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和司马懿 到底是不是一路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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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都为各自的老东家东汉、曹魏立下过汗马功劳。

  早在汉献帝被董卓胁迫西去长安,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之时,曹操就放弃了“春夏读书、秋冬射猎”的士大夫悠闲生活,毁家纾难。十八路诸侯各怀心思,真正勤王救驾的恐怕只有曹操、孙策二人。

  董卓被杀,汉献帝摆脱董卓旧部李傕、郭汜控制,千辛万苦回到洛阳后。又是曹操,派兵接汉献帝到许都,漂泊无定的东汉小朝廷这才获得一个相对安定的喘息之地。

  当然,曹操由此也获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依靠代天子征伐的名号,最终平定中原,完成北方的初步统一。虽然被赤壁一把火烧得片板不存,落荒而逃,但也总算保住了之前的胜利成果。至少在曹操的治理下,东汉王朝不再颠沛流离,民众也初步得到休养生息。

  司马懿对曹魏的主要贡献,是在魏明帝曹叡时期。必须指出的是,曹操因观察司马懿有“狼顾之相”而对其猜忌压制的故事,不一定属实。这是晋朝史官刻意为司马懿书写的受害者形象,从而为司马氏夺权营造舆论基础,论证其合法性。

  曹操时代,曹家和夏侯氏人才济济,司马懿并没有得到太多展示才艺的机会。直到曹丕称帝,曹魏皇室对诸王多加防范,不再放手使用,司马懿这才获得了独当一面建功立业的机会。尤其是在西北防线与诸葛亮对峙时期,尽管是坚守不出,但也没让诸葛亮占太多便宜,最终熬得孔明大星斗落五丈原。

  曹魏立国后,最主要的威胁一直来自西方,来自以大汉正统自居的蜀汉。司马懿与蜀汉最为优秀的卧龙对峙,并将防线稳定下来,随后又移师东北平定辽东公孙渊,为曹魏与蜀汉、东吴开展和平竞争赢得了一个较为安定的国防环境。如果和平对耗,曹魏碾压蜀汉、东吴是分分钟的事。

  借助时势成就英雄伟业,曹操和司马懿都是相同的,二人功成名就之后的选择也似乎很一样。

  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司马懿也不遑多让,可以说是“托名魏相,实为魏贼”。各自为曹家和司马氏打下了化家为国的基业,儿子曹丕、孙子司马炎分别登基称帝,开创新朝。

  但表面上的相似,掩盖不住实质上的不同。

  曹操玩的主要是阳谋,司马懿更多是阴谋。

  曹操的指向很明确,就是一统天下,要灭谁总会事先打招呼。你看赤壁之战前夕还写信给孙权,爷我已经练好八十万水军,与你来一场打猎友谊赛如何?“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短短三十字,英雄豪气,王者意气,跃然纸上。

  绝对掌控东汉朝政后,曹操也没有掩饰要化家为国的志向,明确说出“若天命在吾,吾当为周文王矣”,后人比我聪明,让他们去办这件大事吧。

  反观司马懿,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最迟在魏明帝曹叡青龙二年(公元234年),即曹魏齐王正始十年(公元249年)高平陵政变前十五年,司马懿就已经开始谋划篡魏自立的反革命事业。而此时他的主子,是对其最为信任而且后来含泪托孤的曹叡。

  反革命事业已经开始磨刀霍霍,表面上还要装成一个无欲无求、人畜无害、病势沉重的形象。曹爽去派人去探望病情时,司马懿装疯卖傻到连荆州和并州都分不清,喝口汤都要洒在衣服上,表演得真是“衰老病笃,死在旦夕”。司马懿的诈病赚曹爽,简直就是“诡诈权谲”一词的生动演义。

  曹操是政治家,司马懿是政客。

  曹操与司马懿最主要的不同,其实就是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西方政治家关心的是下一代人,政客关心的是下一次选举。中国政治家关心的是万世基业,兆民忧乐,政客关心的是无上权力,家族利益。

  曹操虽没能一统天下,但至少完成了黄河流域的局部统一。三国魏晋时代,北方是华夏的根基,一旦北方统一,足以对偏安巴蜀和江东的蜀汉、东吴形成战略压力,事实上奠定了全国统一最主要的基础。

  曹操的最终目的是混一宇内,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一切手段,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

  而司马懿,只是想干掉曹家,自家当皇帝,手段本身就是目的。

  司马家族虽然灭蜀亡吴,但司马昭伐蜀并非是要澄清天下,他只是想借伐蜀之功,摆脱弑君即杀害高贵乡公曹髦而带来的政治道德危机“三国时代哪个皇帝的武略堪比曹操,文采胜过曹植,却被人一枪毙命”一文),重新营造魏晋禅代的政治合法性,为司马家族灭魏成晋的反革命事业铺平道路。

  司马炎平吴同样如此,也更多是为了摆脱受成之君的懦弱形象,以平吴之功增强对朝政的掌控,尤其是加大对齐王司马攸的政治压力。

  这就是政略见长的政治家曹操,和以谋略居多的政客司马懿,形似神不似的最大不同。曹操始终是以天下为己任,家国一体,而司马懿眼中只有家族利益,国要服从于家。这种政客思维延及子孙,导致晋朝根本没有一个新生的大一统政权应该具有的开放勃发、如日东升气象,反而是阶层固化、日落西山,不久就因高层内讧发生八王之乱,进而引发五胡乱华,几乎把中华文明拖进亡国灭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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