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清官何维柏,不畏权贵疏刚正不阿,冒死直谏弹劾严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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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广东,曾经出现过为数较多的清官,他们廉洁奉公,刚正不阿,并且冒死直谏,所以受到天下人的尊敬,何维柏便是其中的一个。何维柏,字乔仲,号古林,广东南海县人。嘉靖十四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大理寺少卿、都案院左副都御史、更部左、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等官职,是一位享有盛名的清官。早在青年时代,何维柏便立志要与邪恶的势力作斗争,嘉靖十六年明世宗朱厚熄往金山功德寺游览,路经河北卢龙县的沙河留宿,大学士严嵩为了讨好皇帝,极力奏请在抄河修建行官,说什么南卫神官,北卫陵寝,非常必要。嘉靖皇帝听了他的花言巧语后,十分高兴,立即下令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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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世宗画像

然当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人心浮动,民不聊生,群众意见纷纷,正好嘗击塞宫中的谨身殿,何维柏便乘这个机会上疏,劝谏皇帝停止这项劳民伤财的工程。嘉靖二十三年,何维柏被起用,以御史身份巡按福建。当时正遇上福建大饥荒,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何维柏立即提出救灾办法,共有10余条之多。并开仓照济灾民,救活了灾民数十万,福建人民莫不歌颂他的德政。明朝嘉靖皇帝是一个昏君,他除了沉迷酒色之外,还热衷于修道炼丹,乞求长生不老,因此,政务都委托大学士严嵩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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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修道炼丹

严嵩是一个大奸臣,居首辅之位凡21年,贪污舞弊,无恶不作,对告发他劣迹的人,辄下诏狱或被抄家处斩,所以朝中奸佞横行,政治腐败。何维柏对这种现象早就看不过眼,嘉靖二十四年,也就是他巡按福建这一期间,便毅然决定上疏弹劾严嵩。他在写给皇帝的奏折中,历数严嵩贪污受贿,排斥异已、结党营私、阿谀奉承、残害忠良等罪行,把他比作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和害国殃民的大奸臣卢杞,要求朝廷严惩治罪。但是,奏折上去之后,嘉靖皇帝不但不追究严嵩的罪行,反而派人逮捕何维柏解京问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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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剧照

福建省的士民们,知道这一消藏后,为饱感到难过。当囚车通过街市时,哭声震天,老百姓跪在道路的两旁为他送行,大家都知道,何维柏这一去,定然凶多吉少。但观坐在囚车中的何维柏,却镇静如常,而且还賦诗自勉。诗中有“孤臣尚有生还日,圣德真同宇宙宽”之句,可见他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也不对皇帝存在什么幻想。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他感到作为一个负责监察的官员,应该要尽这个责任。正如他在奏疏中所说的:“苟利社稷,则一已祸福所不暇计。”据说,在他写奏疏时,曾有乌鸦飞来啄他的砚台,这在封建的旧社会来说,是被视为不样之兆的,但何维柏仍然说,我的决心已下,就是乌鸦来啄我的眼睛,我也要将这件事进行到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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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

明代的政治非常黑暗,诏狱是皇帝私设的监狱,不用通过刑部审讯,便可判罪。而且使用酷刑,屈打成招。当然是被打得血肉模糊,死去活来。严嵩也想在监狱中结果他的性命,幸好当时有一个叫陶宗仪的广东同乡,在锦衣卫中担任高级的职务,经其多方营救,才把他的性命保存下来,在患难中的何维柏,仍然坚持威武不可屈的气概,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再一次表示他绝不后悔,并说读了这么多的圣贤书,今天才真正的显示出功夫来。嘉靖皇帝在是个非常迷信的昏庸愚味的人,以为上天在暗示他对何维柏的事情处理不当,疑神疑鬼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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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怕上天谴责,降灾于他,便只好下诏对何维柏从宽处理,把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革职回原籍。这样,何维柏才侥幸地捡回了一条性命。被革职后的何维柏,回到家乡广州,以教育为业,他在今河南小港地方建了一间书院,命名为“天山草堂”。意思是说,在高不可及的天字之下,惟山而能巍然矗立,端庄安详,令人肃然起敬。可见其寓意之深刻,也标榜他个人人格之高尚,顶天立地,决不随波逐流。由于他汉学造诣很高,博学多才,因此四方学子,皆慕名而来。在他的学生中,有不少的人科场得意,半数以上中了举人,还有10余人成了进士。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他的教学质量,则其成绩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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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彰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有人曾在小港桥头兴建了一座牌坊,写上了“云桂发祥”4个大字。所谓“云桂”,即云中折桂之意,古人称做官的仕途为“云路”,要想登云路,必须折桂,“折桂“者,即科举及第也。“云桂发样”是指“天山草堂”培养了许多“云中折桂”的人物,也就是说,“云中折桂”由此而发祥也。这也是对何维柏教书成就的一种歌颂。此地至今仍有“云桂新村”和“云桂大街”等地方,可见何维柏在教书事业中影响的深远。何维柏在乡居期间,还注重公益事业,河南的交通要道一小港石桥,就是他出钱修建的。吴兴祚《鼎建小港碑记》中说他“憋小民跋涉之艰,始易桥以石”,说明他对劳动人民还是比较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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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桥作为名胜古迹,今天仍保存在晓港公园内,供人参观。隆庆改元之后,何维柏奉召复职,万历年间晋升为吏部左侍郎,这时他已经62岁了,但刚直的作风,仍不减当年,他向皇帝提了不少的建议,揭露了许多时弊,尤其是反对卖官鬻酹的行为,得罪了当时的首辅张居正,被调任无关重要的闲职一南京礼部尚书。后来又罗织罪名,再次罢了他的官。何维柏返归故里后,仍在他的“天山草堂”讲学,热诚乡村教育,深得乡民的爱戴,他著述甚多,较重要的有《易学义》、《礼经辨》、《太极图解》、《天山草堂存稿》等书。最后以77岁的高齡辞世。广州人民为了纪念这位清官,在大市街立了一座牌坊,上写“清朝柱石”和“名世儒宗”,以表彰他的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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