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新四军英烈(转载)

犀牛历史 2022年09月19日 06:31 62 0

　　原标题：皖南事变，新四军被聚歼

　　作者：海归草在生活风情发贴, 来自【海归网】

　　皖南事变新四军英烈

　　皖南事变已经距今六十多年了，近来通过实地走访、查找史料、梳理分析，进一步探讨有关真相细节。专作此文，表达崇敬之意告慰英灵。其中有分歧的意见，一并提出存疑，以待进一步考辩。

　　（一）新四军北移路线

　　新四军北撤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这就是向东、向北和向南。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军事压迫，中共中央及新四军最终被迫仓促地决定“南下绕道”经过茂林的北撤路线。

　　1、国共两军指挥员共同协商了“东进”路线。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政府用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于皓日打给八路军的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新四军叶挺军长的一个电报，其中强令在华中以及长江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以内，撤到黄河以北地区。这就是著名的“皓电”。

　　中共中央、新四军对于北撤态度是明确的。11月1日，中共中央内部指示项英：“（一）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二）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三）如移皖南需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因据你们报告直过皖北已无可能），但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

　　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四人的名义，于（佳）答复了何应钦、白崇禧一个电报，这个电报叫做佳电。佳电为了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部队移到长江以北。

　　在国共两党明确新四军北撤大局方针下，中共中央及新四军共同研究了北撤路线与时机，国共两军指挥员对新四军北撤线路也进行了协商。

　　11月9日，在中共中央发出佳电的同时，新四军军长叶挺亲赴上饶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协商“北移”问题。双方商定：“（四）北移路线：由茂林、宁国，经苏南渡江北上。（五）移动期限：部队限于一月二十八日前撤完。兵站留守处限二月二日以前全部结束。”由茂林、宁国，经苏南渡江北上即“东进”路线，由新四军云岭驻地向东开拔，由苏南北渡，具体线路是从驻地经泾县马头镇、宣城县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竹篑桥、水西地区苏南指挥部所在地，然后进入苏南之敌占区，从镇江附近渡江。

　　这条路线所经之地是敌、顽的交错防区，这是皖南军部与苏南部队经常来往的一条路线，沿途都设有兵站，马头镇为兵站第三派出所，孙家埠、毕家桥两地流动为第四派出所，竹箦桥附近为第五派出所。每一个兵站都有mingyun工作组，有一定的群众工作基础，在皖南事变以前，我军有近二千名非战斗人员和大量物资，都是经过这条路线到苏南渡过长江的，基本上安全到达，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问题。经这条路线走，从泾县云岭出发，大约要五至六天时间，是比较理想的北移路线。

　　2、国民党强令新四军改道直接“北移”路线。

　　但是，由于害怕皖南新四军从苏南过江与苏北新四军汇合后力量更加强大，对国民党江苏省韩德勤部构成更大的威胁，蒋介石密令顾祝同强令皖南新四军改道北移。

　　12月8日，白崇禧和何应钦发出复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佳电”的“齐电”，再次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攻击和诬蔑，并强命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开到黄河以北。规定在12月31日前，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全部开到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

　　同时，蒋介石密令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加紧围歼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部署，12月9日给顾祝同电报中说：“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十二月卅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12月中旬，顾祝同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改变原来的承诺，强令皖南新四军改道铜（陵）、繁（昌）间北渡。12月下旬，根据蒋介石下达的将新四军皖南部队“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反动密令，顾祝同即以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任总指挥，秘密调集第52、第108、第40、第62、第144、第79师及新7师等7个师共8万余人，在泾县、太平间布成袋形阵地，第2游击区冷欣也作好了截断苏南、皖南我军联系的准备；李品仙部三个师开入皖东地区，以第176师准备在江北无为地区布防堵截，扣留交通器材，占领渡口，封锁了我军经繁、铜北渡长江到无为地区的道路。因此，近万名新四军直接从东路进入江北是不现实的，由此决定探索“北移”路线。

　　“北移”路线，即由云岭、萧村、北贡里、土塘等皖南新四军各部驻地向北，经铜陵、繁昌之间的渡过长江至江北无为一带。这条路线是一条沟通军部与江北四、五支队及江北指挥部的联系的常用交通线，基本上是日占区。

　　据新四军军部参谋叶超回忆说：“这条路线的最大优点，就是路程近，一天就可到铜、繁地区，第二天晚上就可以过江；如果抓紧一点，拂晓就行军，到铜、繁地区休息一下，晚上连续行军也可以过江。这就是说紧则一天，宽则两天，就可以渡过长江。而且这一带沿长江两岸都是我们的地区；长江以南是三支队活动地区，长江以北是我们游击纵队孙仲德的活动地区；沿途除了日伪少量的封锁线外，都不经过国民党的防区，群众条件也较好，部队行动容易保密。叶挺军长到长江以北视察部队工作，就是经过这条路线北渡的。但是在这条路线上作大部队的行动，就是说要在一个晚上一下子过江几千人，还没有这个经验。因此，十一月下旬军部曾派原总兵站站长张元寿同志率领少数精干人员（有参谋张云龙、周绍昆、唐炎等），带着电台、带着侦察分队去侦察、安排渡江工作。他们在三支队和游击纵队的协助下，很快征集到近二百条船，有十二个渡口可以同时起渡，一个晚上能渡七千五百人；对敌伪一般活动规律了解也比较清楚。看到他们的这些报告，我们这些当参谋的，马上把图标出来送给军首长看，叶军长看到这些情况，非常高兴，非常满意，指示我们，要迅速作好行动计划。根据批准的行动计划，我们连行军命令、行军路线图都搞好了，只等军首长下决心，填上日期就行了。部队也整装待发，可以说走就走。”

　　但是，12月下旬以后，日寇在江面的巡逻汽艇增多了，有时还停在江中过夜，这在过去是没有的；与此同时，国民党李品仙的部队也有袭击我们的迹象。由于中共中央对于时局的错误估计，主持新四军工作的项英犹豫不决，企图在皖南继续逗留，丧失了北渡的宝贵时机。

　　3、国民党大军压力之下，中共中央与新四军仓促决定“南下绕道”路线。

　　所谓“南下绕道”路线，即从新四军驻地向南开拔，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附近的宁国、郎溪，绕道苏南的溧阳，然后待机北渡。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地区，不仅行程最远，而且全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沿途有国民党驻军的几个师。

　　1940年12月9日蒋介石密令顾祝同不准新四军经苏南北渡同时秘密进行军事调动，决心以武力压迫新四军“北移”。12月下旬，顾祝同、上官云相调动七个师的部队（即四十师、五十二师、七十九师、一○八师、一四四师、新七师和六十二师）对皖南新四军形成大包围，限令新四军在年底之前“北移”。

　　如果新四军继续“抗命”留在皖南，同样面临着被围歼的命运。于是，在新四军不得不走的情况之下，12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朗溪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

　　12月25日，周恩来在重庆与蒋介石会面，提出新四军“北移”条件，企图再“拖”，遭到蒋介石断然拒绝。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报告后，于2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项英、周子昆、袁国平，提出严厉批评，要他们“最近决定全部北移”。

　　12月28日，项英召开新四军军分会会议，决定遵守中共中央指定的北移路线：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待机北渡。

　　叶超认为：“这个行动方案从来没有研究与讨论过。对此我们虽然有些不同看法，但是我们相信这样大部队的战略行动，首长们已经长时间地作了深谋远虑，因此，大家仍积极地进行新的行动准备。这是新定的行动路线，我们连这些地区的地图也没有，只好临时油印地图发给部队。”由此可见，“南下”选择是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决定的。

　　皖南事变后，1月19日，在中共发布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中专门谈到了新四军渡江路线问题，其中对“南下”作了解释，主要是因为“东进”、“北移”两条线路大军无法通过所决定的。

　　“新四军江南部队既经决定渡江北上，故走那条路线问题乃随之而生。原来新四军大江南北的交通运输，是靠由皖南敌区（芜湖附近）渡江经无为的路线来维持的。后来桂军开到无为地区后，就经常袭击新四军的交通运输，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官张云逸夫人、孩子及曾昭铭等二十余人，并军饷七万元被扣后，这条路线即完全断绝。虽经屡次抗议要求开放，但终归无效。因此新四军大江南北之交通运输停顿数月之久，不得已始改道苏南过苏北。这次新四军江南部队北移，原由三战区长官顾祝同与叶挺军长当面规定经由苏南渡江，乃循此路线，实行月余，渡江者已逾两万，所剩者只皖南军部、直属团队及后方机关伤病员兵、老弱妇孺万余人，徒手者过半，忽于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奉命改道经皖南铜陵、繁昌渡江北上，实际上此路决不可能。其原因：（一）新四军皖南部队背受友军五个军之三面包围，即东有冷欣之×××军，南有张文清之×××军与莫兴硕之×××军，西有范子英之×××军与陈万仞之×××军，北面则有敌人之封锁，新四军渡江北调，敌人早已广播，故陆上加紧布置，其十五师团集中于繁昌、铜陵地区，数百汽艇往来梭巡于扬子江上，而皖北李品仙最近更抽调三师之众，集中无为地区，占领渡口，封锁道路，扣留交通器材，且公开声明将消灭新四军于江滨，故此路绝对不能通过。（二）我为侦察这条交通线，江北指挥官张云逸曾派小部到无为地区侦察，受桂军猛烈袭击而失踪，江南军部曾派其军需处副处长张元培渡江，尝试二次，亦均失败，并被友军夺去一些船只。”

　　新四军从皖南绕道茂林从苏南北移具体有三个原因：一是直接北移或者“东进”都有日军、国民党军重兵封锁。而对于“南下绕道”还存在着幻想；二是佯入太平黄山，借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企图麻痹摆脱国民党军，达到快速进入苏南的目的；三是项英对于山区游击战经验过于自信，同时错误估计了国民党军的战略意图，低估了国民党军的战斗力，在皖南事变打响后表现为惊慌失措。“南下绕道”是仓促之间被动决定的，但并非完全错误，也存在着合理性与可能性的，如果新四军强攻星潭一举突出重围，皖南事变历史就需要全部重写！

　　（二）新四军先期北移

　　根据叶挺、袁国平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协商结果，新四军非战斗人员沿着国民党规定的路线先期分批北撤。

　　第一说：皖南事变之前，新四军非战斗人员分三批先走，共有3000多人，全部安全到达江北根据地。叶挺和袁国平当时和国民党谈好了，让这批人走，时间怎么样，人数多少，说得清清楚楚，都是一些老人孩子还有妇女。

　　据顾祝同12月14日致何应钦、白崇禧密电中说：“新四军移动情形：（一）该军先头部队约百余人，冬晚（即2日晚）过马头（泾县东北），向杨柳铺一带前进。江晚（即3日晚），其政工队百余过泾县城；（二）微戌（即5日戌时），该军八百余，步枪百余，身着灰军衣，经杨柳铺向宣城前进；（三）鱼戌（即6日戌时），该军直属部队约二千人，沿青弋江西岸在奚家滩下流徒涉，向杨柳铺方向东移；（四）佳午（即9日午时），该军男女政工人员二百，女占三分之二，驳壳枪、步枪各十余支，经马头向东移动……。”

　　另一说：皖南事变前我军近两千名非战斗人员走马头镇——毕桥镇——竹篑那条路线，沿途都有我军兵站，群众基础好。

　　据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参谋处长武之棻回忆：经叶挺与第三十二集团军司令长官上官云相于11月15日左右在周王村会晤商定，先将后方机构、修械所、被服厂、印刷所、伤兵医院及眷属等非战斗人员撤走。12月以来，新四军非战斗人员通过泾县——周王村——黄渡镇——誓节渡至竹篑桥进入沦陷区，根据密报：“总数不超过两千人”。但是，他在另一处又说“十二月以来经泾县、周王村、黄渡镇、誓节渡、竹篑桥进入沦陷区的军部非战斗人员计有二千余人”

　　钱俊瑞《皖南惨变记》，谈及新四军北移的文职人员共分四批于1940年12月先后北移苏南。12月3日拂晓，首批新四军政治部战地文化处、军服务团等单位出发。第二批分别为医院（军医处长沈其震）、图书馆、印刷厂，第三批为教导队部分人员，教导总队训练处长薛暮桥为队长，第四批为军需处长宋裕和亲自带队，沿途由军需处负责接应。

　　房列曙对于新四军非战斗人员作了详细考证，其分批北移情况如下：1、1940年11月26日（寝日），新四军先遣队20余人奉命从皖南向苏南北移。先遣队主要任务是沿着到苏南的北撤路线，设立临时交通站，为后续部队筹办军粮，征集民工转运军用物资，属于打前站性质；2、12月3日（江日），第一批是政治部、战地服务处、军服务团等单位的人员和资材；3、12月7日，第二批后勤部、卫生部教导队人员。薛暮桥说：“第一批是十二月初出发中的日期大体吻合。第二批主要是后勤部、卫生部教导队的人员，出发时间是12月7日，而不是9日“；4、第三批是军需处等单位的人员，由宋裕和带队。

　　据薛暮桥回忆：12月9日，任新四军第二批北撤部队副指挥，率部从皖南云岭村北撤。第二批撤离是12月9日，主要是军需处（供给部）、军医处和教导总队的人员，有1000多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武器，只有一个执法队每人有短枪，作为护送的战斗连队。这个批次由军需处长宋裕和任指挥，薛暮桥和军法处副处长汤光恢任副指挥。9日凌晨从去岭出发，宿汀潭；10日翻过孤峰经马头镇到杨柳浦，为国民党嫡系52师防区；11日到达宣城以南宿营，为东北军108师防区；12日经十字铺到郎溪附近，为国民党1师冷欣防区；13日经梅渚、社渚到南渡镇宿营，为日军、国民党军及新四军接壤地区，国民党有重兵驻守；14日经溧阳水西镇，于晚上到达竹篑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在地，即苏南根据地。休息一天后，薛暮桥带教导队与宋裕和、汤光恢带军法处、军需处分两路前往苏北。

　　据新四军军医处左英回忆：“12月20日我随教导队医务所戴济民所长等大部队北撤……”

　　据新四军女战士徐若冰回忆：“1940年12月皖南军部直属机关军法处、执法队、教导队、训练处和兵站等单位大约600余人，组成第六梯队，由汤光恢同志率领，在'皖南事变’前，最后一批离开军部。

　　综合上述情况，新四军非战斗人员由先遣队开路，至少分四批及更多的梯队离开皖南，具体如下：

　　1、1940年11月26日（寝日），新四军先遣队20余人奉命从皖南向苏南北移；

　　2、12月2、3日（冬日、江日），第一批政治部、战地服务处、军服务团等单位百余人和资材北移；

　　3、12月5日（微日），第二批八百余人北移；

　　4、12月6、7日，第三批直属部队约一千人，沿青弋江西岸在奚家滩下流徒涉，向杨柳铺方向东移。是人数最多的一批，主要是后勤部、卫生部、医院、图书馆、印刷厂人员，由军医处长沈其震带领；

　　5、12月9日，第四批教导队二百名人员，由教导总队训练处长薛暮桥带领。薛暮桥回忆与宋裕和汤光恢同行。

　　据此新四军非战斗人员约两千人分批撤离。对于11月28日少数先遣队成员，12月3日新四军首批撤离人员不存在分歧。对于后几批撤离有不同看法，主要是新四军第二批撤离人员，共有2000人，从12月5日开始分梯队陆续撤离皖南，其实包含了第二、三、四、五或者更多的批次，因此导致了个人回忆不全的情况。

　　（三）新四军北移部队

　　1940年底，在八路军一部的配合下，新四军发展到9万人，其中皖南军部和第三支队达10770人，苏北指挥部12000人，江南指挥部3500人，江北指挥部18800人，八路军第四纵队13489人，八路军第五纵队18185人，鄂豫挺进纵队12000余人。

　　1941年1月初，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尚有9千余人，其中6个团的部队，还有军直机关干部、战地服务团成员和海外归来参军的华侨、革命知识青年。

　　新四军每团辖三个营，每营辖三个连。按事变前老三团二营六连138人计算，那么一营兵力约400多人，一团兵力约1200多人。具体而言：新四军第一纵队司令部及老一团、新一团、特务营、警卫通讯连，共约3000人；第二纵队司令部及老三团、新三团约2500人；第三纵队第五团、军特务团组成，约2500多人；新四军军直属队（包括军部的司、政、后机关和教导总队）约1300人，其中教导总队800多人，分四个队（其中第三、四队共三百余人，第一、二队至少三百余人）、工兵连（按120人计）、机炮连（按120人计）。总计为9300人，完全符合皖南部队9000多人之数。

　　北移部署三团前卫，五团后卫，一团左翼，特务团右翼，军部走中央，秘密组建编成三个纵队。

　　第一纵队（各纵队又称为支队或新支队，相当于旅）为左路纵队，由新一支队的老一团、新一团组成，还有特务营、警卫通讯连。

　　司令员兼政委傅秋涛，副司令员赵凌波（原军参谋处长），参谋长赵希仲，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

　　老一团团长熊应堂，政委肖辉锡，参谋长王怀生，副参谋长刘世相，政治部主任汪克明、政治处副主任黄吉民、特派员张志勇。

　　新一团团长张铚秀，政委丁麟章，参谋长徐赞辉，政治处主任李彬山，副主任徐志民，特派员温华桂。

　　第二纵队为中路纵队，老三团、新三团及军直属队（包括军部的司、政、后机关和教导总队）等组成。

　　司令员周桂生，政委黄火星，副司令员冯达飞，参谋长谢忠良，政治部主任钟德胜（即钟民），特派员徐一非。

　　老三团团长周桂生（兼），政委黄火星（兼），参谋长谢忠良（兼），政治处主任钟得胜（兼），特派员徐一非（兼）。老三团负责保卫军部，因一营调去组建新三团的骨干部队，暂缺一个营，全团只有两个营。

　　新三团团长熊梦辉，参谋长张日清，代参谋长、团作战参谋杜剑秋，政治部主任阙中一，副主任洪季凯，特派员张国光。

　　教导总队改称教导团，随军部一同行动。冯达飞调任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由教导总队政治部主任余立金统一指挥。由于时间仓促未及时改编，教导团一般仍称为教导大队或教导队，主要承担该纵队的后卫任务。

　　随军行动的司令部领导：军长叶挺，副参谋长周子昆，秘书长李一氓。

　　参谋处代理处长张元寿，作战科（一科）科长李志高、副科长叶超（军部在石井坑任命）；侦察科（二科）科长谢忠良、陈铁军（军部在石井坑任命），副科长殷扬（即杨帆，军部在石井坑任命）；通讯科（三科）科长胡立教，副科长、电台台长曹丹辉（军部在石井坑任命为副科长）；教育科（四科）科长冯隆（即冯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