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让徐州”的陶谦 到底是忠还是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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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谦在《三国演义》中戏份不多,通过“三让徐州”的描写,罗贯中成功将他刻画成一个既软弱无能又勤政爱民的形象,以此来陪衬刘备和曹操;而《三国志》和《后汉书》对他的记载几乎尽是贬低之词。小说中,他是一个保境安民的仁者,两部正史却都说他亲近奸佞、不理政事,《三国志》评价他是一介匹夫,“昏乱而忧死,固无可论者”,《后汉书》更是说徐州混乱就是因他而起,若不是后来裴松之引用东吴编的国史《吴书》作注,后人对陶谦的认识可能就止于此了。

  《三国志》载他出生于扬州丹阳郡,少年好学被举为孝廉,尔后出任卢县县令,之后迁升幽州刺史,后又调到朝廷担任议郎;边章、韩遂在凉州纠集羌人作乱,朝廷以司空张温行车骑将军之职率军讨伐,陶谦也以参军身份跟随张温:这就是《三国志》对陶谦在徐州任职前的所有记载。而《后汉书》在记载相同人物的经历时,通常都会参考裴注,所以同一人物传记篇幅要远超过《三国志》,可不知何种原因,对于裴松之引《吴书》的注解,《后汉书》不仅熟视无睹,甚至连《三国志》中关于他曾有任县令、刺史的经历也删去了。

  《吴书》记载了陶谦被举为孝廉后被征为尚书郎,后调到舒县任县令。值得一提的是,舒县所在郡的太守张磐是陶谦的同乡长辈,又与陶谦父亲友善,陶谦到任后张磐对他格外亲近,但他不齿张磐的作为,最终和张磐发生矛盾,但他为官清白,张磐也找不到理由构陷他,不久他就弃官离去了。

  陶谦的婚姻也颇有传奇色彩。他小时候是个孤儿,却以放荡不羁的性格闻名于县,十四岁的时候还和一群儿童尽情地玩耍。后来同县做过苍梧太守的甘公出行时在路上碰到他,见他容貌不凡,就把他叫到车上,交谈之后就打算把女儿嫁给他。这时的陶谦既无好的名声,又无地位,只因“彼有奇表,长大必成”就结下了一段姻缘。

  陶谦在跟随张温平乱前,还曾跟随皇甫嵩到凉州打过仗,而张温征讨凉州时又请陶谦为参军,接遇甚厚,但陶谦心里却看不起他;打仗回来后,在百官都参加的庆功会上张温主动向陶谦敬酒,陶谦却当众让张温受辱,张温非常生气,要把他发配到边关去,这时有人对张温说:

  “陶谦本以才略见重于公,一朝醉饮过失,不蒙容贷,远弃不毛,厚德不终,四方人士安所归望!不如释憾除恨,克复初分,于以远闻德美。”

  张温听后觉得有道理就派人把陶谦追了回来,那人又劝陶谦向张温认错,陶谦也答应了,等到张温在宫门口遇到陶谦,陶谦仰曰“我自谢朝廷,非为公尔”,张温笑他痴病未除,待之如初。其实张温也很有能力,陶谦如此不待见他,可能是因为张温的“三公”之位是买来的,当时灵帝公开卖官,汉朝被弄得乌烟瘴气,张温虽有杰才却也只好同流合污。《吴书》才评价陶谦“性刚直,有大节”,而这种刚直不屈的形象完全不同于《三国演义》的描写。

  有能力、有争议——徐州任上2

  汉朝以徐州有黄巾军兴起任陶谦为徐州刺史。陶谦到任后,在臧霸等人的辅助下组织人马终于基本剿灭了徐州的黄巾势力。汉献帝被董卓挟持到长安后与州郡断了联系,陶谦并没有参与讨伐董卓的战争,而是依旧通过各种方式向长安的汉献帝上贡。我们不知道汉献帝是怎么看待陶谦的这种行为的,只能推测汉献帝应该是希望陶谦加入盟军与“官军”直接对抗,而不是这种无意义的上贡的,但是对于董卓来说,他必须表彰这种效忠的行为,于是就以朝廷的名义升陶谦为徐州牧、安东将军、溧阳侯。

  陶谦不可能不知道董卓是个祸国殃民的奸臣,他也应该知道他给皇帝进贡的东西最终也会被送到董卓那里,那以他“刚直,有大节”的性格为何不出兵勤王呢?如果只看到这一点,即使不认为陶谦是在投机取巧,也会觉得他过于软弱。汉末有个宗室名叫刘虞,在讨董期间任幽州牧,因为实行仁政广受赞誉,但在讨董过程中也是一边支持袁绍,一边依然向朝廷上贡,董卓杀死袁隗后就升他为太傅,陶谦的行为多少与刘虞有些类似。

  再者,陶谦也确有伐董的行为,只不过没有记载在本传里,而是被放到《后汉书·朱儁传》了。《朱儁传》记载,陶谦调三千精兵协助朱儁反抗董卓,而其他的州郡就没有陶谦这么慷慨了,他们不过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愿意将军队付与别人;董卓死后,陶谦又联系州郡推举朱儁为太师,一起讨伐李榷、郭汜,不过朱儁并没有什么政治眼光,陶谦的计划没有成功。

  所以在笔者看来,和袁绍这些反董的主力诸侯相比,陶谦实际上对讨伐董卓更加尽心;在反董联盟破裂之后,他又组织起讨伐李榷的联盟,虽因朱儁离去而没有形成,也可见他不是什么软弱之人,不然可能就会成为继袁绍之后的第二个盟主了,也不会被陈寿说成是“无可论者”;而由于《三国志》和《后汉书》没有像《吴书》那样详细交代陶谦任职徐州前的经历,又把他伐董的作为记载在其他传记里,这种记载方式很容易让人误解陶谦进贡是在趁乱向董卓邀功。

  《三国志》和《后汉书》对陶谦的偏见还不止于此,例如《后汉书》在紧接着进贡一事又说“是时徐方百姓殷盛,谷实盛丰,流民多归之。而(陶)谦信用非所,刑政不理”,《三国志》也大致如此。从字面上看这句话,是说徐州本来很繁荣,陶谦却所用非人、经常不处理政事,但这句话显然不太合适。因为陶谦到徐州任职时正值黄巾军猖獗,徐州不可能繁荣的,此后徐州又一直由陶谦掌管,所以徐州后来出现“百姓殷盛,谷实盛丰”的局面也只可能是陶谦治理的结果,而《后汉书》的记载显然没有肯定这一点。

  陶谦让人非议的就是《三国志》和《后汉书》列举他废政的例子,由于亲信曹宏等谄媚小人,许多贤士被迫害,导致徐州政局逐渐混乱。徐州别驾赵昱因为忠直被陶谦疏远,后来托病辞职又被起用为广陵太守。同郡的笮融纠集了数百人投靠陶谦,陶谦让他监督广陵、下邳和彭城的运粮事务,后来他趁曹操征讨陶谦之际将数万人口和三千多马匹驱入广陵郡,还杀死了广陵太守赵昱。

  阙宣称帝的闹剧——陶谦的不忠?3

  如果只是任用奸佞顶多只能说他昏庸,还不能说是“奸”。两部正史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试图证明陶谦有不轨的举动。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六月,下邳国有个叫阙宣的人自称天子,陶谦起先和他勾结起来,发兵攻下了泰山郡的华县和费县,紧接着又攻打任城国,后来又杀死了阙宣,兼并了他的部下。

  然而事实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陶谦作为一方牧伯很难独立维持下去。汉末割据的诸侯虽然很多,但大致可分为两段时期,每一时期由两大阵营组成,其中后期以袁绍和曹操对峙为主,直至官渡之战;而前一段则以袁绍和袁术两兄弟间的对抗为主,这一时期,“(袁术)与刘表不平而北连公孙瓚;(袁绍)与(公孙)瓒不和而南连刘表”(《三国志•袁术传》),曹操经常和袁绍联手打压袁术,公孙瓒、陶谦则选择与袁术结盟。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陶谦就响应公孙瓒的号召屯兵于兖州东郡的发干县,协助袁术威逼袁绍,后来被袁绍和曹操联手击破,可见这时陶谦与曹操已经有了矛盾。

  关于曹操讨伐陶谦,最为人知的就是曹操以报父仇为名义兴兵,而大多数人都认为曹嵩的死与陶谦并无直接关系,曹操只不过是在借题发挥。《武帝纪》对此没有说明具体细节,而裴松之作注则引用了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来自《吴书》。是说曹嵩随行带有辎重百余两,而陶谦为了交好曹操就派都尉张闿率两百多个骑兵去护送曹嵩,结果弄巧成拙,没想到张闿在泰山郡的华县和费县之间杀死了曹嵩,夺走了所有财物后逃到淮南,曹操将曹嵩之死归咎于陶谦,于是就兴兵讨伐徐州。《三国演义》也是采用了这一种说法。

  另一种说法来源于《世说新语》,说曹嵩本来在泰山郡华县,曹操让泰山太守应劭派人护送曹嵩到兖州,但是应劭还没有来得及派兵,陶谦就暗中调了数千名骑兵在华县杀死了曹嵩。这种说法显然是认为曹嵩是陶谦故意杀死的。

  通过上文已经分析过的陶谦与曹操一直剑拔弩张的关系来看,第一种说法的陶谦不顾颜面地向曹操示好似乎不太可能。而且陶谦在“勾结”阙宣期间攻打的泰山郡和任城国都是曹操的兖州地盘,可见陶谦攻打这些地方并不是因为勾结称帝的阙宣,而只是军阀集团间的利益斗争。

  当年秋曹操就东征陶谦,连下十余城,陶谦节节败退,这也就是《三国演义》读者熟悉的场景了。而既然陶谦正忙于战事,阙宣在他的领地下邳国作乱,明智的做法就是先用结盟的方式蒙蔽阙宣然后再回军消灭他,因此也不能说陶谦心有不轨。

  总之,《三国志》和《后汉书》这两部正史的记载都指向陶谦是“奸”,而《吴书》对陶谦则大多是褒扬之词,称他是“忠”。《吴书》是孙权后期东吴编写的国史,也是陈寿编著《三国志》的主要参考资料,但写出的陶谦差别却非常大,究其原因就是陈寿把一些无法考证的内容删掉了,使陶谦的形象过于片面。

  范晔写《后汉书》大量参考了裴松之的注解,可对《陶谦传》的注解竟然一条都没采纳;而《吴书》可能对陶谦也有过誉之嫌,吴人对陶谦很敬重,陶谦死时,后来成为东吴重臣的张昭就为其作哀辞称他“允文允武,体允刚直”:三史的差别也让人产生疑问:陶谦到底是忠还是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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