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是伴随着各个王朝的兴衰而前进，而其中不同民族不同利益集团的剧烈摩擦，则会产生出大量的人物事迹。满清代明是中国古代史最后一次封建王朝的更替，站在不同利益集团的角度，涌现了大量被后人称叹的历史人物。而从讨伐农民军、官至兵部尚书到兵败投降、贰主而臣的洪承畴，称为明末最具悲剧色彩的人物也不为过。
洪承畴的人生轨迹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围剿农民军，为大明南北征战——率大军与后金决战松锦——兵败投降，为大清出谋划策，每一段经历都映证了明亡清兴的历史进程。
洪承畴字亨九，福建泉州人。微时家境贫寒，但聪慧好学，在洪启胤的资助下完成学业，并获得其高度评价：家驹千里，国石万钧。万历四十四年，获得进士出身后，在刑部任事六年。天启七年，升职为陕西督道参议，由此开始其同农民军缠斗的阶段。
明朝自明熹宗天启年后，便一步步走向衰亡。外有后金八旗劲旅寇边，蒙古各部时有袭扰，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烽烟四起。朝堂之上官宦争斗、君臣不一，军旅之中各有山头，扣饷缺额严重，军力孱弱。崇祯初年，苛捐杂税繁重，适逢全国性大灾荒，民不聊生，各地民众压迫已久，如同毒瘤发作，由陕西而至全中原地区爆发大规模叛乱。
自宋以来，一军主帅常以文官指挥，宦官监军。洪承畴一开始以文官参政跟随三边总督杨鹤围剿农民军。崇祯二年，农民军围困韩城，杨鹤手中无将可用，情急之下，洪承畴自告奋勇带兵出战，斩敌三百余，一时名声大噪。但随着围剿进程的严重受挫，洪承畴的围剿理念与杨鹤产生巨大的分歧。
崇祯帝采取对农民军以抚为主的政策。然而叛乱初期农民军战斗力不如官军，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降。同时各地官员为了完成朝廷任务，苦于军力不够，只能采取安抚的政策，大量招降农民军。而朝廷也无力养活饥民，李自成也多次诈降，养精蓄锐后降而复叛。因此，农民军越剿越多，大明财政军力陷入泥淖。
洪承畴基于与农民军的直接斗争经验，指出长期围剿不力的原因，替杨鹤接任陕西三边总督后，改“边剿边抚”为“全力清剿”、“以剿坚抚，先剿后抚”，集中兵力围剿农民军。指导方针转变后，各路官军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洪承畴凭借这些胜利扭转了初期官军作战不力的局面，取得了皇上的初步信任，成为当时朝廷围剿农民军的主要军事统帅。
崇祯九年洪承畴配合名将孙传庭于黑水峪俘杀高迎祥，崇祯十二年陕西最后一股流寇被击败，李自成仅余18骑躲入陕南商洛山中，各地叛乱逐渐平息。但是风云突变，内贼尚未安复，边境再次告急，崇祯十一年九月，皇太极兵分两路，一路围困京师，一路攻占义州，围攻锦州。崇祯觉得农民起义逐渐平息，无法再兴风作浪，又担心后金军势大，命洪承畴和孙传庭率军保卫京师。一步之错加速了明王朝灭亡的进程，也改变了洪承畴后面的人生轨迹。
崇祯十二年初，京师之围稍解。洪承畴调任蓟辽总督，率领自己打击农民军训练出来的陕西精锐兵士远赴辽东，统领山海关、宁远等辽东将士。此时，中原农民军声势渐小，各地起义逐渐绝迹，军队士气高涨，崇祯一朝迎来最好局面。同时在围剿的过程中，洪承畴展现出了过人的军事才干和战略头脑，深得崇祯信任。
皇太极围困锦州、宁远长达两年，锦州守将祖大寿多次发书像朝廷告急，崇祯和满朝文武构想趁此时机与后金军决战，一劳永逸的解决辽东边患。于是明廷调集大明最后精锐，遣洪承畴统领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蓟州总兵白广恩、玉田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宁远总兵吴三桂等八总兵，九边精锐十三万、马四万集结宁远，与清兵会战。
然而大明兵士虽盛，可积弊已久。军队内部山头主义严重，洪承畴虽然名义上统领八位总兵，而真正能够得心应手的，只有自己从陕西战场带来的嫡系部队。辽东军队自袁崇焕死后，便逐渐不听调唤，明廷只能以重金维系。其他边防军队对辽东事务也不熟悉，洪承畴本人也未与后金交锋，对后金的作战方式和军事实力没有直观的经验，边防事务也要依赖辽东军队，洪的处境相当尴尬。
同时明廷常设监军一职，多为皇上亲近之人，不是宦官，便是不懂军事的兵部文官。洪承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时间缓冲，无法全面深入熟悉辽东形势和后金战力，也没有机会磨合各部矛盾，又常受制于监军。明军在存在着如此多的问题且相当致命的形势下，贸然与金军决战，后果也就可想而知。
崇祯十四年四月，明军于乳峰山初战金军，进展顺利。洪承畴初战金军，不敢冒进，入驻宁远，兵部尚书陈新甲和监军张若麒多番催促其“刻期进兵”。洪承畴不仅精通军事谋略，更是侵浸官场多年，谋略深邃，颇负权术，深知监军代表着皇上，为求个人安危得失，向陈新甲、张若麒屈服，军队指挥权落到张若麒这个不懂军事的意气书生手中。
这也反映出洪承畴非常在意个人利益，其日后投降后金也就是情理之中。这样的个人心计盘算在明末十分常见。本来军中各部均有心机，将不由帅，而此时最高统帅权飘忽不定，明军内部更加混乱了。随后的贸然出击正入后金军“围城打援”的圈套之中。
七月，明军在宁远誓师，开赴锦州城南。皇太极闻信急援，昼夜兼行500余里，分军驻王宝山、壮镇台、寨儿山、长岭山、刘喜屯，就地挖壕，紧紧包围在松山一带，断绝松山要路。
明军此时正逢内部发生分歧，各部并未同心协力作战，与后金军两战不利，形成相持。然而皇太极终究棋高一着，后金军趁着涨潮夺取明军囤积在笔架山的粮草。
粮草对于军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明军上下陷入更大的分歧。洪承畴主张就此与后金军决一死战，可是各部总兵基于明军与后金作战多为败绩，惧于金军实力，此时粮草被夺，决战胜算太小。若胜必为惨胜，各部损失过大，若败能够完整的带领部队撤出，朝廷就不会追究太大的责任，甚至可能还会奖赏。
总兵们各有心思，都主张撤退。最终决议清晨突围，可大同总兵王朴惧怕突围不成，当夜率部趁夜逃跑。这一举动顿时惊动其他各部，结果明军“各帅争驰，马步自相蹂践”，黑夜中陷入混乱和恐慌，将士散乱。总兵吴三桂、王朴等逃入杏山，总兵马科、李辅明等奔入塔山。洪承畴及其他总兵突围未成，困守松山城。此时人马损失不多，但各部散乱，被金军分别围困在各地，已失去与金军决战的实力。
崇祯十五年一月，明廷命顺天巡抚杨绳武、兵部侍郎范志完率军援赴松山，可是“皆敛兵不敢出”。洪承畴多次派军突围，都被击溃。听闻援军将至，派军六千夜袭不成，援军逡巡而不敢进。洪承畴困于松山半年之久。副将夏承德暗中投靠后金军并作内应。
二月，金军破城，洪承畴被俘。总兵邱民仰、王廷臣、曹变蛟被杀。三月，锦州守将祖大寿走出内城，投降后金。至此，历时两年之余的松锦会战以明军大败告终。明朝倾尽国力打造的九边精锐损失殆尽，精心构筑多年，历经孙承宗、袁崇焕督师的关锦宁防御体系完全崩溃，此后明朝再也无力组织起对清军的有效反击。洪承畴也迎来了其人生的最后悲剧阶段。
洪承畴降清经历了一个较为长久的挣扎，其最终的决定也令数百年史学研究者困惑不已，我想站在一个人的角度，通过洪前后所作所来为，分析其内在的原因。
洪承畴初败被俘时，痛骂劝降之人和满清上下，后来又绝食多日，在此时可以说洪是真心求死，顾全名节。洪若赴死，满腹才华就此化为尘土，内心深处必定非常自惜，他在投降清军后积极献策除了为了站稳脚跟，也不排除是想施展才华。
同时洪此人非常在乎个人利益得失，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在生死面前谁都会犹豫。松锦之战中，洪不敢擅自夺权，也不敢抗旨领军，将大军指挥权拱手让于监军，就是忌惮张若麒所代表的朝廷。洪侵浸明末官场多年，深知明廷政治结构和官场规则，此战若胜，洪作为主帅必定首功，若败，有监军擅权可洗脱主要责任。
洪在松锦决战如此重要关头都这么在意其个人得失，被俘之时对生死犹豫也就不足为怪。其次，洪对明廷也是绝望至极。明末军事实力虽然退步极多，可是面对后金还是有一战之力，火器等方面一直优于后金，崇祯十三年都能组织起大军与后金决战，且战事初起一度占据优势。但苦于军内山头众多，贪腐、扣饷、缺额、自保、练兵不力等问题，极大的削弱了明军的战斗力。
同时明廷官场政治黑暗，官相倾轧宦官害政，东林误国，党派林立，和，不能一直对外，败，不可同仇敌忾。崇祯本人喜杀无常，事必躬亲，任人多疑，有始无终，挫败不起，并非明君，明朝也不可能再度中兴。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对于如此看重自己的洪承畴来说，投靠明君才是最佳选择。
洪在转变态度之后，考虑的便是投降后的安排了。皇太极派遣多人前来劝降都被骂走，为何范文程前来便可以详谈良久?只因范文程身份不同，是皇太极极其倚重的汉臣，范前来表示皇太极十分重视招降之事。洪对待投降的态度缓和，范看到事情已经出现转机，立即回禀皇太极，下一步只需皇太极亲自出面，给洪承畴极大的台阶和尊重即可。
至于清史稿记载的范回禀说“承畴必不死，惜其衣，况其身乎?”其实并非如此，洪承畴既然在困境中尚且爱惜他的衣服，那为什么不能说他更爱惜他的名声。若洪绝不降清，范回禀就会改为“承畴必死，惜其衣，况其名乎?”后来皇太极便亲自探视，将貂皮解下亲自给洪披上，洪也见好就收，立即拜倒降服。
洪承畴是明末难得的帅才，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战略头脑。但处于明末官场泥淖，不可能独善其身，否则也干不到蓟辽总督之位。松锦一败投靠后金，站在当时的角度是大节有亏，甚至为满清后人不齿。站在发展的角度是有利于民族融合，殊不知此融合代价何其之大。纵观洪承畴一生，为大明勘定内乱立下主功，松锦败亡负有主要责任，投靠后金败辱一生清誉，前后落差如此之大，不得不令人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