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时，有个超级聪明的大学问家，叫贾谊。他写了篇文章《过秦论》，标题的意思是说：讨论一下大秦帝国所犯的严重错误——之所以研究已经灭亡的王朝治政得失，是以史为鉴，警示来者，避免重蹈覆辙而已。
贾谊在他的《过秦论》中说：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秦帝国一统天下之前，所面对的对手极其强大，大到了不得了的程度，当时秦帝国的对手，像什么苏秦、乐毅、吴起、孙膑、田忌、廉颇，无一不是英雄之辈。但这么多的英雄，在秦帝国的滚滚车轮之前，俱化尘泥。而后，当秦帝国一统天下，却突然冒出来两个布衣百姓——陈胜和吴广，这俩人说不过苏秦，吵不过乐毅，打不过吴起，算不过孙膑，拼不过田忌，斗不过廉颇，可是此二人轻抬腿，一脚就把个秦帝国给踹哗啦了，何以如此呢?
贾谊解释说：无他，功业相反也。啥叫功业相反也呢?古史理论学者告诉我们，就是秦帝国的政策没有依据时代变化而调整。以前，征伐天下时，难免要役使民众，劳力天下。但等到六合尽扫，四海归一时，就应该相应地调整政策，由战时管制向民生经济转变。秦帝国至少有两次大的时机，可以调整政策，稳定民心：一次是六国灭、四海一的始皇帝时代;另一次是始皇死、二世继的时候。但遗憾的是，秦帝国却放弃了这两次机会。
何以如此呢?答案说出来会吓你跳起来——就是因为，秦帝国太讲究“以德治国”了!
在老早以前的史学研究中，对秦帝国的治政风格，评论起来就一个字——暴!
所谓暴秦是也。但这是史学家的观点，不是秦始皇的。秦始皇认为，他德行深厚，恩泽天下。证据就是——秦始皇平灭六国之后，就成了一名勤快的好驴友，他行经天下，巡游四方。每到一处，就征召石匠，为他刻碑。碑文上，往往开头就称：诵功德、诵皇帝功德、称成功圣德，又或是立石刻颂秦德……总之，在秦始皇所下令刻的碑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儿，就是个德字。如秦始皇琅琊刻石，德字就出现了四次。
也就是说，秦始皇对自己的评价，与史学家完全相反。史学家称其“暴”，而秦始皇则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才是圣帝大德。双方观点完全相反，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再研析秦国的暴政思想史，就会惊讶地发现：实际上秦国人比东方六国更关注于对“德”的研究。秦国历史上，进行过绝不会少于三次大规模的“德学”理论基础创建。
第一个下工夫研究并塑造秦国德政观念的，是商鞅。
商鞅，卫国人，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先去魏国找机会，没有找到，就去了秦国。见秦孝公，说以帝道，但秦孝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下次商鞅再见秦孝公，就说以王道，可是秦孝公又睡着了。最后一次，商鞅改说霸道，这一次，秦孝公听得来精神了。
商鞅摇头，明白了：秦国人只能接受三流的霸道。可霸道也是道，蜗牛也是“牛”!那咱就撸起袖子来干吧。
于是商鞅制定残暴的法令，限制秦国百姓随意迁陡，实行连坐政策，十户人家合用一把菜刀，一人犯法，全家株连，一家犯法，十户株连。一时之间秦国风声鹤唳，血光弥天。
很多人就看不下去了，站出来抗议。商鞅就写文章与大家探讨，这些文字，有相当部分收入到《商君书》中。
在《商君书》第四篇《去强》中，商鞅掷地有声地说：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
在这里，商鞅谆谆告诫统治者，一个国家，如果用善良的人治理邪恶的人，这国家就完了，没救了，非得灭亡不可。相反，如果这个国家用邪恶的人整治善良的人，OK，这个国家就充满了希望，人民群众就会心花怒放、“喜大普奔”。用善良人治国，战争时会打败仗，和平时经济衰退;用邪恶的人治国，敌人来了会主动撤退，你打出去就会赢，会获得大批战利品。坏人当道的国家，国家就会富得淌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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