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管剑刚
人人都知道历史记载是真实的，但实际上并不是，尽管有两千多年秉笔直书的传统，也不能保证所有的写史者都能做到秉笔直书，自从春秋时期杀了几个秉笔直书的史官后，后世没有听说过再有史官被杀的消息，相信这多半是史官不敢实写，而不是皇帝不敢杀了。
当朝的史官不敢写，但后一个朝代的写史者却是敢写前代负面史实的，当然所写史实的真实性要打点折扣，亲眼所见还不敢保证一定是真的呢，何况是远离事发现场的后人所写？后世写者，一般是没有了杀头之忧，但这仍不能保证所写就可信。这是因为，人有感情，对所写历史人物有偏爱，就像偏爱自己的家人一样，坏话不说，坏事不记，选择性记录。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就是这样，他对曹操有偏爱，对不利于曹操英雄形象的事或者不记，或者几笔一带而过，如关于“赤壁之战”的描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这样说，给人的印象就是，曹操到了赤壁，与刘备开战，不顺利，这时还闹传染病，将士死了很多，就率领军队回来了。这几句话，怎么能让人看出来赤壁之战曹操大败的历史场景呢？——而《三国志》还是世人公认的廿四史中最具价值的四史之一，其他史书也就只能等而下之了。
古代的历史学家还只是感情偏爱影响了历史记载的真实性，现代的历史学者，除了感情，还加入了理性，即加入了历史科学性的要求，为了所谓的反映历史的规律性，更是对历史事实进行裁剪。其实，这种写法还算是有良心，起码是在向科学靠拢。而有些就完全是出于推卸罪责，或是给民众洗脑，比如，日本嚷嚷过多少次的修改历史教科书，台独势力去中国化修改历史教科书等。
正因为历代和众多的学人对历史的感性和理性认识的多样化，同时代或异时代的学者才写了一本又一本历史书，对同一历史人物，或者同一历史事件，作选择性记录，作选择性描述，以致我们的书桌上摆满了记载互有出入、观点各持己见的历史著作。这虽然给我们弄清真相增加了一些麻烦，但经过一番去伪存真工夫，还是有可能弄清历史真相的，但前提是，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信与不信，都需要证据的支撑——但是，我们所依据的证据的来源真实性又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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