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施然的诗与画
——读《走在民国的街道上》
诗画双绝，古代文人擅长此类者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随便拈出几位，名气就极响，譬如赵佶、苏东坡、唐伯虎等等。然至当下，专业分工日趋紧密，在某一领域崭露头角已经非常不容易，诗画双绝者，大为罕见。倘若偶然遇到此类惊才绝艳的人物，怕是一种缘分。近读《走在民国的街道上》一书，才发觉作者施施然乃是一位诗画双绝的奇女子，让人眼前一亮，有所期待。
《走在民国的街道上》由台湾远景出版，诗画集。书的前半部为画，收29幅作品；后半部为诗，收42首。诗与画，在中国传统文学里，其实源远流长。唐人有云：“书画异名而同体。”宋人郭熙更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而古希腊诗人则说：“画为不语诗，诗是能言画。”从这个角度来看施施然的诗与画，可能别有所得。恰如评论家苗时雨所言：施施然诗画集中的诗与画，并不是简单的“诗配画”、“诗意画”或“题画诗”，而是彼此独立的两个系统，两个序列。它们的关系不是一对一的匹配，而是相互激荡和辉映。
在施施然的画作里，几乎都是以民国女子为人物，那些或娴静或温婉或艳美的民国女子，让我们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恍惚。正如施施然的诗：“放一台古琴，几枝桃花，或一只晚清的香炉/把旧式的美人/安置在明代的檀木椅上。”这些民国女子丰姿绰约，于雅致、娴静和妩媚中，充盈着一种新生的青春气息。展现出东方女性的高贵、文雅和风情，掀开民国女子软风细雨的“人间四月天”，葆有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
汉奸文人胡兰成曾写过一篇惊才绝艳的文章《民国女子》，几乎是写张爱玲最为传神的笔墨。那些熠熠生辉的文字拿来形容施施然的民国女子图，十分恰当。中国画，一向有仕女图的传统，譬如周昉的《簪花仕女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文徵明的《湘君湘夫人图》等。不过旧时的仕女图，大致以贵族妇人的游乐宴饮为主，很少有平民女子的风姿。施施然的民国女子，一扫传统画的腐旧之气，而是依托新时代女权解放的背景，用色鲜艳，让人看到新红颜的别致一面。
作为新红颜写作的代表诗人，施施然诗画之间的因缘，可以从她的一组诗《走在民国的街道上》看出某种奥秘。施施然在“题记”里写道：“这是一个生活在爱情已成为买不起的奢侈品的21世纪的现代人对一种古典情怀的怀恋。那个近百年前的叫做民国的年代，在诗里成为这种情怀的符号和意象。诗中的月白旗袍、凡士林布女学生装等等，印承着作者诗意的向往。”读“题记”，我们可以知道，那些民国女子的众生画像与诗有着密不可分而又藕断丝连的暧昧。“走在民国的街道上，步履轻盈而优雅。四月天的/花香很近，没有愤世嫉俗，只有女儿情长。”那些女儿情长的民国女子，如画一般艳美，如诗一样清丽。
诗人潘维说施施然是在“虚构自己”，其实哪个诗人不是在“虚构自己”。所有的文字都是虚构，只有在虚构里才能抵达真实。“大声谈论，从未谋面的《少女之心》/我们谈到死亡。坚贞。和十年一次的约会。”诗人在《金兰记》里虚构那些记忆里的片段，缅怀或悼念旧时的情谊，然而“各自栖息，日渐沉默，终于不知所踪。”过往的一切已成记忆，而现实只是一个“爱情成为奢侈品”的时代了。
施施然没有绝望，她用画与诗抵抗现实的冰冷。凭借对艺术的热爱，委婉抒情，大胆奔放，阻隔冰冷现实的肃杀而保持成长所需的温度和空间。“在香气缠绕里，预谋一场两千年后的私奔。”（《预谋一场两千年后的私奔》）作为女性诗人，施施然的诗精致清新、唯美细腻、柔婉晶莹，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古典诗情。在当下，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存困境而不得不四处奔波时，施施然给予了我们一种重温童年旧梦、重返古典诗意、重入高雅情境的渴望与企盼，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生活中的诗意。
在宏大叙事过度泛滥之后，诗歌开始贴近地面，彻底放弃了诸如探求深度精神的变形的诗歌世界。在施施然的《西单表妹》、《婺源记》、《替母亲走进故宫》等诗作里，已经明显抛离男权的宏大叙事，而是贴近幽居生活，放低姿态关心日常生活及其细屑的事物，写下女性独有的内心情感。事实上一整部诗歌史正是诗歌的觉悟史：由注意宏大到注意细微、由抒写光明到抒写阴影与侧影、由往上的仰视转变为向下看，最终把目光投向底层。“向下看，与鸟一起生活的人”——有诗人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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