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即公元1629年)十月,后金汗皇太极率军避开明军重兵驻守的辽东宁锦防线,首次绕道入关,直取明京师(今北京)。
在宁锦前线的明蓟辽督师袁崇焕闻警之后,马上统领明军昼夜兼程回援北京。各地驰援的明军与后金军在北京的广渠门、德胜门之外展开激战,北京城上的明军亦开炮助战,后金军攻势受到挫折,一度后撤。
其后,明崇祯帝召袁崇焕等入见,并将袁崇焕革职下狱,原因之一就是怀疑袁崇焕“致敌兵犯阙”。[1]明帝此举导致原袁崇焕部援军军心动摇,在总兵祖大寿的率领之下还师宁远。而代替袁崇焕统率诸路援军的满桂,后来与后金军在北京永定门外作战时战死。后金虽然获胜,却没有即刻攻城,而是撤离了北京。以上就是己巳年北京保卫战的简略过程。
据史籍记载,后金军与袁崇焕军在北京城外对峙时,北京城上的明人在“城上了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2]这或许成了有关袁崇焕引导“敌兵犯阙”的流言蜚语的来源之一。为什么会发生后金军与明军“嬉笑偶语,往来游戏”的事,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下面将作一考证。
明朝在开国伊始,即收编大量蒙古人入军东征西讨。[3]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庚戍之变,蒙古俺答部兵临北京城下,据说当时增援北京的明军,有的竟辫发抢劫,“患甚于虏”。[4]我怀疑,这些辫发抢劫的人就是明军中的蒙古人。明末后金在辽东称雄,明军更是收编大量蒙古人入军,以对付后金;而后金亦对蒙古诸部采取招抚的政策,联合与之掠夺明境。这就造成了明与后金交战时,双方的军队中均有大量蒙古人的事实。一位明军军官是这样评价明军中的蒙古人的:“我收养夷丁(指蒙古人),谓其善于攻战,可以御虏故也。孰知临阵不肯砍杀,反与奴(指后金人)讲夷语日:我本夷人,尔莫伤我,我无害尔,某处是南兵(指明军),使奴酋只向南兵攻击,夷兵径遁。”[5]
后金首次入关,亦有大量蒙古兵跟随作战,例如后金军在北京广渠门、德胜门与明军作战,均出动了蒙古兵。[6]反观袁崇焕坐镇辽东时就对蒙古诸部进行过招抚。[7]有史籍记载崇祯二年己巳之乱时,袁崇焕率“蒙古壮丁万余骑”回援,[8]可以肯定,在广渠门与后金对峙的袁崇焕部有大量的蒙古人。此外,在德胜门外防御的明军满桂部亦有蒙古人(满桂就是蒙古人)。
也就是说,在北京之战中,双方的军队均有蒙古人参战,而上述的蒙古人在临阵对敌时,很可能会出现象以往那样用夷语交流,互通声气以求自保的情况。北京城上的守军“有见敌兵与我兵嬉笑偶语,往来游戏者”,当然义愤填赝,甚至作出了过激的行动。明京师守军曾用火炮攻击城外的宁锦援兵;[9]而满桂军在德胜门战斗时,“城上发大炮,误伤桂兵几尽,桂创卧关将军庙中。”[10]
尽管明军在保卫北京之战中,很可能出现了个别临阵动摇的蒙古人,但袁崇焕仍然在广渠门之战中挫败了敌军。后金汗皇太极在广渠门之战后惩罚了参战的蒙古扎鲁特及喀尔喀部落首领,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1]
[1](明)计六奇著的《明季北略》卷五之《崇祯二年己巳篇》
[2](明)张岱著《石匮书后集》卷第十一《袁崇焕列传》
[3]《明史》卷一零五至一零七之《功臣世表》
[4]《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九年八月辛未条
[5]《明清史料》癸编第三本,第二百一十页
[6]《满文老档》下册第九百六十至九百六十一页;《清太宗实录》天聪三年十一月辛丑条
[7]《明史.袁崇焕传》
[8](明)张岱著《石匮书后集》卷第十一《袁崇焕列传》
[9][10]《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之《东兵入口》;《明季北略》记载崇祯曾经质问袁崇焕“杀毛文龙,致敌兵犯阙,及射满桂三事”,但,满桂军在德胜门外作战时被守城明军用炮误伤,又该由谁来负责呢?
[11]《清太宗实录》天聪三年十一月辛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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