、黄汝清、黄晟、黄邦彦等一大批人。当时徽州地区私人刻书种次数以千计，其质量优于同时代其他地区刻本，有不少是属明刻之上乘，徽刻之佳椠。另外，在徽刻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雕镌插图版画。当时徽派版画中外驰名，而徽州又是徽派版画的发源地。在明代，这里既是江南重要版画中心，也是全国的版画中心。这里版画作品繁多，且雕镌极为精丽。版画名工辈出，尤以黄氏为最。据郑振铎《中国版画史·序》说：“我国版画之兴起，远在世界诸国之先……迄万历、崇祯之际而光芒万丈。歙人黄、刘诸氏所刊，流利工整，极见意匠。”所以有人说明代“世界版画中国之最，中国版画徽派之最，徽派版画黄刻之最”。此说虽似有些夸张，但实为不过分。在周芜《徽派版画史论集》里选录徽刻精图360件，大多出自黄氏刀下作品。所以对徽派版画值得一说。明代初期刻本犹沿元代风格，黑口居多。正德、嘉靖以后盛行白口，字体失去了以前刻本所具有的书法意味，渐变为横细直粗、形态板滞的方块字，即所谓“仿宋体”。明刻本和宋、元刻本不同的地方，特别明显是版心中书名的位置。据況卜娱《织余琐述》中说：“宋元版书，书名在鱼尾下，明刻本在鱼尾上。反是者，殆不经见”。五、清刻本
清代刻书业比之明代又有了新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大批文人、学者涉足于上此，呈现出繁荣的黄金时代，刻书抄书皆超过明代。清代刻书改变明时由司礼经管的制度，在武英殿设置刻书处，专事修书、刻书。并把清代初期政府刻书的“内府本”改称“武英殿本”。清官刻的武英殿本、坊刻本以及私家刻本，校审之精、刻印之工、纸墨之佳、装潢之美，都是空前的，今天我们见到的大多数刻本都是清刻本，特别是乾隆、嘉庆以后，考据之风大盛，精校精印的书更多，成为一个亮点。武英殿刻本是清代影响最大的官刻本，对清代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其刻本甚多，约有三百多种，内容广泛，其中卷帧最多，流传最广的有《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九通》等。清代编修丛书很盛行。据《中国丛书综录》、《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等有关资料统计，清代所编丛书有2700多种。官修丛书主要有《四库全书》、《律历渊源》、《御纂七经》等，以及翻刻大量宋、元、明丛书。其中《四库全书》最负盛名，它是继明代《永乐大典》之后，我国又一部巨大的综合性丛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到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1782年1月）编成，卷帙浩瀚，蔚为大观。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四大部分。经部五千四百八十二册；史部九千四百七十六册；子部九千零五十五册；集部一万二千二百六十二册。共收录著作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分装三万六千零七十八册，约九亿九千七百万字，相当于《永乐大典》的三倍半，至今世界上尚无一部书规模可与之相比。这部全书仅抄七部，没有刻印。清代皇帝“钦定”的书也很多，如康熙钦定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全唐诗》、《历代诗余》等都很有名。清代坊刻的书，经营历史悠久，刻书数量多，如刻印经、史、子、集，笔记小说、通俗本各类数百种。与此同时，清代私家刻书蔚然成风，特别乾隆、嘉庆之后，掀起的翻刻宋、仿宋潮流，对刻印书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刻书地点清代初期以南京、苏州、杭州为最多最好。随之四川、福建、安徽、广东、江西等地也兴盛。到清后期刻书地点遍及全国，书肆林立，刻印事业非常发达。综观清代私家刻书，鲍廷博是清代私家刻书的佼佼者，其所刻《知不足斋丛书》更是为人称道，“蜚声海内外，有功士林夥矣”。集收藏、鉴赏、校勘、刻书于一身。鲍廷博字以文，号渌飮，室名知不足斋。其刻《知不足斋丛书》，共30集，781卷，录书207种，从乾隆三十四年开始刻印，至嘉庆十九年刻成27集。是年鲍廷博去世，余下后三集由其子士恭于道光年间刻毕。这部巨制成功，历经两代人，50余年，可见梓人之艰辛。此书以精善而出名，在清刻丛书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被誉为中国古籍之翘首，深受学者的好评。清代道光年间皖南泾县翟金生在继承和发展宋代毕升的泥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又作出贡献。他经过三十年之努力，动员亲友三十六人参与研制泥活字十万多个，于道光二十四(1844)试印他自己的诗词集《泥版试印初编》。道光二十七年(1847)又排印黄爵滋著《仙屏书屋初集》。咸丰七年(1857)，翟金生又叫其孙子翟家祥排印了明代老家谱《水东翟氏家谱》等书。此前，早于翟金生泥活字印本十二年，道光十二年(1832)吴郡（今苏州）李瑶在杭州用泥活字排印的《校补金石例》四种：即《济南潘氏苍崖金石例》十卷、《长洲王氏止仲墓铭举例》四卷、《姚江黄氏黎洲金石例》一卷、《吴江弭氏祥伯金石例补》二卷。李氏、翟氏两家都按毕升活字法成功印书，雄辩地说明了毕升印书法之可靠，证实了宋代毕升是世界上第一个活字印刷术发明者的论点是不容质疑的，要比德国人谷腾堡活字印刷早400多年，捍卫了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术的崇高地位。此外，清代还有金属作活字，采用浇铸，不用雕刻，如锡活字、铜活字、铅活字等等印刷书籍。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据统计：清代刊刻及其他出版新老图书十二万六千六百四十九部，约占历代出书总数六成多，是历代出书最多的朝代，可见清代出书的盛况，独占鳌头。综上所述，我国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雕版印刷远源流长，源于唐五代，兴于宋元，盛于明清。在各代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统，刻书数量庞大，品种多样，风格各异，闪耀着祖国的灿烂文化，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丰富的学术宝库，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版本价值。保存文献，传播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责无旁贷，让我们继往开来，发扬光大。参考文献[1]刘国均，郑如斯，中国书史简编[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2]郑如斯，肖东发．中国书史[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3]卢贤中．古代刻书与古籍版本[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5[4]叶树声，余敏辉，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5]张秀明．中国印刷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6]王世伟编，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0[7]安徽省图书馆，安徽省馆藏皖人书目[M]．合肥：黄山书社，2003[8]梁垣祥，一部记录皖人著作馆藏书目之力作一评《安徽省馆藏皖人书目》(J)．图书馆工作，2010(3)[9]陈国庆，古籍版本浅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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