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诛少正卯事件真的是很多文献都不记载吗？
孔子诛少正卯事件表面上看来有着圣人治奸的漂亮外衣，但是一旦细究就会完全相反，严重影响孔子的正面形象！从而儒生们不得不使用疑古派的种种手法去质疑这件事的可信性。这些手法中包括史学界较为盛行的一种举证方法，称作“孤证不立”，即把诛卯记载判定为仅有《荀子》一个出处的“孤证”，其他书的记载全部都看作传抄《荀子》或者抄后自行增衍。为了证明《荀子》的记载是“孤证”，疑古儒生们当然要证明其他春秋战国时代书籍都不记载诛卯。
问题就出在这个看似简单的“都不记载”之上！
事实上，这个“都不记载”只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得到证明的猜想！疑古儒生中有博学大儒，也有不学浅儒，但是他们都犯了两个根本性的错误：误以为自己有条件查阅全部的文史书籍，以及误以为自己所查阅的书籍里已经包含全部的应查阅信息。
朱熹开始质疑诛卯记载真实性时使用了“某书不载、某书不载”的疑古论述模式，当时他还只是举《春秋经》、《左传》、《子思子》和《孟子》四例，后儒则举出更多“不载”的例子，数量多的可以达到九例，分别是：1.《春秋经》；2.《左传》；3.《国语》；4.《战国策》；5.《论语》；6.《子思》；7. 《孟子》；8. 《庄子》；9. 《墨子》。
这样的举例证明存在着两个致命的弱点：
第一、这些书是否全部的春秋战国文献？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除了现存的一些其他文献之外，春秋战国时代的大量书籍都已经在秦火楚炬之中遭到彻底毁灭，亡佚数量根本就无法统计。既然举例不可能代表全部文献，那么“都不记载”自然就无法得到证明，从而“孤证”是否真的“孤”也无法得到证明。
换言之，《荀子》的诛卯记载可能另有文献依据，并不是凭空杜撰，只不过这个文献已经消失在熊熊烈火之中。
第二、所列举的书籍是全本还是残缺本？
上面所列举的九本书，除了盛传是出自与孔子喜好基本一致的左丘明之手的《国语》和《左传》，其他七本竟然都是残缺本！而从朱熹开始就在疑古闹剧里极少缺席的《子思》，竟然是残缺程度最高的辑本！
历史研究者如果还没全部看完一本书，当然就没有资格去作“这本书肯定没写什么内容”之类的鉴定。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所以在诛卯问题而言，残缺本书籍其实无法定性为“不载诛卯”。无论是在亡佚书籍那里或者是焚书后重现的书籍那里，对《荀子》诛卯记载的“孤证”指控都无法得到证明。
这几本残缺本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有三本：《孟子》、《庄子》、《墨子》。
司马迁认为《孟子》只有七篇，但是后来该书增多为十一篇，来源自然是民间献书或者从民间搜集所得。东汉的赵岐认为新增加的四篇是伪书，但判伪理由却是欠缺说服力的“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有这个事件存在，谁也不能保证除了这十一篇之外孟子肯定再也没有著作，更加不能保证孟子的弟子就肯定没有写过其他的孟子言行记录。孟子要向诸侯贩卖仁义，被人说他“好辩”，而且还多有得罪君主之言，如果他在著作中宣扬“言伪而辩就该杀”，那岂不是授人以柄、自掘坟墓？就算《孟子》内篇就已经包含全部的孟子自著内容，该书也没有资格充当质疑诛卯可信性的证据。广而言之，因为诛卯事件一旦深入分析就可能越描越黑、害人非浅，则所有的表面上看起来应该记载但是却没有记载诛卯事件的儒家书籍都不能洗脱为孔子避讳的嫌疑。
相反，敌视孔子的书籍一般而言就没有避讳嫌疑。虽然庄子和墨子出于保护自身安全的利益考虑也有可能不提诛卯，但是这并不能妨碍《庄子》和《墨子》成为疑古儒生们喜闻乐道的论据。只不过，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两本书是存在着篇章亡佚的残缺本！《墨子》里最可能收录诛卯事件的《非儒》篇的上篇也在亡佚篇章之列，然而疑古儒生们却极少有人考虑到这个因素，这说明他们的论史学风是何其的轻浮，辨伪水平是何其的低下！
孔门立雪早就指出过：文献典籍的亡佚往往是“孤证”的形成原因，但是同时也加强了“孤证”对历史事件的证明力量。如果一个记载不是“孤证”，我们还可以分析同一件事的流传会产生怎么样的内容差别或者版本对比，而一旦变成了硕果仅存的“孤证”，则其作证的权威性会得到大幅提升。要质疑其证明力量，只有靠违背史学规律的所谓“孤证不立”。
从史学规律而言，史书或其他书籍的记载虽然是写给后人看的，但是并不保证当时的文献资料不会亡佚。换句话说，文史记载并不需要照顾后世疑古派的刁钻口味。另外，疑古派常用的“默证”法在中国先秦史领域有一道无法逾越的技术障碍，那就是秦火楚炬对文献的毁灭性破坏。疑古派要使用“默证”证明“孤证”的孤立无援、不足采信的时候，因为文献大量亡佚，疑古派无法看到全部相关文献，看到的书籍也往往不是全本，从而根本就没有资格去鉴定“孤证”是否真的“孤”！文献亡佚所导致的“孤”，并不是事件记载的“孤”，而是疑古派自己的“孤”！“孤证不立”只是违背史学规律而得出的一种歪曲的认识，合乎规律的表述应该是“孤证难破”，或者说得绝对化一点就是“孤证必立”，疑古派无路可逃！
标签： 历史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