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是奸恶宦官 还是维稳能臣?

犀牛历史 18 0

  历史书籍或者剧集中常常出现这么一句:阉党误国,出演宦官的角色多是白脸无须、一脸奸诈,这些宦官也常是媚上欺下、心狠手辣之辈。《新龙门客栈》里面的东厂督公曹少钦,以及《笑傲江湖》中的东厂厂公,都是这样一类货色,这源于历史上自汉末十常侍,而到明末宦官留下的极其恶劣的名声。

  但是,宦官这一特殊的人群,是历史发展中出现的特殊的产物,真正历史上的宦官也并非脸谱式千篇一律的白脸奸角。唐玄宗时辅助朝政的高力士被称为“千古贤宦第一人”,明成祖时期的三宝太监郑和以一残躯而名扬万国,而一位身负骂名数百年,常引起极大争论的,便是“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

  魏忠贤少时没有什么才干,混迹街头,常与他人赌博输钱,人近中年后自行阉割,改名参加宫内宦官选拔,于万历中期被选入宫中。明廷宦官选拔极其严格,自明宣宗起征学士为宦官讲学后,识文断字已经成为宦官的基本技能,而魏忠贤却少时贫寒根本不识字,可知他刚入宫时是多么困窘的境地。

  内廷之中心计争斗往往十分激烈,不是狡黠聪警之人,根本没法生存,更遑论步入高位。魏忠贤却很有远见,聪敏机灵,极其善于结交贵人。先巴结到太监孙暹,进入掌管内廷布匹物资的甲字库,后又得到魏朝的赏识,得以结交司礼秉笔太监王安。“形质丰伟,言辞佞利”,长得不错又很会讲话,颇有远见地,牢牢吸引住当时还是皇长孙朱由校乳母的客氏,两人结为对食,关系越来越亲密。自此,魏忠贤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为日后飞黄腾达打下坚实的基础。

  随后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大肆封赏其东宫旧人,魏忠贤得此而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并兼提督宝和三店。魏忠贤不识字但能博闻强记,又擅于揣测皇上心意,因此很得朱由校的信任,处心积略在宫内营结其他太监,后又设计除掉了王安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势力。

  自明神宗多年怠政起,朝廷形成各方势力相互攻讦,肆意排挤,是为党争。而以顾宪成为首组织起的东林朋党“以危言激论相尚”,并且打着清谈廉政的名号,吸引了大量的士人依附,成为了明末一个相当具有争议的隐形组织。

  而这些东林志士常常不顾场合和现实情况,对朝政做出激烈的讽刺,甚至攻击内廷之事,可见其熊胆极大。天启二年,初夏下起冰雹,东林党人周宗建上书说冰雹下的不合时宜,将此诬赖为魏忠贤的谗言和邪恶造成的,随后还有一批党徒附和。这些毫无说服力的理由,朱由校当然不会轻信,这些清谈之士暴露出极其幼稚的政治观,也让朱由检毫不犹豫的更加排斥不重用他们。

  魏忠贤因此意识到外廷的重要,逐渐在私下培植个人势力,凭借朱由检的宠信和权威,在一些官职上安排植入自己的亲信之人,打压与其对抗的官员。此时的魏忠贤,还不敢太过于嚣张,更多的只是和一些低位的言官过招。

  在打压王文直之时,撤换违背其意的执掌镇抚司刘乔,引起东林党众的全面反击,御史李应升就内廷操练士兵的事进谏,给事中霍守典因魏忠贤乞求祠堂匾额而进谏,御史刘廷佐以魏忠贤滥加荫封进谏,全部都被魏忠贤矫旨捉拿,此举引起拥戴熹宗即位有功的副都御史杨涟的极大愤怒,上书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宗罪。

  魏忠贤慌不择路,向时任礼部尚书的东林元老韩爌哭诉请求调解,韩爌不答应后,只能向朱由校求救,在客氏和王体乾的维护下才得以幸免。由此可见,魏忠贤并非一手遮天,敢擅权处置的不过是一些低级别的言官,而当真正引起高官的反感,魏忠贤的处境也是相当危险。

  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到,官员上达天听之路并未堵塞,朱由校虽在内廷摆弄木匠之活,却实时掌控着外廷的动向,稍有风吹草动都能立即获知,朱由校任由魏忠贤在外廷攻击官员,其一是乐得清闲,其二也是想借此压制外廷党争。

  此事过后,满朝文武都看出朱由校对其信任有加,不可轻易撼动魏忠贤在其心中地位。魏忠贤则异常恼怒,随后更加肆意营党结私,展开对东林党的全面反攻。朱由校也乐于利用魏忠贤打压东林党众,平衡朝中势力。

  从天启二年直至天启七年,魏忠贤将东林党众几乎全部排挤出朝廷,肆意安插自己的亲近之人。对朝臣和百姓都采取高压的措施,四处流民起兵但都很快被平灭,辽东战事相久持平,与荷兰两次在澎湖交战都取得胜利,不得不说魏忠贤且具有一定的军国政治手腕。

  但是明末朝纲崩塌,党争纷扰,东林党众所提倡的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也不过是面子工程,在庙堂之高尚且无人真正关心民间疾苦,处江湖之远反而清谈廉政爱民,处处阻碍朝政。无论是哪一方势力,都未能真正想办法解决,明末最为关键的百姓生存问题,无非都是维持势力均衡,太平即可。

  魏忠贤获得朱由校全心信任之后,更加嚣张跋扈,肆意封赏亲近之人。满朝文武巴结认作干爹,出行带刀锦衣卫开路,士大夫行五拜三叩头礼,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更为过分的是,魏忠贤竟然派其侄子魏良卿代天子供祭南北郊社,祭祀太庙,朱由校竟昏聩而至如此!天下之人都觉得皇权已经旁落,而当任何权臣影响到皇帝的权威并引起大众的猜疑时,那么他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天启七年八月,明熹宗驾崩,信王朱由检即位,是为明思宗,时年十六岁。朱由检还是信王的时候,就表露出对魏忠贤等的厌恶,刚一即位,杨所修等官员攻击阉党“五虎”之首崔呈秀,来试探皇帝心思,朝堂之上也都议论纷纷。

  朱由检虽然尚未发作,可满堂文武心知肚明,于是由一贡生弹劾魏忠贤十宗罪: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攻,九朘民,十通关节。仔细研读这十条罪证,我们会感觉到魏忠贤并没有后世史者描述的穷凶极恶、罪大恶极。

  朱由检最不能忍的其实就是第一、二条,这点也是朱由检诛杀魏忠贤的主要原因。魏忠贤“九千岁”的势头意味着皇权的旁落,而初登极位者最关心的事情便是集中权力,树立权威。第三条纯属牵强附会,魏忠贤劝明熹宗在宫中操练会武功的宦官,是为保护熹宗,毕竟那时党争严重,形势颇为恶劣。倘若魏忠贤有心起事,在崇祯开始准备动他时,就不会束手就擒,更不可能畏罪自杀。

  第五、七、九、十条,试问明末,除了少数极其清廉、像海瑞那般偏执狂的官员,谁没有做过?就连袁崇焕也替魏忠贤上书替其建立生祠。魏忠贤被弹劾之后,不足三月,朱由检将其发配至凤阳守陵,后来又下令捉拿魏忠贤时,他畏罪自杀。

  魏忠贤等阉宦之害不可不大,只是这一切,都是在“木匠皇帝”的授权和指示下才发生的,而对于这样一个无道昏君,《明史》还记述其“帝性机巧”,魏忠贤就是在权势最耀之时,也未能真正掌控朝廷,不然朱由检何以一继位,就有杨所修等人可用。魏忠贤数百年的骂名,绝大多数是替明熹宗背了锅而已。

  朱由检诛尽魏忠贤一众党羽,通过这样的雷霆手段向朝堂百官展示了皇权所在,也展现这个少年天子不同常人的城府和意志,为其后来主政十七年打下了稳定的基础。朱由检继位后,立即重用天启年间被打压下去的东林党,而此时的他们,却不再是天启初年真正正直廉洁的官员。

  明熹宗在病危之时谕示“魏忠贤、王体乾忠贞可计议大事”,这些话就是说给其弟朱由检听的。熹宗让崇祯好好用魏,这个用是利用,利用他平衡内外朝势力,熹宗认为他的弟弟有尧舜之能,再加上魏忠贤的用处就可以使国家走的更好。崇祯一开始不信,后来才意识到平衡的打破,却又没能找到更到的御下之术,只能信赖更多的宦官,可这些宦官既没有魏的胆识能耐,在朱由检手下也不可能得到那么大的权力,所以根本成不了气候。

  由此可见,宦官之祸非在于宦官本身,而在于君臣之间。明朝多年积攒下来的弊端矛盾在崇祯朝全面爆发,大明已经完全承担不起任何的折腾了。

  魏忠贤害政,坏不在魏忠贤这个人,而在于政治结构的失衡,任何一个有野心的官员,掌握巨大的权力后都会害政。熹宗在位时,魏忠贤的行为都得到了皇帝的默许,被官员弹劾时他也非常害怕,朱由检登基之初,要其死,他同样也没有反抗。说明皇权是仍然牢牢掌握在皇上手中,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出魏对皇上的忠诚,对于皇权的维护。魏不能因此说能力显著,功高盖世,只能说是一张双刃剑,皇帝能用好,可以平衡内外廷,若用不好,也难保魏最后利欲攻心,作出对国家更不利的事情。

  东林党空谈误国,这个空谈就是总想一些不切合实际的事情,和远大崇高的圣人思想,而真正到实际问题上来,全部都变了样。真正的政治问题需要一定特殊手段,而这些特殊手段的施压者只有魏忠贤等愿意去做,这最后却成了为其组织的罪名。

  东林党争之祸更严重的是在于结党营私,排挤不是自己阵营的官员。当这样的一批人多聚集在一起,虽然口头上是为国为公,实际问题上却是个人利益为大。常言读史论今,现代社会上也会有很多这样的人,站在自己的角度肆意攻击别人,却常常自诩为了集体利益,以一点瑕疵而掩饰别人所有的优点,危害极其之大。

  崇祯在京师攻破危难之时,敲钟百官不应,城门都被封锁,四处求援官员却紧闭大门不纳,此时崇祯内心肯定十分崩溃且愤怒不已。后来于煤山自缢前写在满朝文武皆可杀之类的遗言,不知他那时是否真的像某些谣言所传,觉得“忠贤若在,事不至此”呢?

  

抱歉,评论功能暂时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