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一位普通的四川农民燕道诚偶然间发现了一坑玉石器，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这个偶然发现对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意味着什么。不过燕道诚知道玉石是可以用来换钱的，而且他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挖掘出了一个有众多陪葬物的大墓，所以他就回家叫上儿子一块儿挖掘。燕家父子不断拿挖出来的器物换钱。一开始父子俩还小心翼翼保守着秘密，然而这件事到底还是逐渐被人传开了。
后来这件事传到了一个汉语名字叫董宜的英国传教士耳朵中。董宜联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美国人葛维汉去实地考察：两人于1934年在燕家院子附近进行了首次发掘。经过一番发掘与考证之后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的三星堆古遗址终于得见天日。三星堆遗址面积约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
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遗址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所以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一拖再拖，直到20世纪50年代起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才逐渐进入正轨。当时人们一度以为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和南部的三星堆是两个遗址，所以分别将其命名为“横梁子遗址”和“三星堆遗址”。
1963年由冯汉骥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这次发掘展现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所以冯汉骥教授认为这里很可能就是古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三星堆遗址迎来了前后长达20年的大规模连续发掘时期。1986年三星堆出土了大量遗物和复杂的地层迭压关系。
还是在1986年两处埋藏有丰宝藏的长方形器物坑被意外揭露出来。这些发现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位于中国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视。时隔35年后三星堆遗址发掘工作再次启动。2021年3月20日在成都举行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通报：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现已出土许多重要文物。3月23日13点央视考古特别节目《三星堆新发现》对三星堆遗址8号坑发掘工作进行了现场直播。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三星堆的考古发现的直播可谓是持续霸屏：自从三星堆直播发掘以来金面面具被火速冲上热搜，青铜鼎上的豌豆射手也踏着流量火了一波，此外神秘木箱内壁的朱砂、4500年前的大米碳化种子等重大考古发现都火得不行不行的。为什么央视要对三星堆的发掘工作进行现场直播呢？为什么三星堆的考古发掘会持续霸屏呢？为什么三星堆遗址会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呢？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J.G.安特生在河南洛阳西部的仰韶村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从此就出现了中华文明黄河中心论的说法。长期以来黄河中心论不仅被国外史学界奉为圭皋，而且也影响到了相当一部分国人的认知。三星堆遗址、河姆渡遗址、红山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证实中华文明的起源很可能是多元的。远古时代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北地区、雪域高原很可能各自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
正是这些文明的不断融合构成了生生不息繁衍至今的中华文明，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些地区的文明了解得相当有限。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上下五千年从未间断的悠久历史的民族，然而正因为年代久远已使中华早期文明的形象变得模糊。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国际考古学界并不承认我国的夏朝、商朝等早期王朝，直到20世纪初殷墟遗址发现后商朝的存在才得到国际上的公认。
中国的国土面积几乎和欧洲相当，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和欧洲政治版图所呈现的“小国林立”状态是截然不同的。然而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远古时代的先民们是如何克服地理阻隔交流融合的呢？我从何而来？我因何而生？我将向何处而去？这些问题几乎构成了人类所有科学、哲学、宗教尝试解答的终极命题。
与此同时人们也想弄清楚我为什么是我？我和别人有什么不同？这样的问题不仅困扰着单独的个人，事实上大到国家民族也会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是中国人？中华民族有什么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特征？考古发掘工作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三星堆遗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因此三星堆遗址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事实上在远古时代的四川地区一直存在与中原的夏、商、周文明并存的古蜀文明，这一文明一直延续到战国时代。当时的古蜀王国作为和战国七雄并存的国家却一直远离诸侯争霸的舞台中心，以致于时过境迁之后人们对这个文明的了解越来越模糊。关于古蜀王国的历史很多都已湮没无闻，从李白、杜甫的诗作中偶尔可以依稀分辨——“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望帝春心托杜鹃”这些都是引用的古蜀王国历史上的典故。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黄帝之子昌意曾取蜀山氏之女昌仆，后来生下儿子高阳。后来蜀人中诞生了一位养蚕专家：他教会百姓如何养蚕以及如何用蚕丝纺织衣物，人们称其为蚕丛氏并奉他为王。之后古蜀国先后历经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氏族的统治。武王伐纣时古蜀国也参与了讨伐纣王的军事行动。西周初期自号望帝的蜀王杜宇迁都郫邑，教民耕种，开疆拓土，从而使蜀国成为西南地区的大国。
望帝晚年洪水为患，出自开明氏族的蜀国丞相鳖灵因治水有功被人民感念。望帝禅位于鳖灵，由此开启古蜀国历史上的开明氏王朝。相传望帝杜宇死后魂魄化为杜鹃，每逢春耕之时就会啼鸣。公元前316年秦国的张仪、司马错等人率军攻灭巴、蜀等国。古蜀王国就此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古蜀王国的历史上散见于各种传说典故之中，然而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氏族王朝是如何演变的？
这五个氏族王朝又各自有着怎样的事迹？最早的古蜀人究竟从何而来？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乃至世界史学界。三星堆遗址的存在证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很可能并非中华文明的唯一源头。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研究有助于搞清楚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个涉及到民族认同以及民族融合发展的重大历史性课题。
随着神秘的青铜大立人像、魔幻的青铜神树、象征王权的黄金权杖、太阳图腾、纵目青铜人像等等陆续被发现正使三星堆的神秘面纱在世人面前被逐渐揭开。相隔如此遥远的年代人类为何会拥有高超的技艺？研究这个问题可以解释人类文明是如何螺旋式发展到今天的。通过对三星堆遗址的深入发掘还可以揭示出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流融合。人类的文明不只有暴力冲突，同时也还有和平的交流融合。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各民族之间乃至中外之间的交流历史很可能比我们传统印象中要早得多。长期以来中原地区与新疆以及新疆以西的地区之间的交流联系被认为始于张骞之行，因此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将张骞通使西域之举称为“凿空”。然而新疆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石器形制、打刻技术以及共存的陶器色彩、花纹都与中国甘肃、内蒙、宁夏等地相近。
新疆出土的距今3000年前的彩陶三角形纹、涡纹、弦纹的绘制也证明甘肃和内地的彩陶艺术在当时已影响到新疆彩陶文化艺术的发展。早在商代的墓葬中就发现有出自新疆地区的和田玉和出自印度洋地区的海贝，这就足以证明商王朝就已和今天的新疆地区乃至印度洋地区有着一定的商品交换。早在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以前的公元前5世纪希腊帕特农神庙的命运女神雕像就穿上了原产于中国的丝绸。
近年来在新疆、南西伯利亚、克里米亚的考古发掘已为我们大体勾画出完整的中国丝绸西传路线图。其中在新疆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丝绸遗物是战国时代的遗物，也就是说在秦始皇之前中原地区和新疆乃至新疆以西的地区之间就已诞生了丝绸贸易。如果说新疆地区的考古发现证明了中原地区和新疆乃至新疆以西的地区在很早以前就存在交流，那么三星堆遗址同样证明远古时代的巴蜀地区与中原以及南亚等地是存在交流的。
三星堆出的文物就像同世人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曾几何时文学大家说蜀之难堪比上天；地理学家说巴蜀蛮荒之地孤僻苛安；历史学家说古巴蜀闭塞落后。然而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足以证明远古时代的巴蜀地区可能远没我们传统印象中那么封闭。四川盆地尽管坐落在群山和高原的环抱中，却有着得天独厚的水运交通：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沱江、嘉陵江等多条水系形成了庞大的水运交通网。
在三星堆遗址的3号坑内出土了100多根象牙。如今的四川并没大象分布。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并不代表古代的四川也没有大象。古蜀文明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那个年代大象的分布范围一度向北延伸到如今的河南省。如今河南省的简称“豫”在古汉语中指的就是大象。既然连位置更为偏北的河南尚且有大象分布，那么当年气候更为温暖的四川有大象分布似乎也不足为奇。
然而沼泽众多的成都平原比起南方的云南、泰国、缅甸等区域并不适合大规模象群的繁衍。目前四川区域内除了金沙遗址之外很少有挖到古代遗址中带有象牙的。从三星堆象牙的体积上可以判断出这些大象的体型远超今天生活在中国云南、泰国、缅甸、印度等地的亚洲象，似乎倒更接近于体型更为庞大的非洲象，当然也不排除当年的亚洲象就长这么大的可能性。
如果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象牙真是属于非洲象的，那么也就是说那个年代的巴蜀地区就已和非洲有着某种联系。当然这种联系不一定是直接的联系，也可能是在经过多层中间商之后才把象牙从非洲输送到巴蜀。此外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大约5000多枚海贝。海贝在古代是作为货币使用的，所以汉字中和钱有关的很多字都带贝字旁（赎、赠、购、赊、赈、赐）。大量海贝的发现足以证明当年古蜀王国在商业上的繁荣昌盛。
同时这些海贝的发现也推翻了关于古蜀文明闭塞的传统刻板印象。事实上三星堆遗址中所发现的海贝有一部分是只产于印度洋的环纹货贝，这说明当时的巴蜀地区和印度洋沿岸地区是存在贸易关系的。此外从春秋时期到西汉中期的古代墓葬中也出土过大量海贝。比如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海贝数量就高达14.9万枚！有专家把出现海贝的地方在地图上连接起来后发现海贝在中国的传播路径与蜀身毒道高度吻合。
张骞通西域时曾在中亚的大夏国发现：当地市场上竟有蜀地所产的蜀布，后经询问得知此物系从南方的身毒国（秦汉时期对古印度的称呼）传来，张骞据此推测：在中国的大西南有一条从蜀地通往身毒的道路。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东汉王朝在云南保山设立永昌郡后汉王朝得以彻底掌控由属地通往如今缅甸、印度等地的商道。这条古道被称为“蜀身毒道”（又名南方丝绸之路）。
这条古道从成都出发，一路经行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十多个州县，从腾冲进入缅甸抵达印度次大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海贝印证了张骞当年关于蜀地和南亚地区之间早已存在一条古道的判断是正确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象牙、海贝表明当年的古蜀王国同南亚、西亚等地存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这足以证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早在张骞出使之前就已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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