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面对历史的独立思考
文／魅力兰朵
黑格尔说：“历史有属于未来的东西，作家找到了它，也便找到了永恒。” 唐浩明认为，黑格尔说的这句话，可以有多方面的理解，历史人物身上所散发出的人性的光辉，也可视为黑格尔所说的永恒。读唐浩明先生的作品，无论是气势磅礴的长篇历史小说三部曲《曾国藩》《杨度》《张之洞》，还是学术味道浓郁的曾国藩家书、奏折评点系列，你都能感受到这些历史人物在为事业不屈不挠地奋斗的过程中所显示出的属于他个人的性格以及随之散发出来的人性的光辉。这是一种远比个人的事功和地位更能影响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正是唐浩明先生的创作和研究吸引千万读者的内在原因。2004年5月的某一天，记者拨通正在桂林参加全国图书交易会的唐浩明先生的酒店电话，我们的话题由曾国藩展开。
为曾国藩正名
十几年前，随着《曾国藩全集》和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的出版，曾国藩这个一度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却又长期被歪曲的人物，仿佛一件稀有文物被挖掘出土似的，立时引起国人的广泛兴趣：官场士林、商界军营乃至市井百姓，一时间都以谈论曾国藩为博雅为时髦，此风亦波及海外华人世界，华文媒体也争相介绍这位早已被历史遗忘的曾文正公。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岂止千百，为何独此人能得到众多领域众多层次的广泛关注？唐浩明先生认为，这不仅仅是出于其个人经历的传奇性，而是因为此人身上有着民族和文化的深重负载。
唐浩明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有值得今人琢磨借鉴之处。比如，作为一个个体生命，他以病弱之躯在短短的六十年里，做了很多事情，留下了很多思考，他的超常精力从何而来？作为一个头领，他白手起家创建一支体制外的队伍，在千难万险中将这个团队带到成功的彼岸，此中的本事究竟有哪些？作为一个父兄，一生给子弟写信数以千计，即便在军情险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之际，仍对子弟不忘殷殷关注、谆谆教诲，这需要多大的人格力量？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在举世昏昏不明津渡的时候，他能提出向西方学习、徐图自强的构想，并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加以实施。他的这种识见从何产生？这样一个鲜活的历史人物，长久以来，却被当作“汉奸”、“卖国贼”、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在唐先生以及一些学者看来，曾国藩打败太平军，其对历史的贡献至少有两点：一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得以维系；二是打破了清王朝满族专制的格局，使汉民族掌握了一定的权利，加强了民族的融合，进而导致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出现。这是个以一己之力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人，不少人服膺他，这中间包括毛泽东和蒋介石。毛泽东1917年曾致信黎锦熙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毛泽东早期文稿》1990年7月湖南出版社，85页）而传说蒋介石更是曾以曾国藩自居。那么，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曾国藩进行全面讨伐的呢？据1930年代从上海大厦大学追寻革命到延安的杨第甫先生说：就在延安时代。因为蒋以曾国藩自命，说明自己是正统，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视为太平军一流。为了反对蒋介石，发动了对曾国藩的大批判，产生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之类的文章，全盘否定曾国藩。1949年以后，与对太平天国的歌颂、褒扬相对应的，则是对曾的批判，沿袭至今。
若要还曾国藩以历史真面目，就不得不考察太平天国的历史真面目了。太平天国到底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呢？我以为，1862年马克思在《中国记事》中所作的评价值得信赖。马克思在文章中说，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性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545－548页）一位专门研究太平天国的学者潘旭澜则在他的著作《太平杂说》中告诉我们，洪秀全是一个科举的怪胎；冯云山是一个造神者，竭力包装这个“怪胎”。潘旭澜说：“对于太平军的造反，固然要看清引起造反的原因，同样要看清它的种种暴行，尤其是反人类、反文化的罪恶。”洪秀全用西方天主教的组织形式，宣扬拜上帝就可以升天国，其目的就在于建立以自己“为领袖的政教合一的统治，实行彻底的军事管制和分配，完全剥夺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强制推行愚昧主义和愚民政策”。看来，太平军被击溃实在是中国历史的幸运。如果太平军造反成功，那中国的历史就将倒退到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了。
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唐浩明费十年之工主持编辑出版皇皇巨著《曾国藩全集》，又穷八年之思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他以自己学养和胆识，与现行的大中学历史课本唱了一个反调，第一个以文学形象正面表现了曾国藩，使曾国藩开始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尽管在历史教科书中，对于太平军和曾国藩的评价至今依然是褒贬分明，但唐先生的努力敲开了厚厚的坚冰，即使庆典遥遥无期，但仅从“曾国藩热”十余年来经久不息这一点就可断定，在欺骗与真相面前，人们无疑倾向后者。著名近代史学者袁伟时曾撰文说：“《曾国藩》很可能和《三国演义》一样，成为千百年间广大中国人了解有关历史和人物的重要读本”（《路标与灵魂的拷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30页）。
瞩目杨度、张之洞
为一直被人视为“汉奸、卖国贼、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的曾国藩正名，与历史课本唱反调，这是一项冒了一定风险、需要过人的智慧以及超人的胆识的工作。继《曾国藩》之后，唐浩明关注的目光落到了杨度和张之洞身上。他说，关注杨度是因为他传奇的人生经历很能代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精英的情况；而张之洞则是最早办洋务运动、最早搞改革开放的人物，他的人生经历是一曲士人的心灵悲歌。
杨度是湖南名宿王闿运（王壬秋）的弟子，他跟着王学 王之学”，以图“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他积极入世，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并且以实际行动试图改变这命运。可是，在那个风雨如晦、铁血交飞的充满大变局的时代，他的人生抱负不但没有实现，而且他的表演就像一个跳梁小丑，他曾被美誉为“旷代逸才”，也曾被骂为“帝制余孽”，晚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历史人物身上集聚着时代的种种可能性转变，然而，他不幸扮演了一个失败者的角色。正视杨度，能帮助我们正视晚清历史，甚至有助于我们梳理出中国的宪政之路。《旷代逸才·杨度》以凝重的历史感、浓郁的历史氛围、深邃的历史智慧赢得了读者们的广泛认同，1996年到2001年，唐先生又以全部业余时间创作了长篇小说封笔之作《张之洞》。张之洞一生的重要时期（1880——1910）是中国两千年封建帝制行将就木的30年，张之洞无疑是这三十年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他一生少年解元、青年探花、中年督抚、晚年宰辅 ，且有着一系列耀眼的实绩：打败法军的入侵、督建贯穿中国南北的大铁路，创办亚洲最大的汉阳钢铁厂。为谋求中国的富强，他呕心沥血大刀阔斧地干了一辈子，但直到瞑目的 那一天，也没有看到国家富强的影子；为调和东西方文化的严重冲突，并试图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化构架，作为官方大员，他第一个大力倡导“中体西用”。但他的这个设想，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都遭到人们的批判与嘲弄；而在历史上，他本人也一贯被说成一个热衷仕宦、投机取巧、好大喜功、铺张糜费的政客，一个使气任性、行为乖张、倨傲自大、偃謇作态的名士，一个“面目可憎、语言乏味”的丑角。到后来，随着洋务运动的被全面否定，张之洞这个洋务运动的“殿军”几乎彻底被遗忘了。
唐浩明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一批又一批的爱国志士，不愿意看到国家因贫穷落后以至于灭亡，他们一直在寻找导中国于富强的道路，这里似乎有一条最引人注目的主线：即向西方学习，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学习他们的治国方法、乃至于学习他们安邦立国的精神、意识、品性、文化……其中，张之洞的洋务事业也就是为国家徐图自强而作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之一。而张之洞本人，虽然他是一个视仕宦为生命、铁心忠于朝廷、缺乏“现代化”意识、满脑子儒家禁锢的封建官僚，但他同时也是一个视国事为生命、一心为国家效力的爱国士人，一个顺乎时代潮流、且不失远见卓识的高级官员。在这段救亡图存的历史中，他犯下的惟一过错是：他失败了……这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悲剧，不如说是那个时代中国的悲剧。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的改革，从本质上说，就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人士所探索的那条道路的继续，只是这里面的内容有很大不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人性史。所以，唐先生认为，回到晚清，翻开这一页离我们并不太远的历史，重新审视张之洞及其失败的洋务事业，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观照性的……
安徒生写过《光荣的荆棘路》，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唐先生所注目的这几个人物，曾国藩、张之洞以及杨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在各自所处的时代，为国家富强、民族进步作着艰苦卓绝的努力。悲哀的是，他们终其一生，也没有走出长长的黑夜，但不可否认，他们失败的尝试与探索都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在历史中寻找未来
看着唐先生坚毅执著的身影，我觉得，唐先生又何尝不是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行走在一片着火的荆棘里呢？ 只是其中的内容大不相同、结局也大不相同而已。年少的唐先生疯狂做着文学梦的时候，正是我们国家许多人因写文章而获罪的年代。高中毕业，因为有着重大的海外关系，爱好文学的唐浩明因无法通过文科学校的政审，进入了南京华东水利学院学习。毕业后，前前后后在水利部门工作达14年之久。多年的远离文学，不仅没有使他改变初衷，而且使他内心的“文学梦”演化成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结”。正是这个年少时便立下的志向，使得他一有机会，就断然改换门庭做了文学史的研究生。1982年，他从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毕业来到了文化底蕴深厚的岳麓书社，每天从事自己所热爱的工作，把自己对历史、对人生的思考与更多的人分享，并且不断地获得了人们的认可，这不仅仅是唐先生个人的幸运，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幸事。
作为一名治学严谨的学者，他历时10年整理出版的《曾国藩全集》被海外报刊誉为中国在文化领域发射的一颗导弹卫星，创造了学术性大型史料丛书中少见的“双效”奇迹； 1999年，他负责编辑出版的《胡林翼集》，是胡氏谢世150年来其文字的首次结集问世，为海内外史学界所瞩目。在编辑工作之余，他创作了《曾国藩》《旷代逸才·杨度》《张之洞》等长篇历史小说，借三个知识分子勾勒晚清广阔的社会场景，这几部书使得唐浩明这个名字家喻户晓。其中《曾国藩》一书至今印刷30余次，印数近百万套300万册，创造了近20年来出版界少见的记录；《旷代逸才·杨度》一书在1996年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97年获得第三届国家图书奖，98年获“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由于唐先生在湖南地方文献的整理、编辑、出版，以及在文学创作、历史研究等方面的突出成就，他获得了诸多奖励，并已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名人。有了这些，似乎足以放乎江海，但这不是唐浩明。盛誉之下，他一直没有停止进取和攀登的脚步。近几年，他回到学者的本分，潜心于曾国藩的精神世界，于是有了《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2002年）、《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2004年）等评点著作。他说，他是想借这些评点走进一个人物的心灵，探索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揭示出儒家文化的现实意义。
唐浩明认为，功名和事业，会因时代不同而不同，辉煌和失败都只是短暂的，只有人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和力量，即人性和人格，才能唤起读者对历史创造者永远的兴趣。因而他认为，历史人物所具有的永恒魅力，不在于他的事功和地位，而在于他为事业而不屈不挠地奋斗的过程中所显示出的属于他个人的性格以及随之散发出来的人性的光辉。寻找这种“永恒”的光辉，应是历史小说家的责任。
唐浩明简历
唐浩明又名邓云生，湖南衡阳人，1946年10月出生。1970年毕业于南京华东水利学院，曾在江西、湖南从事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多年。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研究生，获文学硕士学位，随即分配到岳麓书社工作。现为岳麓书社编审，、中国作协全委、湖南省版协副 ，第九届、第十界全国政协委员。1993年批准为享受政府津贴。1999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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