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迷局:王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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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西汉在政治上是个迷茫的时代。

  春秋时期,传统的封建制度近于崩溃,孔夫子悲天怜人,不愿看到天崩地裂一般的乱局,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挽救周朝之既倒,四处奔波,劳累了一生,终叹无奈。

  战国末期,荀况之徒韩非、李斯,不愿脱离时代现实,而固守儒家传统的政治教条;他们在老师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决然走到儒家教条主义的对立面,坚决反对封建制度,积极设计、鼓吹与推广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中央集权郡县制。

  他们的那套主张,被称为法家霸道主义。

  秦王嬴政完全采纳韩非、李斯的法家霸道主义,荡平六国,建立起了秦王朝。他自称始皇帝,准备打造万年基业,传之百世千世。

  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秦王朝只存续了十五年,传到二世暴亡。

  汉高祖刘邦起于草莽,他与他的同事们从现实主义出发,分析秦朝败亡的原因有二:一在于严苛,二在于彻底摒弃封建。

  汉朝开国,为矫正秦朝之弊,相应地确定了两项国策:一是采取陆贾的儒家无为主义,自由放任,与民休息;二是分封部分诸侯,使郡县与诸侯杂陈。

  但这两项国策,很快遭遇到了挑战。

  首先,诸侯国与中央在政治上存在结构性矛盾,一直磕磕碰碰不能有效化解,到景帝时,酿成了七国之乱。

  再者,陆贾的儒家无为主义,慢慢演化成了道家的黄老之治。黄老之治,主张彻底的自由放任,它虽然创造了汉朝早期的繁荣,但到汉景帝后期却显露出了它的深层弊端,即: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政府软弱且小,既不能有效抑制豪强,维护社会秩序的健康运转;也没有能力抵抗匈奴的侵凌,有效保卫国家。

  汉武帝执政之初,社会上的改革呼声四起。武帝决定矫正汉初国策之弊,开创一个新时代。

  但是,武帝要改变祖上的既定国策——光明正大继承名声不佳的秦朝政治体制,在法家的极端严苛与道家的极端宽松之间找到平衡点——他需要强有力的理论依据。为此,他三次颁下诏书,向天下士人问策。

  广川人董仲舒应对武帝的问询,建议武帝摒弃百家偏狭极端的思想,以中庸的儒家之道为原则,指导现实政治。

  同时,他又以《公羊春秋》为依据,指出孔子虽然表面维护周朝的封建制度,但实为不得已。他推演孔子之意,认为:天不变,道也不变;但人为设计的政治体制,却可以根据时势的变化而相应改变。

  也就是说,他认为《春秋》一书中所隐含的孔子大一统理想,根据社会现实适当损益,就可以演化为中央集权郡县制。

  据此董仲舒建议,汉朝应该独尊儒术,并遵循“改制而不变道”的原则,光明正大继承秦朝的政治体制。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意见,他一方面雷厉风行,颁布“推恩令”,削减诸侯的势力,将内地的诸侯国泡沫化,使它们名存实虚,成为郡县的附属物。另一方面,他又推动政府的有为化改革,积极用政府的有形之手,调节贫富,抑制豪强,并扩军经武,反击匈奴。

  汉武帝的积极有为政治,把汉朝推到了极盛。

  但物壮则老,盛极则衰,况且,武帝还把有为政治推到了极端。因此,到他执政后期,府库空虚,民众疲困,社会出现了动荡的迹象。

  汉武帝醒悟,意识到自己偏离了中道。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春,封禅泰山后,他对众臣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同年,武帝颁布《轮台诏令》,向全社会宣布他要改变此前的极左政策。这标志着汉朝政治的在剧烈的右左摇摆之后,又回到了夏、商、周所遵循的道路上,只是政治体制发生了变化。

  到这时,按道理新儒家思想指导下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应当算成熟了,应当让人满意了;但实际上士人们却并不完全满意,他们认为汉朝的政治制度还有一项缺陷,这一缺陷夏、商、周也存在。

  夏朝之后,中国的政治进入家天下模式。家天下模式有个重要特点,就是“传子不传贤”;因此,在这种政治模式下,执掌天下权柄的天子,不一定贤能,不一定是成年人,甚至不一定心智健全。

  而更让人忧虑地是,在汉朝的政治条件下,皇帝掌握的实际政治权力,要远大于周天子掌握的政治权力;所以如果皇帝幼小或者昏庸,将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而难以预测的风险。

  士人们的忧虑并不多余。

  武帝去世,帝位传给了年仅八岁的幼子刘弗陵,是为汉昭帝。他托孤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四人,让他们共同辅佐少主;并令画工绘“周公辅成王”的图画,赐给霍光等。

  汉昭帝执政初期,君臣无猜,霍光等顾命大臣同心协力,罢多余之官,减不急赋税,政治算是比较清明。

  然而没过几年,霍光与上官桀、桑弘羊为争夺对小皇帝的影响力,结怨成仇。

  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上官桀、桑弘羊准备联合窥视皇位的燕王刘旦发动武装叛乱,杀死霍光,废黜汉昭帝。可是他们谋事不周,计划泄露。霍光先下手为强,发兵诛杀上官桀、桑弘羊等人,灭了他们的宗族。

  这一血腥件事加重了部分士人对家天下政治模式的担忧,他们很自然地开始怀念尧舜时代的禅让制度。他们认为只有恢复某种形式的禅让制,才能避免血腥的权力斗争及改朝换代之痛苦,才能开出百世之太平,让中国社会真正拥有美好的未来。

  当然,还有一些更喜欢怀旧的儒生,对郡县制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孔子所推崇的封建制,与孔子所赞扬禅让制结合,要好过郡县制与禅让制结合。

  这些思潮,为未来王莽代汉,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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