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诛杀功臣，人们自然会想到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他的江山有一大半是韩信打下来的，可以说没有韩信就没有西汉王朝，刘邦也更不可能当皇帝。刘邦当皇帝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消弱韩信的势力，把当时还是“齐王”的韩信徒封为“楚王”，使其远离自己的发迹之地，然后又有人适时告发韩信“谋反”，刘邦又再将他再贬为“淮阴侯”，不出几个月他的妻子吕雉又以谋反之名将韩信诱至长乐宫砍头。
刘邦于纪元前二O二年得天下，韩信于纪元前二O一年身首异处，这对共过患难的君臣在天下大定之后只相处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难怪韩信在临刑之前发出了“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浩叹了。
刘邦于处决韩信之后的六年间，又相继把打天下时立过大功的燕王藏荼、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消藉砍头，稍后分封的燕王卢绾被废为平民，连他的女婿赵王张敖的封国也被取消;韩王信则很幸运地逃往匈奴，汉初分封的七个异姓王就只剩下偏居一隅兵微将寡对汉帝国构不成实质性威胁的衡山王吴芮了。刘邦诛杀功臣的恶名也因此载入史册。
刘邦诛杀功臣的名声最为响亮，但他并非做得最绝的人物;和历史上的另外两个帝王勾践和朱元璋相比，刘邦的行为简止仁慈得象传说中的“观世音菩萨”。刘邦所诛杀的六个异姓王，虽然在打江山时立了大功，但他们的封国跨州连郡，各自拥有强大的军力和财力，对汉王朝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
就算他们念在和刘邦曾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的情份上不举兵反叛，他们的后裔能否还会顾念这种情份就是一个未知数了，一旦实力膨胀到一定的程度，向主子问鼎发难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更何况六个异姓王都是用兵于神的英雄豪杰，年龄也比刘邦小得多，若要反叛朝庭自然难于应付，刘邦抵抗得了并不表明他的后代能够抵抗。
因此那些强大的封国一朝不灭，汉帝国就一朝不能安枕。刘邦自己就是因反叛项羽才当上皇帝的，因此对封国的忠诚持怀疑态度，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事先消除隐患，把封国消灭或使其力量消弱到不能累积叛变资本的程度。韩信在当楚王时曾收留了刘邦的天敌项羽的大将钟离昧，招降纳叛连友帮都是一件忌讳的事，就更不用说怀有震主之威的臣子了，因此刘邦对韩信的疑虑并非毫于根据。
梁王彭越是因没履行封国出兵助主的义务才招致杀身之祸的;淮南王英布则是率先举兵发难，刘邦连回避的余地都没有，因此刘邦诛杀功臣是有一些不得已的原因，是为了帝国的千秋大计，并非单纯是猜忌心太重或心胸狭隘之故，象和韩信并称“汉初三杰”的张良和萧何，刘邦不但没杀他们还礼敬有加，其他的功臣也都委以重任。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勾践和朱元璋是怎样对待那些开国元勋的：
勾践是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忍辱负重的君王，也是最着名的忘恩负义的君王。纪元前四九四年，吴王国大举进攻越王国，越王国不能抵抗，为了保全国家，国王勾践被迫给吴王夫差当奴隶，三年后依靠一号智囊范蠡的智慧才得以返国。勾践回国后，在范蠡和另一位智囊文仲的辅佐下励精图治，秘密重整军备，十年生计，十年教训，于纪元前四七三年打败了比越王国强大十倍的吴王国，报了二十年前的血海深仇。
吴王国覆亡的明天，看透了姒勾践本性的范蠡即行逃走，临逃走时写了一封信给越王国的宰相文仲，信上说：“狡兔尽、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勾践颈项特别长而嘴象鹰嘴，这种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共享乐，你最好尽快离开他。”文仲看完信后大大地不以为然，不相信世上会有这种冷血动物，但他不久就相信了，但已经迟了。
勾践亲自送一把剑(吴王国宰相伍子胥自杀的那把剑)给文仲，质问他说：“你有七个灭人国家的方法，我只用了三个就把吴王国灭掉，还剩下四个方法，你预备用来对会谁?”文仲除了自杀外别无选择。假设范蠡没有先见之明，结局一定不会比文仲更好。当时的越王国刚刚逃离草昧时代，人才极端馈乏，象样的就只有文仲和范蠡两人。勾践虽然只杀了一人，越王国的政治家已被剪除罄尽，性质比刘邦要恶劣得多，造成的危害也要大得多。
如果说勾践对功臣元勋象冷血动物的话，朱元璋则和蛇蝎差不到哪里去。
朱元璋于一三六八年得天下，一三八一年统一中国。战场上的硝烟还未散尽，朱元璋就对功臣发动有计划的合法屠杀。
一三八O年，“有人”告发宰相胡惟庸谋反，说他企图勾结东方大海中的日本，准备在宴会上杀掉朱元璋。朱元璋把胡惟庸剐了两千多刀(鱼鳞剐)，屠灭三族。十年后朱元璋的迫害狂又犯了，宣称发现已死了的胡惟庸的新阴谋和新同党，于是展开全面逮捕，连朱元璋最尊敬的开国元老，朱无璋的儿女亲家，七十七岁的李善长也包括在内，共杀死了二万余人。
朱元璋还煞有介事地为这次大屠杀编撰了一本书，名“奸党录”，附录李善长的供词，(这些供词是怎样获得的?想起来应该令人不寒而栗。)全国每个官吏人手一本，令其人人自危。
一三九三年，朱元璋发动第二次屠杀。“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蓝玉下狱，在酷刑下“召认”准备发动兵变。蓝玉被凌迟处死，屠灭三族。根据“口供”(在灭绝人性的酷刑下，要什么口供就有什么口供)牵引，屠杀二万余人，其中有一个公爵，十三个侯爵，两个伯爵。刑场上的鲜血大概能汇成一条小溪了。朱元璋又为这次大屠杀编撰了一本书，名“逆党录”，昭告全国。
朱元璋两次大屠杀的对象，都是他初起兵时亲如手足的患难朋友。他们为朱元璋出生入死，当他们以为可以分享富贵时，却被朱元璋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并殊连九族。这两次大屠杀不过是成批成批地死亡，事实上朱元璋每天都在屠杀。象皇太子的教师宋濂，是元末明初文才最为出众的人物，朱元璋尊称他是“圣人”，来往宫中如同一家，因他孙儿牵扯到胡惟庸案中，朱元璋翻脸不认人，昔日的上宾一眨眼就成了阶下囚。宋濂被贬窜到穷困的蛮荒，没几年就死在那里。
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刘基，他对明王朝的功绩和诸葛亮对蜀汉帝国的功绩不相上下，但他的结局和诸葛亮不能相比，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浑身不自在，朱元璋将其毒死后再嫁祸到胡惟庸身上。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绑赴刑场腰斩。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惨死在钢鞭之下。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表示辞职，朱元璋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当即命武士摔下殿堂，脑浆崩裂而死。在所有共患难的朋友中，只有三个人保全性命，没有被扣上谋反的帽子。
一是常遇春，一是徐达，一是汤和。常遇春运气最好，天下还没太平就早早地死掉。徐达的死和处决没啥分别，他患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送一碗鹅肉给他，并命送鹅肉的宦官在旁监视他吃掉，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毒发身死。
只有汤和一人寿终正寝，因为他看上去傻乎乎的，不具备承载野心的智商。在朱元璋统治时期，朝中人人自危，每时每刻都担心飞来横祸，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归来，合家才有笑容。结果官员害怕白天，夜晚不上朝，皇帝也不处理公务，生存概率要大一些。
李善长是朱元璋的第二大谋臣和功臣，和朱元璋是儿女亲家。但朱元璋对他仍不放心，必欲去之而后快。恰好其弟李存义和胡惟庸联姻，朱元璋便借此大做文章，系指使坐罪胡惟庸案的丁斌(李善长的私亲)告发李存义曾交通胡惟庸谋反。
狱吏对李存义父子施以重刑，二人熬刑不过，只好按狱吏的主意(实则是朱元璋的主意)“承认”是奉了李善长的指使，那时一班朝臣，希承意旨，联章交劾善长，统说是大逆应诛，一桩“谋反案”就此制造出来。此时朱元璋还要故作姿态，说李善长是大功臣，应法外施恩。
偏偏太史又奏言星变，只说此次占象，应在大臣身上，须加罚殛，于是太祖遂下了严旨，赐善长自尽。此时李善长已七十七岁，所有家属七十余人，尽行处斩。只有一子李琪，曾尚临安公主，得蒙免死，流徙江浦。既说占象应在大臣，则善长一死足矣，何必戮及家属多至七十余人，可见都是事先安排好做戏给人看的。外如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江南侯陆聚，宜春侯黄彬，豫章侯胡美，即胡定瑞。荥阳侯郑遇春等，一并押赴刑场处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