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与清朝之我见

元,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是事实,是不可动摇的!

报 1.元朝。明承认自成吉思汗以来的蒙古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为其做书立传。承认明继承的是元的天下!明太租朱元璋为元朝著史，追赠元朝末帝妥懽帖睦尔为元顺帝。并称：昔日胡汉一家，胡君主宰，现今胡汉一家，汉君主宰！-《明太祖实录》。孔子也曾云：夷狄入华夏，则为华夏。华夏入夷狄，则为夷狄！唐太宗李世民宣称：自古天下，重华夏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可见天下广包有华夏夷狄，非一族独有！毛泽东 也称成吉思汗为一代天骄,中华民族英雄!在抗日战争中曾亲自撰文祭祀，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为成吉思汗移陵，蒋中正撰文祭祀!而元的建立者忽必烈发诏书于天下,称元是继尧舜之后,绍百王而一统!并在全国祭祀中华先祖三皇五帝!承认为其与汉民皆出自三皇五帝之后!继承和发展华夏文明!为宋，辽，金等王朝作史论书。从历史考古也可证明蒙古民族是由万年以前从中原迁出的华夏人种发展而来!元时外国旅行家也承认忽必烈为中国皇帝!当年西班牙国王不就是让哥伦布带了他写给中国元朝皇帝忽必烈的亲笔信吗！而且蒙古部所居之大漠地区在大唐及其以后也是中国领土,蒙古族更是中国边疆少数民族。该地在唐以前分别为夏禹之后裔匈奴，黄帝之后裔鲜卑族，及北方边疆民族突厥控制。大唐时灭东，西突厥，则正式划入中央政府直辖，归属河北道制下安北都护府管辖,下辖金微都督府,坚昆都督府，余吾州，浑河州，狼山州等地,后纳入回鹘汗国管辖,回鹘汗国是唐玄宗册封骨利可汗而成立的,而回鹘称唐朝皇帝为天可汗,承认其作为回鹘等西北民族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充分证明了回鹘汗国是大唐的辖下边疆民族政权!在往后该地先后成为辽的西北招讨使辖区,金的附属民族部落.可见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边疆民族，而元朝之后更是我中华五族共和的重要成员。元及其以后漠北行政状况如下：元朝时则纳入岭北行省，明时元顺帝逃出北京后建立北元王朝， 鬼力赤帖木儿篡位 ，本年去元国号，公元1404年北元覆灭。其地先后为瓦剌，鞑靼两部所占据（两部先后臣服与明王朝，接受明王朝册封），《蒙古族简史》说：“在一三六八年以后的二十年间，故元势力和明朝之间发生了多次战争，经过战争，故元势力大为削弱，辽东、漠南蒙古、甘肃和哈密地区处于明朝统治之下。明朝随即在这里授官设治，先后建立福余、泰宁、朵颜（以上合称兀良哈三卫）、察罕诺儿、东胜赤斤、哈密等蒙古卫所二十多处，其长官都督、指挥、千户、百户和镇抚等，均由蒙古封建主充任，对哈密卫长官则授以忠顺王的封号。这些蒙古封建主作为明朝的地方官吏统领各自的部众。”[22]《简明中国历史》说：“明于永乐年间，封瓦刺部三个首领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封鞑靼部首领为和宁王使之成为明政府管辖下的地方长官。” 蒙古从不认为他们是外国，他们一直在同明进行斗争，明也一直试图统一蒙古。所以才有了明太祖朱元璋八征漠北，明成祖朱棣五征漠北的，北元政权两逼幽燕，瓦剌首领也先土木堡俘明英宗，攻打北京，鞑靼部俺答汗意欲称帝，兵跨长城的军事行动。蒙古编写的《黄金史纲》，还胡说明朱棣皇帝是蒙古呜哈图噶之子，北京的明政权仍是元朝皇室后裔的延续，即事实上的蒙古政权。清朝则归入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民国改称外蒙古，所以蒙,金,西夏,宋,西辽,大理等历史具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他们之间的战争是国内民族战争（或说中国领土上各个分裂政权间的混战）,元作为中国朝代具有不可动摇性！

附：唐代安北都护府迁徙考论

　　•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艾 冲

　　 安北都护府是唐朝管理北方边疆的军政机关，乃唐朝六大都护府之一。探明安北都护府的演变原委，对于边疆史地、唐史研究均具重要意义。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的抵牾和今人对史料的理解差异，因而在安北都护府的名称、治所和管内羁縻府州的变迁问题上还存在一定的疑点与分歧，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笔者不揣浅陋，愿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一管之见，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安北都护府的迁治与更名

　　 作为边疆军政管理机关，安北都护府在其实体存在期间曾经三更其名、八迁其治。这种复杂的演变无形中增加了后世学人认识它的难度，但大致还是可以理清原委的。下面简述其名、治之演变过程。

　　 （一）、安北都护府起初称作“燕然都护府”，创建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四月，以统管碛北地区的六府七州。其治所在“故单于台”，即《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张仁愿于景龙二年所筑西受降城东北40里处。[1] 西受降城，简称“西城”。《旧唐书》云：“西城，即汉代之高阙塞也。西城北去碛石口三百里”。 [2] 汉代高阙，即今内蒙古狼山中段的石兰计山口。唐代西受降城踞于今石兰计山口南、乌加河（唐时黄河）津渡北岸，位于今五原县西北。据此，燕然都护府驻地在其东北40里处，当在今乌拉特中旗驻地西南、狼山北麓。燕然都护府驻“故单于台”达十六年（647—662）。

　　 （二）、唐高宗龙朔三年（663）二月，燕然都护府自碛南的“故单于台”迁往碛北的回纥部居地，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西北、鄂尔浑河西侧。因在回纥部建立的政权机关叫作“瀚海都督府”，燕然都护府作为上级政府既已迁来此地，按照以驻在地的名称作为自身专名的原则遂改称：“瀚海都护府”。此乃这个北疆最高军政机关的第一次更名。[3] 同样，因都护府迁来瀚海都督府的驻地，唐中央政府原来为回纥部酋长配备的都督府副职（长史、司马等）以及各职能部门的文牍人员就有裁减的必要，于是瀚海都督府（羁縻）的部分在编人员被迁往碛南，并入新组建起来的“云中都护府”衙署。[4] 此后，两大都护府管区间的分界仍如贞观十三年唐太宗李世民所确定，照旧以碛为界，瀚海都护府仍旧管辖碛北的铁勒九姓及其他部族之地，新组建的云中都护府则监管碛南的突厥诸部之府州。[1]（《旧唐书•突厥传上》）

　　 总章二年（669）八月，瀚海都护府再度更名为：“安北都护府”。此乃第二次更改其名称，安北之名遂始于此年也。安北府仍然以回纥部落的瀚海都督府为治所。[5] 驻此达二十五年之久（663—687）。

　　 （三）、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安北都护府自碛北回纥部向南迁至同城镇。同城故址，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那旗驻地以南。当时，铁勒九姓中的回纥、思结、契苾、浑诸部也追随安北府南迁，进入碛南的甘、凉二州地界。导致这次迁徙的原因，要追溯到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十月，单于都护府管内的突厥诸部反叛，阴山山脉南北的局势动荡不安，影响了安北府与京师长安城的交通联系。永淳二年（683），阿史那骨啜禄称汗后，频繁袭扰河东、河北等地区，尤其是武则天垂拱三年（687）八月，突厥诸部寇扰朔州，被燕然道行军大总管黑齿常之击溃于黄花堆，“追奔四十余里，贼众遂散入碛北”。 [6] 从此，突厥始攻掠碛北铁勒九姓诸府州，“铁勒诸部在漠北者渐为所并”。在这种与中央政府联系受阻、碛北战乱的紧张局势下，安北府与管内部分羁縻府州遂南迁甘、凉二州之地。安北府乃移治于陇右地区居延海西南的同城镇，即“敕以同城镇权置安北府”，以“招纳归降”。

　　 同城镇位于甘州（今张掖市）北偏东1018里。《新唐书•地理志》谓：同城，天宝二年置宁寇军，“军东北有居延海”。《元和郡县图志》又云：“宁寇军，在居延水两汊中”。而居延海（今额济那旗驻地东北）西南距甘州1600里。依据地貌特征和两地驿道里程推算：南迁后的安北都护府驻地——同城镇，位于今额济那旗驻地西南500余里、额济那河古河道傍。其时，安北府主要管理迁入河西一带的铁勒诸部，并与留在碛北的其他蕃部也保持着联系。安北府治于同城镇约有五至六年（688—693 ？）。

　　 （四）、大约在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安北都护府撤离同城镇，再度向南迁治“甘州删丹县西南九十里西安城。”[7] 据《旧唐书•突厥传》：长寿二年，突厥诸部首领默啜可汗率众寇掠灵州，杀掠吏民。孤悬于大漠南缘的居延绿洲也难免兵火之劫，安北府遂于是年或次年迁治西安城。○1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元和郡县图志》相关记载中“其都护权移理删丹县西南……”当有脱误，“其”字下当脱佚“后”字；应作“其（后）都护权移理删丹县西南……”才可谓文理通顺。西安城，始筑于十六国时期北凉神玺二年（398），为西安郡治所。北魏时废郡。故址在今山丹县西南。○2 安北府治于西安城约达十四年（694—707）。[8]

　　 （五）、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安北府由西安城向东北迁入新竣工的西受降城。[9] 是年三月，朔方军大总管张仁愿趁突厥首领默啜尽众西击突骑施部之机，收复漠南地，并在黄河北岸起筑三座受降城，皆据交通要津。西受降城竣工之后，唐廷为便于安北府与碛北诸部就近联系，乃迁安北府治于西受降城。这是不可争议的史实。现今史学界个别同志认为：安北府是由单于都护府故城（今和林格尔北）

　　 ○1《资治通鉴》卷203系年有误。 ○2 唐删丹县治即今山丹县城。

　　西迁此城，此说实在有欠妥当。如果历史文献记载出现分歧，一般来说应以同时代文献为可靠。在安北都护府于何时由何地迁入西受降城的问题上，笔者认为《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是正确可信的，故采用其说。至于“圣历元年，（以单于都护府）改置安北都护府”的观点，也是不妥的（详见本文第三节）。安北府驻西受降城达十四年（708—721）。

　　　　（六）、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安北都护府再由西受降城移治于中受降城（今包头市西南、黄河北岸）。[4]（《元和郡县图志•天德军》）关于这次迁移治所，《新唐书•地理志》称在开元二年（714），实际有误。还是须以《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为准确，定在开元十年。同年，唐廷析出丰州、胜州管区各一部分，划归安北都护府，作为其直属管理区。安北府驻中受降城长达二十七年之久（722—748）。 ○1

　　　　（七）、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十四年（755），安北都护府先后移驻横塞军城、天德军城。据《元和郡县图志》载：天宝八载，朔方节度使张齐丘于木剌山可敦城创立横塞军，遂迁安北都护府治此。横塞军使郭子仪兼任安北都护府副都护，处理府中日常事务。都护一职仍由朔方节度使担任。时过五年，安北都护府又于天宝十四载随横塞军移治大同川西岸新建的城郭，即更名后的天德军城（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东北岸）。[10] 但《元和郡县图志》谓“乾元后改为天德军”，失之过晚，也显得含糊不清。据《唐书•郭子仪传》：郭子仪任天德军使，时在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以前。《旧唐书•玄宗本纪》也有明确的记载。据此，横塞军被改称天德军的时间，至迟当在天宝十四年。[11]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安北都护府改称：“镇北都护府”。此乃这个军政实体的第三次更改名称。《新唐书•方镇表》乾元元年（758）列有“镇北都护府”，就是安北都护府之改名。这次更名，跟安南都护府改称镇南都护府、安西都护府改称镇西都护府的时间相接近。后两者更名的时间都在此前一二年，即至德元年或二年（756、757）。总之，上述更名之举均应在至德中（756——758）。[12]

　　 （八）、唐乾元中（758—760），镇北都护府又随天德军使迁回西受降城，其所属军马则“权置永清栅（今乌梁素海东南岸）”。此时，镇北府已是有名无实，“都护”仅具虚衔而已。[13] 安史之乱后，节度使司体制推广于各地区，而原有的都督府、都护府建制则失去了其主导地位。镇北都护府也不例外。迄唐德宗兴元元年（784），镇北都护府最后被撤销。据《旧唐书•德宗本纪》：建中二年（781），李怀光出任朔方节度使，兼任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至兴元元年（784）三月巳亥，“诏授李怀光太子太保、其余官秩并罢”。镇北都护府的建制遂在此时被罢废。因为同一年中，浑 咸、杜希全次第出任朔方节度使，他们的兼衔中已无“镇北大都护”之号。而且此后迄开成（836—840）中，历任朔方节度使的兼衔中皆不具“镇北大都护”职名，显然已被撤销。唐代后期的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图志》的关内篇，载有单于都护府、天德军、三城，却无镇北都护府，也是明证。

　　 综上所述，安北都护府曾经三次更改其名，梗概如右：燕然都护府（647—662）——瀚海都护府（663—669）——安北都护府（669—757）——镇北都护府（758—784）。其中以“安北都护府”之名沿用时间最长，达88年，因此常以“安北府”呼之。其治所也前后八次迁徙，

　　 ○1.安北都护府这次移驻中受降城，乃因西城受到黄河侧蚀冲刷而严重损坏，此年被放弃。

　　次序大致如下：故单于台、回纥部落（瀚海都督府所在地）、同城镇、西安城、西受降城、中受降城、横塞军城、天德军城、西受降城。安北都护府的职权在第四次迁治之前处于全盛期，此后进入中衰期，安史之乱后则为衰亡期，有名无实延续到兴元元年终止。

　　 二、安北都护府统管的羁縻府州

　　 安北都护府的管区即碛北地区，其职权是监管北部边疆地区的铁勒九姓及其它部族诸府州。羁縻都督府、羁縻州的数量有前期和后期的不同，前期主要指贞观二十一年至垂拱四年（647—688）间管领碛北诸州（皆置于各部落原居地），后期则指垂拱四年后迄兴元元年（689—784）间监领南迁内地的诸府州。

　　　 （一）、安北府前期所管羁縻府州

　　 贞观二十一年四月十日，“置燕然都护府，以扬州（都督府）司马李素立为都护，瀚海等六都督（府）、皋兰等七州并隶焉”。 [14] 可知燕然都护府建置伊始，就统管碛北六府七州，即：1、瀚海都督府 置于回纥部居地。武则天时南迁陇右甘、凉二州地界。2、燕然都督府 置于多览葛部居地。3、金微都督府 置于仆固部居地。4、幽陵都督府 置于拔野古部居地。5、龟林都督府 置于同罗部居地。6、卢山都督府 置于思结部居地。武则天时南迁陇右甘、凉二州地界。7、皋兰州 置于浑部居地。永徽元年三月三日，皋兰州升格为皋兰都督府，下领稽落州。后复降为州，分作东、西皋兰州，三年皆罢。8、高阙州 置于斛萨（或作薛）部居地。永徽元年三月三日，罢之，改置稽落州，隶于皋兰都督府。9、鸡田州 置于阿跌部居地。10、榆溪州 置于契苾部居地。永徽四年，升为贺兰都督府，仍隶属于燕然都护府。武则天时南迁陇右甘、凉二州地界。11、鸡鹿州 置于奚结部居地。12、蹛林州 置于阿跌部（或谓思结别部）居地。13、寘颜州 置于白霫部居地。

　　 上述六府七州，“并各以其酋帅为都督、刺史，给玄金鱼（符），黄金为字，以为符信”。《旧唐书》亦曰：“太宗各因其地土，择其部落，置为府、州。”“太宗为置六府七州，府置都督、州置刺史。府、州皆置长史、司马以下官主之”。在此应特别注意者，则是中央政府为碛北诸府、州“皆置长史、司马以下官主之”，即由唐廷选派文职人员赴碛北各府、州充任长史、司马等上佐副职，以及政府各职能部门的文牍案卷工作人员。这个布署恰恰是应铁勒九姓各部酋长的恳切请求而实施的。贞观二十一年正月，铁勒诸部首领在京都长安城接受唐太宗授予的官爵时，异口同声地说：“臣等既为唐民，往来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之南、突厥之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十六驿。……仍请能属文（之）人，使为表疏”。唐廷答应他们的要求，随后派员赴碛北各府州，协助都督、刺史处理本管区事务及同上级政府的公文往来。[15]

　　 此后的二三年中，随着碛北地区统一局面的巩固与发展，燕然（安北）都护府所管府州的数量渐有增加。二十二年，燕然府增管一府二州。它们是：14、坚昆都督府 置于结骨部地，隶燕然都护府。其下领都波、驳马、弥列哥、饿支四部。15、玄阙州 贞观二十二年三月九日，以骨利干部居地置立，隶于瀚海都督府。后改称：余吾州。[16] 16、烛龙州 贞观二十二年三月九日，置于俱罗勃（掘罗勿）部居地，隶于瀚海都督府。

　　 贞观二十三年迄永徽元年，又增置二府六州。分别为：17、新黎都督府 贞观二十三年正月，置于拔悉密部地。显庆三年，降为新黎州。18、狼山都督府 永徽元年十月，置于歌罗禄部左厢居地。显庆元年，府降为州。19、浑河州 永徽元年十月，置于歌罗禄部右厢居地。20、溪弹州 永徽元年，以薛延陀余部置。后改称：祁连州。21、居延州 贞观二十三年六月，以白霫部置。22、稽落州 （1）永徽元年，改高阙州为稽落州，隶于皋兰都督府，后废。（2）永徽三年十一月，置于阿特部，隶于燕然都督府。23、仙萼州 置于何部不详，置年不详。24、浚稽州 置于何部不详。[17]

　　 延及高宗显庆三年正月十四日，安北都护府（燕然府）增管金山（阿尔泰山）一带的歌罗禄三部析置的三府一州。即：25、阴山都督府 置于歌罗禄的谋落部居地。26、大漠都督府 置于歌罗禄的炽俟部居地。27、玄池都督府 置于歌罗禄的踏实部居地，后降为玄池州。28、咽面州 析踏实部而置。以上三府一州初隶燕然都护府。长安二年，皆为都督府，改隶北庭都护府。[18]

　　 截止显庆三年（658），安北都护府共计监管十三个羁縻都督府（瀚海、燕然、金微、幽陵、龟林、卢山、贺兰、坚昆、新黎、狼山、阴山、大漠、玄池）和十五个羁縻州。

　　（二）、安北府后期所管羁縻府州

　　　　这时期又可分作三个阶段：

　　 1、垂拱四年至景龙二年间，安北府驻同城镇和西安城之际，主要统管迁入陇右河西走廊的铁勒九姓诸羁縻府州。并与留在碛北地区的诸府州保持联系。内迁河西走廊的诸府州有：瀚海都督府（回纥）、卢山都督府（思结部）、皋兰都督府（浑部）、贺兰都督府（契苾部）、蹛林州（思结别部），后又析置金水州。这三府三州均迁入河西的甘、凉二州之地，仍隶于安北都护府。景龙中，安北府东迁后，诸府州则隶于凉州都督府。与此同时，安北府还与留在碛北地区的新黎、狼山、浑河、坚昆、溪弹、阴山、大漠、玄池和咽面等九个府州保持联系。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唐朝增立北庭都护府（治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遂析出安北府管内的阴山、大漠、玄池和咽面4个都督府改隶北庭都护府。 [19]

　　 2、景龙二年迄天宝十四年间，安北府迁驻西受降城、中受降城之际，监管南迁入关内、河东等地区的铁勒九姓诸羁縻府州。

　　 景龙二年，安北府东迁西受降城，就近恢复与碛北的铁勒九姓诸部的联系，互有使者往返。此后，安北都护一职就由朔方道行军总管或朔方节度使兼任。开元元年，碛北诸部在突厥贵族的压迫下纷纷南迁。如：燕然州（多览葛部）、鸡鹿州（奚结部）、鸡田州（阿跌部）、东皋兰州（浑部）、烛龙州（掘罗勿部），以及燕山州（何部不详）等六州迁入灵州地界，前三州寄治回乐县界，后三州侨治于鸣沙、温池二县之境。[20] 《旧唐书•地理志》称之为“突厥九姓部落”，实属笔误；应写作“铁勒九姓部落”才是。此六州南迁初期仍隶于安北都护府，只是到了开元末年，方改归灵州都督府兼管。 [21] 歌罗禄诸部则迁入凉州地界。据《新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开元四年夏天，由于受到突厥的军事打击，铁勒九姓中的回纥、同罗、勃曳（拔野）固、仆固五部落度漠南迁。唐廷将这五部安置在大同军（大武军，即今山西朔州市东北）、横野军（今河北蔚县城）以北之地。开元九年秋天，河东的铁勒九姓五部落响应唐廷征调，平定河曲康待宾之乱。十年，河东的铁勒九姓五部进入河套地区，填补因河曲残胡南迁后的空地。 [22] 安北都护府也于同年迁至中受降城，就近管理诸部。根据两《唐书》记载，夏州所在的河套地区寄居着碛北诸部之府州略有：达浑都督府（薛延陀部） 游牧于夏州宁朔县境，下领五州：姑衍州、步讫诺州、溪弹州、纥州、低粟州。开元十六年，废达浑都督府。安化州都督府 寄在夏州朔方县境。宁朔州都督府 所在同上。仆固州都督府 以铁勒九姓的仆固部落置。所在同上。上述四府五州先隶属于安北都护府，后归夏州都督府。 [23] 其他未见诸文献记载者，为数当亦不少。与此同时，安北府跟碛北九姓部落之联系一直在进行。例如开元四年，拔野固部人袭杀了突厥可汗默啜之后，立即向入蕃使者郝灵荃报告，消息很快传递到京师长安城。可见，安北府与碛北的羁縻府州保待着联系。[24]

　　 3、至德元年迄兴元元年（756—784），安北府管下的河曲诸部羁縻府州受到安史之乱的影响，人口流散，纷纷解体。致使安北都护府渐次失去管理对象，乃至最终的撤销。

　　 三、关于安北都护府的三个问题

　　 关于安北都护府的建置沿革，因文献记载的歧异迄今仍有一些需要努力澄清的疑点。现特别就下列问题试作分析，阐明个人浅见。

　　 （一）、永徽元年是否新置一个“瀚海都护府”？

　　 廓清这个问题十分的重要，因为它关系到燕然都护府的管区是否包括整个碛北地区。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一条历史资料。《旧唐书•突厥传》在叙述永徽元年（650）高侃平定突厥车鼻可汗、分置府州之后，另起一段云“车鼻既破之后，突厥尽为封疆之臣。于是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单于都护领狼山、云中、桑干三都督，苏农等一十四州（或作二十四州）；瀚海都护领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贺兰等八州。各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高宗（乾封元年）东封泰山，狼山都督歌罗禄社利等首领三十余人并扈从至岳下，勒铭于封禅之碑。自永徽以后，殆三十年，北鄙无事”。有的学者认为这段文字叙述了永徽元年的史实，其实不然。首先，细审这段引文，显然是对永徽元年以后30年间北方边疆行政格局的概括性文字。并非有的同仁所谓：是年新置两个都护府，或者于燕然都护府之外别置二个都护府。引文中的“於是”乃指永徽后30年间，并非指永徽元年也。其次，从这则史料的行文用名来看，既用“瀚海都护、单于都护”，实际是指麟德元年或龙朔三年（664或663）以后、总章二年（669）以前数年间的行政建置，恰在“北鄙无事”的30年间中期。再次，依据两个都护府所管羁縻府州的名称分析，也显示并非指永徽元年之事。例如单于都护府下属的桑干都督府，迟至龙朔三年（663）才从定襄都督府析出而分置，永徽元年（650）怎么可能有此桑干都督府之名？这就充分证明了此段引文并非叙述永徽元年之事。所谓永徽元年置立两个都护府之说，纯属虚构。此乃今人对史料理解不当所致。再如引文中所谓单于都护府下属的“狼山都督府”，实际是定襄都督府的笔误。而有的学者不察，竟然以此为依据断定永徽元年添置了一个“瀚海都护府”，导致问题复杂化。狼山都督府，实在碛北地区，隶属于燕然都护府，史书记载明白。[25] 因此，引文中“单于都护府”下领的“狼山”实际是“定襄”之误，这一点是极易分辨的。至于定襄都督府，贞观四年置于碛南地区，统领突厥颉利左部之民众；永徽元年犹存，高宗末年仍在。即立单于都护府，自然归其管理，故知引文中“狼山都督府”实为“定襄都督府”误写。另外，呼延都督府也是突厥诸部羁縻府，析置于贞观二十年，系由云中都督府分出；至永徽年间依旧存在。如果说永徽元年增置了“瀚海都护府”（依其文意即单于都护府的前身），所领三个都督府应该是：定襄、云中、呼延，绝非引文所谓“狼山、云中、桑干”。于此就已证明永徽元年增立“瀚海都护”之说是错误的。[26] 第四，从引文中“瀚海都护”（此系安北府的前身）管内的“贺兰州”分析。贺兰州，初名榆溪州，贞观二十一年正月创置于契苾部居地；永徽四年升格为贺兰州都督府。无论如何，永徽元年碛北地区并无“贺兰州”之名称。[27] 这就进一步证实：根本就没有永徽元年置立都护府其事。退一步来分析，假定此年添置都护府属实，那就无法解释后置或后更名的都督府和州级政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一年，必然沦入新的矛盾之中。毫无疑问，此乃今人理解史料出现的偏差。正确的解释只能是：《旧唐书•突厥传》的这段文字实际是概述永徽后30年间北方边疆的军政建制，相当于麟德元年至总章二年（664—669）八月前的行政管理格局。据此，就可进一步合理解释为什么单于都护府下领云中、桑干、定襄（引文误作狼山）三个都督府，为什么瀚海都护府所领有“贺兰州”，却无“榆溪州”。既然如此，关于永徽元年曾在碛北地区置立“瀚海都护府”（指单于都护府前身）的观点，无疑是很不恰当的。

　　　　基于对相关史料理解上的偏差，所谓永徽元年在燕然都护府之外另立两个都护府的推论是不妥当的；所谓永徽元年因车鼻可汗的覆灭，遂在北疆重新划分行政区域而形成二个都护府管区之说，也是不正确的；所谓永微元年新置的两个都护府并非“单于、瀚海”，而是“瀚海、燕然”的论断，更是错误的。永徽元年，北方边疆除了燕然都护府之外，并无“瀚海都护府”之名。种种误解实乃今人理解史料不当所致。倘若追本溯源，诸种误解当系来自今本《唐会要》。该书卷73《单于都护府》条：“永徽元年九月八日，右中郎将高侃执车鼻可汗献于武德殿。处其余众于郁都军山，分其地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单于领……。各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将其引文与《旧唐书》的记载对比一下，就可明显看出《唐会要》对参考资料删减失当，铸下大错。它将两条史料揉为一体，系于永徽元年，语焉不明，致使后世学者生出种种误解。《唐会要》的本意是欲叙述永徽元年唐王朝在车鼻可汗旧地的行政建置，却羼入关于都护府的材料。譬如引文中“处其余众于郁都军山，分其地置”之下应是“狼山都督府、浑河州”，才能跟末尾的“各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相对应。[28] 今人对这个误载未能明辨，将错就错，因而出现了几种不恰当的理解与推论。

　　　（二）、燕然都护府是否管领狼山、浑河等府州？

　　 永徽元年，唐朝在车鼻可汗旧地创置狼山都督府、浑河州，以及先年所置新黎州都督府，统管歌罗禄诸部和拔悉密等部落。《新唐书•地理志》将三者列于突厥府州之下，并在“狼山州”条曰：“永徽元年，以歌罗禄右厢部落置，为都督府，隶云中都护。显庆三年（降）为州，来属（安北都护府）”。这个记载是不恰当的。[29] 首先，永徽元年，北方边疆唯置燕然都护府，统管碛北诸部府州；至于碛南的突厥诸府州，尚无统一的上级管理机关，“云中都护府”当时并不存在。《新唐书》所谓“云中都护”是“燕然都护”的笔误。而新置的狼山府、浑河州、新黎府均散布在碛北，无疑是隶于燕然都护府之下。这个史实在《唐会要》卷73《安北都护府》记叙得明明白白，而且条理清晰，不容怀疑。原文如下：“永微元年十月二十日，以新移歌逻禄在乌德健山者，左厢部落置狼山州（都督府）、右厢部落置浑河州，并隶燕然都护府”。[30] 据此可以肯定，二府一州建置伊始，就隶属于燕然都护府管内。高宗时期也无变动。惟新黎府在开元四、五年南迁北庭都护府管内。其次，歌逻禄、拔悉密虽然曾是突厥汗国的属部，但并非突厥本族，不能列入突厥诸府州之内。《新唐书•地理志》的归类是不恰当的，那么今人据此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对的。就犹如契丹、奚族曾是突厥汗国的属部，却不得视作突厥族；歌逻禄并非突厥族，拔悉密亦然。正因为如此，狼山、浑河、新黎诸府州被归入燕然都护府管下。所谓永徽元年狼山都督府隶于单于都护府或云中都护府或瀚海都护府之说，均与历史实际不符。总之，燕然都护府管区包括歌逻禄诸府州之地。

　　 （三）、安北都护府是否曾迁驻单于府故城？

　　 稽之于历史文献，所谓安北都护府于圣历元年迁驻单于都护府故城的说法，也是不可靠的。《元和郡县图志》云：“单于大都护府，垂拱二年改为镇守使，圣历二年改置安化都护”。[31] 写作“安化”而非“安北”。但《唐会要》在论述单于府时称：“圣历元年五月九日，（单于镇守使）改为安北都护”。[32] 笔者认为当历史文献记载出现歧异之时，应以当代文献为依据，因此以唐后期的《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安化都护”为是。其次，两部历史文献均记作以“单于镇守使”改置“安化（一作安北）都护”。显而易见，这是在原单于府驻地（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以单于镇守使为基础而改置管理机关，并非说安北都护府于此年由别处迁驻单于府故城。改置和迁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这样看来，圣历元年改置的安化都护府是另一个军政建置，跟当时远在河西走廊的安北都护府毫无瓜葛。第三，从当时的政治形势观察，迁驻之举也是不可能的。万岁通天元年（696），后突厥的默啜可汗征服契丹与奚两蕃，兵力强盛。圣历元年（698），默啜恃强向武则天索要早年归附唐王朝的突厥降户，以及单于都护府之地，兼请农器、种子。武则天惧于其强大兵势，“遂尽驱六州（指丰、胜、灵、夏、朔、代诸州）降户数千帐，并种子四万余硕、农器三千事，以予之。默啜浸强由此也”。 [33] 可见，这一年正是默啜逼迫武则天交出“单于府之地”最终达到占据漠南地区的时间，并且大举进攻大同、清夷、静难等军，以及妫、檀、蔚、定、赵诸州之地。单于府孤城处在危急形势中，本来就不管理突厥诸部的安北都护府焉能于此时迁驻此城，有何实际的意义和可能？武则天尚不至于愚蠢到这等程度。安北府迁驻单于府故城之举绝对不可能发生。《唐会要》《玉海》作“改为安北都护府”，“北”乃“化”字的误写。今人据此演绎出：安北都护府移治单于府故城一说，更加欠妥。

　　 总而言之，圣历元年（698），安北都护府仍旧驻在“甘州删丹县西南九十九里西安城”，并未移驻单于府故城。到了中宗景龙二年（708），安北府才从西安城向东北迁治于西受降城中。开元十年，再度从西受降城迁驻中受降城，如第一部分所述。通过上面的探讨，我们基本上澄清了关于安北都护府的治所和名称沿革问题的迷雾，探明了它的真实的演变历程。

　　 2.清朝!努尔哈赤是明的一官员,官至龙虎将军!而清起家的地方东北更是中华不可分割的领土,该地早先居民肃慎在周朝是为周的诸侯国,向周进贡称臣!春秋战国古籍有明确记载!至唐先后成立黑水都督府,渤海都督府与松漠都督府时正式划入中央政府直辖领土,后唐玄宗派遣使臣册封粟末部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并成立忽汗州行政区,派驻官员。至唐后期为了控制逐渐做大,妄图与中央政府对抗的渤海郡国,就在起西部(即今黑龙江省大部,内蒙古东部,外兴安岭南北地区)成立了室韦都督府!(注意这个室韦就是成吉思汗时蒙古族的前身!)唐亡后,经过五代十国战乱,东北及蒙古地区脱离了中央政府控制,宋统一中原后又无力重组天下,该地区的契丹族,与女真族先后建立了辽,金两个中国边疆民族政权,该地因此也先后划入了辽和金管辖!成吉思汗在蒙古汗国成立后东征西讨,南征北进。经窝阔台,贵由,蒙哥不断发展扩张至忽必烈统一天下成立元朝,又纳入元朝的辽阳行省管辖.元亡后,朱元璋成立大明帝国,八征漠北,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后迁都北京，五征漠北，震服北逃的北元残部蒙古诸部!迫使其承认明帝国政权与最高统治地位,同时征服东北女真地区,设官置卫,如建州卫等,(注意这个建州卫是努尔哈赤的老家!),至永乐年间明成祖派太监依失哈尔东巡女真地区,成立努尔干都司,该地正式划入明帝国直辖地区!后为节省帝国经费,努尔干都司撤消,但明在东北的驻军并为减少,反而因变患增加不少.而且行政管辖权下移到了地方卫所手里!仍为中央直辖地区!清的建立者后金汗国的努尔哈赤家族历代多任建州卫统领,他本人亦曾为明帝国建州卫都督，其弟舒尔哈齐任副都督!改后金为清的皇太极也曾致书明朝皇帝,承认其曾为明的子民,明帝国的一部分,要求封其为王,为大明屏藩，永镇东北!所以清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朝代还有问题吗?

　　长白山考

　　——关于长白山地区历史上的归属问题研究

　　刘厚生

　　 关于长白山的界定可分为两种，一种为狭义的，一种为广义的。

　　狭义的是指长白山的主脉——长白山脉。这就是北界位于北纬42°5′；南界位于北纬41°15′；西界位于东经127°15′；东界位于东经129°00′。其范围大致北至我国吉林省安图县的松江镇，西至抚松县，东至朝鲜境内的西头水（江流名），南达盖马高原的甲山、白岩一带。南北长约310公里，东西宽约200公里，总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

　　广义的长白山是指以长白山山脉为中心的外延地区，即西起辽河与千山山脉相连；南濒黄海、盖马高原，鸭绿、图们两江从其腹地穿过；北达松嫩平原，松花、嫩江合流并进；东至牡丹江流域和日本海，完达山为其余脉。总面积超过40万平方公里。

　　在几千年前的我国历史典籍中，就已经对长白山有过记载。长白山在我国最早的一部地理志书《山海经》中称作“不咸山”。据载：“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之国” [1]。足见，西汉以前，不咸山就遐迩闻名，并与我国东北的古民族肃慎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汉魏时期，长白山又称盖马大山。《后汉书•东夷传》东沃沮条下曰：“东沃沮，在高句丽，盖马大山之东，东滨大海”。盖马山为西汉盖马县境之山，与今日长白山的地域相合。南北朝时期，长白山又称“徒太山”、“从太山”、“太皇山”；隋唐时代称“太白山”。辽金时，长白山之名称开始被普遍使用，《金史》载：“黑水靺鞨居古肃慎之地，有山曰白山，盖长白山。”同样的记载亦见诸于其他史籍之中。长白山之名称从此延续至今。

　　长白山的命名，已有970余年的历史了。长白山称谓的变化和来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祖先对长白山的认识，以及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它的领属关系。

　　站在海拔五千多公尺的长白山巅，俯视苍茫的林海、莽莽的大地和蜿蜒曲折的松花江，浩浩荡荡，滚滚向北流去，对这块神奇的大地和它的历史怀有无限的向往。

　　一、长白山地区是哺育我国古人类的摇篮之一

　　自七八十万年前的大姑冰川后期始，包括长白山的整个东北地区的气候逐渐转向温暖湿润，雨水充沛，水草丰茂，林木葱郁，野猪、虎、豹、狼、熊等等各种野兽，出没于山林之间；草原上奔跑着野牛、山羊和麋鹿獐狍，江河湖泊中各种鱼类在自由嬉戏，这种自然条件十分适合原始人类的生活，他们逐水草、捕猎野兽，不断扩大着自己的生活领地，在东北大地上繁衍生息。

　　据考古发现，原始人类的足迹遍布东北大地，而长白山地区是我国古人类生长和发展的摇篮。

　　迄今为止，我国东北所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是生活在坐落于长白山地区东部的辽宁省本溪市汤河河畔的山城子庙后山，这是与“中国猿人”同时代的古人类。

　　1978年至1980年，在庙后山的南麓两处天然洞穴中，发现了大批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和人工打制的石器、骨器以及一些烧灰和烧骨等。同时发现了一颗残缺一角的古人类牙齿化石，结合同层位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分析，确定其地质年代为更新世中期，距今约四五十万年，应属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晚期猿人（直立人），命名为“庙后山人”。

　　继“庙后山人”之后，在东北的南部地区，还陆续发现了另外的古人类遗址。

　　1984年，在辽宁省营口市西南八公里的金牛山洞穴中，发现了大批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这些人类化石属于一个成年男性的个体，其头盖骨与中国猿人的头盖骨很相似，经测试其年代距今28万年左右，命名为“金牛山人”。

　　1973年至1976年，在位于辽宁省喀左县大凌河右岸的洞穴中，出土了一颗相当完整的小孩第二下前臼齿，依据同层位出土的动物化石种属推断，距今约15万年左右，命名为“鸽子洞人”。

　　以上三处古人类遗址属于旧石器早、中期的文化遗存，目前还没有新的发现，而旧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址，在长白山地区可谓是星罗棋布了。

　　在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境内的长白山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也非常丰富。

　　“榆树人”。1951年至1957年，在吉林省榆树县周家油坊附近的松花江和拉林河之间的黄土台地上，发现了古人类头骨、胫骨化石和许多动物化石及石器、骨器，距今约7至4万年。

　　“安图人”。1974年，在古林省安图县明月沟石门山村附近的布尔哈通河畔，发现了一批动物化石，同时出土了一枚古人类牙齿，其年代距今3至2万年左右。

　　“哈尔滨人”。1982年，在哈尔滨市西郊25公里处的闫家岗砖厂，发现了丰富的动物化石和9件打制石器，同时出土了一块人类头骨化石残片。经测试距今2万年左右。

　　从出土的文物表明，“庙后山人”生活的能力还很低下，他们使用的石器多为石片，以刮削器和砍砸器为主，他们以天然洞穴为家，集体猎取野兽，用火烧烤而食。他们已经有了人类社会第一个“社会组织形式”，即血缘家族。在各个血缘家族内，人们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只有同辈男女之间才允许发生婚姻关系。这些古人类已经完全摆脱了“原始群”的形态，进入了氏族社会。

　　“金牛山人”、“鸽子洞人”属于早期智人阶段，他们制作的石器要比“庙后山人”有较大的进步。他们还学会了人工取火，增强了他们与自然斗争的能力。在社会结构上，他们已经由血缘家族公社发展到原始公社母系氏族萌芽时期，在婚姻上由族外婚取代族内同辈间的群婚制。

　　“榆树人”、“安图人”、“哈尔滨人”等，均属于晚期智人阶段，他们的体质与智能已经接近现代人了。他们使用的劳动工具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的生活领域进一步扩大了。这个时期母系氏族社会得到了确立和发展，由几个女儿氏族组成胞族，由几个氏族和胞族组成部落，部落内部各氏族彼此通婚，实行部落内婚制和氏族外婚制相结合的婚姻制度。

　　大约在1万年左右，东北古人类进入到新石器时代。这个时期，古人类从旧石器晚期的智人阶段进入到新石器初期的新人时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已经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了。在东北由于地理环境和社会条件的不同，新石器时代原始居民的分布和发展水平是有差异的。东南部和沿海地区发展快一点，另外就是属于长白山地区的辽河流域是一个氏族社会发达的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类型，是新乐下层文化和红山文化。

　　松花江和嫩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吉林、长春地区的文化遗存是突出的代表。这里的文化遗存与新乐下层文化、红山文化有相似之处，然而其经济生活是原始农业与渔猎相结合。

　　长白山地区东部的牡丹江流域，以位于宁安县镜泊湖东岸的莺歌岭下层文化为典型。这个地区的文化年代较晚，他们从事原始农业、原始畜牧业，兼事渔猎。

　　不同的原始文化和生活万式，反映不同时期和不同族群的分布状况，这就为以后东北历史上几大族系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夏商时期长白山诸部族的发展

　　据考古发现证明，大约在六七千年左右东北的古人类进入母系氏族的繁荣时期。

　　大约在4000年左右，东北地区的古人类开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

　　公元前21世纪，东北地区与中原内地同步跨入了青铜时代。中原地区的夏、商、周是这一时期最强大的部族，在夏商周的外围还有许多族体，春秋战国时，人们把他们统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由于杂居、通婚以及文化的交融，夏商周与戎、狄、蛮、夷的许多部落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华夏族。

　　东夷是先秦时期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环渤海弯而居住的一个种族群体。到了战国时期，燕占领了辽西以及辽东的地区，并灭了东夷诸部。东夷诸部以后逐渐融入燕人和秦人之中。与东夷毗邻的东北西部地区，包括长白山地区当时居住着许多部族，以后逐渐形成了三大族系。这就是东胡族系、濊貊族系、肃慎族系。东胡族系分布于长白山地区的辽河流域；濊貊族系分布于长白山地区的松花江嫩江流域；肃慎族系分布于长白山地区的牡丹江流域。

　　早在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的一些势力强大的部族，已经把东北地区作为他的活动范围了。传说中的唐尧时代，曾派羲仲作为管理东方各部族的首领，东北已和中原地区建立了某些经济和文化的联系。

　　传说大禹把全国分成“九州”，其中“九州”的“冀州”，包括了今辽宁省西部地区，“青州”，包括了今辽宁南部地区。后来又有12州之说，无论是“九州”还是“十二州”，州的管辖范围，包括了今天东北地区的一部分。这种划分说明当时已经把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国广大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这就为以后商周时期正式划分行政区域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21世纪，禹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夏王朝。夏代把居住在东方的各个氏族统称为“夷”，夷有九种，其中有一部分生活在东北地区。夏朝向他们发号施令，相传夷人不堪忍受他们的压迫，纷纷起来反抗，“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说明夏王朝已经开始统治这个地区，但还没有建立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

　　把东北地区正式纳人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之内，是从商朝开始的。

　　商朝是殷人建立的，殷人是东夷的一支，据考古发现，殷人起源于辽河流域。殷人不断向南扩张势力，不断向南迁移，同时进一步接受夏文化的影响，至商汤时，殷人进入夏的故地并取而代之，建立了商王朝。

　　商王朝建立，标志着殷人与夏族的融合，他们成为华夏族的主体。当时，在东北的西南部，还遗留许多殷人的近亲部落，商王在那里建立了许多封国。见于文献记载的主要有孤竹、令支、箕等。同时，加强对东北东部地区一些部落的联系，据历史记载：“成汤卒受天命，……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氏、羌来服” [2]。肃慎、北发均生活于今天的长白山地区。

　　北发又称发、发人。在甲骨文、金文中，“发”字是一的象形文字，表现一个人在持投枪和拉弓箭的形态。由此可知，发人是一个狩猎的部族。发人生活在长白山地区北部的嫩江流域，后来有一部分族类迁徙到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一代。

　　据考古资料证实，肃慎是东北古代著名的族系，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活动在白山黑水之间，是当地的土著部落。肃慎与中原舜部落联盟的来往十分密切，从而有利于促进中原文化在东北的传播，史书记载虞舜之时“纳肃慎，为发号施令而移风易俗” [3]。

　　三、长白山自周秦以来，就在我国中原王朝行政建制管辖之内

　　商朝灭亡以后，周朝的疆域迅速扩大。长白山地区东部的肃慎族，包括在周代的“吾北土也”之内。周边各族定期向周王朝纳贡，与周王朝建立了正式的臣属关系。承认周天子为最高统治者。当时肃慎族向周王朝贡的方物是当时著名的“楛矢石砮”，周朝统治者在这些箭杆的上面，刻上“肃慎氏之贡矢”的字样。春秋时代，很多人都把这件事忘掉了，然而孔子还记着这个历史的典故。有一次孔子周游列国到了陈国，听说一支鹰飞到陈侯的庭院上面，遂坠地而亡，鹰的身体上穿着一支楛木做的箭，有一尺八寸长。

　　陈侯派人去请教孔子，孔子看了看这支鹰和箭回答道：“这只鹰来自遥远的地方，这箭是肃慎氏的箭啊。过去周天子为了使后人知道这箭的来历，便在箭杆上刻有‘肃慎氏之贡矢’的字样，按规定分给异姓的诸侯—陈国。可派人到档案库房去查一查，一定能够找到。”陈侯忙派人到旧档案库，在金柜里找到了一只箭上面刻着“肃慎氏之贡矢”，同那鹰带着的箭一模一样。这件事情一是说明肃慎族贡楛矢石砮确有其事，另外也说明临近山东的居民春秋时候还有人在使用楛矢石砮，肃慎人的文化，在山东还有影响。肃慎居住的长白山地区，在周的初期确实已经成为周王朝统辖之内的一部分了。

　　在周代，东北地区还没有形成正式的行政建制，但对一些部族采取分封、纳贡等间接的管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表明对这个地区实行有效的管辖了。这种最早出现的建制，在先秦时期成为分封制，这为以后在这个地区实行的蕃属制、羁縻制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前提，其性质是相同的。

　　商朝的时候，就出现了许多封国，有历史可查的如令支、孤竹、燕、箕等等，有些封国的势力范围已经达到了东北的西南部。在商王朝灭亡以后，这些封国仍然继续活动在这些地方。

　　周武王时，封召公于燕、封箕子于朝鲜，这是两个与东北有密切关系的封国。

　　燕国自周初到战国末，历经九百余年，在东北地区的西南部和南部先后建立了长期的开拓和经营，使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扩大了华夏文化的传播。

　　商朝末年，箕族的首领箕子，他反对殷纣王的暴政，周武王灭商后，封箕子为朝鲜国王，这时才有朝鲜国号，实际上是一个封国，名曰朝鲜侯国。朝鲜侯国的势力范围，最初在长白山、鸭绿江以南的地区及朝鲜半岛的北部。朝鲜侯国的民族组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箕子带来的殷人的一支；另一方面是当地的良夷，两个部族融合而成，建立了箕氏朝鲜。

　　箕氏朝鲜作为封国，隶属于西周王朝。箕氏朝鲜传四十余世，曾经势力很强大，越过满潘汗（今大定江下游）欲向西发展。到战国时候，箕氏朝鲜开始衰落，至汉初为燕人卫满的卫氏朝鲜所灭，取而代之。

　　东北地区的行政建制，始于中原王朝在这一地区所采取的分封制，以及命该地区的部落纳贡的间接管理。文献记载殷汤封孤竹、周武封箕子于朝鲜，这些记载都表明了中央王朝对东北地区的行政管理，这些封国应该是东北最早的行政建置。

　　然而这种分封制，中央对他的管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象征性的。作为完备的行政建制真正代表中央对地方实行管辖权力的机构，从文献上可知，在我国应是郡县制。

　　我国历史上的郡县制，应始于春秋晚期，正式确定于战国时代。东北地区的郡县制，要晚于中原地区。

　　春秋时代，郡多设于边地，县多设于内地。东北地区郡县的设置，是从战国燕开始的。据《史记•匈奴传》记载：“……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4]这段记载很清楚地表明，燕国设郡完全出于军事目的。为了抗御东胡，加强对地方的行政管理，有利于燕国的集中统治。

　　燕国设五郡，其中辽东郡的管辖范围，西起辽河流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这正是长白山地区。郡治首府在襄平（今辽阳市旧城区），下辖十八个县。郡的长官是郡守，为军事长官，一般由武官充任。

　　燕国所设辽东郡的东界，至“满潘汗”，其地在沛水即今鸭绿江以东的大定江流域。这表明辽东郡的管辖范围已经到达了鸭绿江以东的地区。当然，燕国只能说是东北地区郡县制的初创时期。秦国继承燕国的地方行政建制即郡县两级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把战国初创的郡县两级制定型化了。

　　秦统一全国以后，把郡县制度推广到全国，全国先后共设四十六个郡。东北地区仍保留燕国的行政建置，保留了右北平、辽西郡和辽东郡，仍达到朝鲜半岛北部，据历史记载：“秦既并天下，东绝沛水并灭朝鲜”。沛水即浿水（今朝鲜半岛之清川江）。由此可知朝鲜半岛北部，也就是长白山地区，隶属于秦国是不成问题的。

　　秦时郡之下确已置县，辽西、辽东两郡拥有县二十九个。郡设郡守，以治民；郡尉领兵；郡监即御史负责监督官吏和百姓。县之长为县令；县下有乡，乡有三老；乡下有亭，亭有亭长，这是一套既完备又严密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对巩固中央政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秦朝推行全国统一的法令、文字、度量衡、车轨、历法等等，这些法令和措施同样在东北地区加以实行。据历史记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地东至海及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5]

　　燕秦时期东北的南部是发达地区，这里居住的是燕人。东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比较落后，居住着很多少数民族。大体上西部草原地区为东胡人的居地，松嫩平原以及松花江南至辽河上游为秽人居住的地区，鸭绿江上游地区为貊人居住的地区，东北部白山黑水之间，居住的是肃慎人。笼统地讲，这些民族居处在今天的长白山地区。这些民族中，秽人比较先进，其中有一部分已经会用铁器从事农耕生产。其他民族比较落后，多数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阶段，他们从事渔猎生产，使用的是石器工具。

　　汉朝建立以后，为了加强对东北的统治，在秦朝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调整和加强。首先是郡县制得到了巩固发展，西汉王朝在东北地区先后设置了辽东、辽西、右北平、沧海、乐浪、玄菟、真番、临屯等八郡，借以管理东北地区的广大的少数民族和一部分汉人。

　　西汉时期东北的少数民族很多，有的逐渐形成了民族共同体，有的还处在部族阶段或部落阶段，发展不平衡。其中在历史文献中经常出现民族共同体，如乌桓、鲜卑、夫余、高句丽等等，还有一些尚未形成民族的分散的部族，如秽貊、真番以及肃慎的各个部族。

　　西汉时期继承秦朝的辽东郡。汉武帝消除了盘踞在朝鲜半岛北部的割据势力卫氏朝鲜，统一其旧域后，于公元前108年在那里实行地方行政区域改革，把诸侯国制改为已在全国普遍推行的郡县制，设置了乐浪（在今朝鲜平安南道）、玄菟（在今朝鲜咸镜道）、真番（在朝鲜黄海道、京畿道各一部）、临屯（在今朝鲜江原道），史称“汉四郡”，其下各辖若干县。“汉四郡”存在的时间不长，公元前82年，西汉中央政府将真番、临屯二郡撤销，将玄菟郡西迁至辽东地方，并将此三郡之属县合并于乐浪郡。于是在从前箕氏朝鲜和燕两个诸侯国管辖过的辽东地方，从燕、秦和初所置的辽东郡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玄菟郡（郡治在今辽宁省新宾北汉城），在其下新设高句丽、上殷台、西盖马三县。东汉安帝年间，由于高句丽的日益强大和对外扩张，玄菟郡原有所辖地域渐被蚕食，玄菟郡被迫二次内迁，迁于辽东郡的东北，郡治仍名高句丽（今辽宁省铁岭南唐王营古城），并将原属辽东郡之高显（今辽宁省抚顺境内）、侯城（今沈阳境内）、辽阳（今辽中境内）三县转隶于玄菟郡。长白山地区此时主要辖于玄菟郡，同时也包括乐浪郡的东部。

　　自西汉末年起，高句丽族及其王国政权兴起于辽东地方玄菟郡。公元前37年（西汉元帝建昭二年），高句丽在汉玄菟郡管辖范围内的高句丽县建立了政权，当时的郡城在纥升骨（今桓仁县一带），史书称为高句丽国。实质上是在汉玄菟郡内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

　　在以后的三百多年间，高句丽王国的疆域向西扩展到了辽河，向北推进到的松花江流域，向南伸展到朝鲜半岛汉江以北，将原来汉代所设辽东郡、玄菟、乐浪等郡辖区和带方郡的北部纳入版图。由于高句丽不断向外扩张，造成与中央王朝的矛盾越来越深，从东汉到曹魏时期，高句丽不断进攻玄菟郡和辽东郡，汉、魏则出动玄菟郡、辽东郡乃至幽州的兵力予以打击，其结果高句丽王遣使朝贡，“求属玄菟”，始终为隶属于中央王朝的东北少数民族地方政权。

　　由于高句丽势力的日益强大，待到南北朝末期便从以前在中原王朝地方政权县辖和郡辖下的王国发展为与中原割据王朝并立的少数民族地方割据王朝。甚至在泉盖苏文掌权时期实际上已经成为割据辽海地区的分立王朝。隋朝统一中国以及唐朝，当然不能容忍高句丽将渤海地区从中原王朝管辖下分离出去，必定要坚定地经略本属中原王朝管辖的辽海地区，因而从隋文帝、隋炀帝到唐太宗、唐高宗多次进行征讨高句丽的统一战争，终于消灭了高句丽分立政权，将辽海地区收归中央政府直接管辖。

　　公元581年，北周权臣杨坚建立隋朝，589年实现了南北统一大业。隋朝建国后，东北地区各民族纷纷归附隋朝，以平原王为首的高句丽族，首先遣使入隋朝贡，接受隋文帝对他的册封，同中原政权保持隶属关系。

　　隋文帝先封高句丽王高元为“辽东郡公”，后来由于高元请求加封，才封他为“辽东郡王”。高句丽王表面服从隋朝，但暗地“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企图阻挠隋朝对东北的直接管辖。并不断出兵辽西，肆意对抗，不服隋朝的约束，于是矛盾公开化了。隋朝大臣裴矩说：“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世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当陛下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列乎？” [6]这就是说，高句丽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统一之大业也包括他在内。裴钜主张收复高句丽占据的辽东地区。隋炀帝采取了他的建议，继隋文帝之后，对高句丽又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

　　十分清楚，终隋之世，高句丽基本上是隋代建制的一个部分，属于自治性最大的藩国之制。开皇十八年（598年）因高句丽王元侵辽西，一度发生战争，当年即止。隋炀帝与高句丽发生了连续的战争，但加起来战争的时间也仅5年，在隋代三十八年中，还是暂短的一个时期。隋代高句丽王国的管辖范围，基本上是属于长白山地区的辽宁省东部、吉林省东南部以及朝鲜半岛的北部，其都城仍在朝鲜的大同江流域。隋朝统一东北的计划，因遭到高句丽的反抗未能如愿，只能留给后世去完成了。

　　唐朝取代隋朝以后，太宗李世民决心收复辽东之地。他说：“辽东故中国地”，“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强盛，谋臣寻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由是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开始亲征辽东，收复了辽河以西的郡县。

　　唐太宗去世以后，由唐高宗完成了未竟之业。总章元年（668年）终于消灭了高句丽政权，收复了辽东之地。高句丽政权被讨平以后，分其地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城以统之。

　　起初，安东都护府所辖地域为高句丽旧疆之全境，其北起第二松花江，南达朝鲜半岛的汉江流域，东临大海，西接辽河，方圆数千里。可见，安东都护府所辖的地域大部分属长白山地区。

　　唐太宗当政期间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他力求改革“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政策，对少数民族不过分歧视。唐朝统治者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延用西汉以来的羁縻政策，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府州”，即民族自治政府。唐政府先后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19个都督府，在边远民族聚居地区设置了6个大都护府，总揽民族地区羁縻府州有关军政事务，以保卫边疆安定。安东都护府的性质应属于“羁縻府州”。

　　安东都护府与其他五个大都护府有所不同，唐朝政府更是关心这一地区的统治。本来羁縻府州实行的是“以夷治夷”的政策，主要任少数民族的首领为都督、刺史，管理该地区的事务。然而在安东都护府内，任命都督、刺史时，除了任用少数民族头人有功者之外，还任华人参治，即采用华夷兼治的办法。这可能是由于高句丽刚刚被灭掉，这个地区还很不安定，另外辽东地区居住许多汉人，故唐朝要派汉族官员直接统治这个地区。据历史记载，总章元年（668年）“十二月，剖其地为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县百。复置安东都护，擢酋豪有功者授都督、刺史，令与华官参治，仁贵为都护，总兵镇之。”

　　高句丽灭亡以后，辽东地区又兴起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即渤海族，并于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由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创建了渤海政权。渤海政权臣服于唐朝，是中央王朝统辖下的东北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唐朝政府在渤海地区设立忽汗州都督府，又称渤海都督府，以统领渤海政权自治的府州。渤海国历代国王的传袭，都要得到唐中央政府的确认颁诏册封。先后隶属于安东都护府、平卢节度使管辖，朝廷许多官吏曾充任押渤海经略使。唐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派郎将崔忻以鸿胪卿衔前往震国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返回时在旅顺黄金山下凿井两口，刻石为记，其文曰：“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唐朝灭亡以后，渤海国与后梁继续保持隶属关系，仍然履行忽汗州都督职责。渤海国于926年灭亡，历时214年，始终与中原王朝保持一体的关系，忽汗州始终未脱离中原王朝，成为中原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渤海国的疆域，大部分在长白山地区。早期的渤海国，以旧国（今吉林省敦化市）为中心，“地方两千里”；到渤海全盛时，则以上京“（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为中心，”“地方五千里”。渤海国的存在，进一步证明了长白山地区是唐朝直接管辖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

　　辽朝是由契丹贵族联合其他民族统治者所建立的多民族政权。它继承了唐在东北的版图，并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等流域，广泛地设制官府，进行有效的管辖。

　　契丹族善于接受中原汉族上层分子的帮助，善于把中原的制度用于其统治下的不同地区和不同的部族、部落中去。这对巩固中国东北疆域，加强东北各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以及对后来全国范围大统一的政治局面的出现都是有利的。

　　辽朝在东北的行政建制，比以前各朝都要完备，这不仅有利于巩固我国东北疆域，而且也为以后各朝的行政协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金、元以后各朝的设置，基本上是在辽代制度的基础上加以调整、扩大、发展起来的。

　　金朝是女真族完颜部首领阿骨打在抗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金在灭辽之后，继续向南发展。金朝占有当时中国半壁江山，它一方面继承了唐宋以来中原的统治制度，并在辽代府州县建制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充实和扩大，把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均纳入路府管辖之下，另一方面还保留了女真本族固有的猛安谋克制度，并在各地普遍推行，从而成为金代地方行政制度一个显著的特点。

　　金朝对东北疆域的统治，主要是沿袭辽宋的州县制度，在辽代州县的基础上加以调整和扩大，并且把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南北两岸也都纳入州县，乌苏里江以东沿海地区则继续设置恤品路，这些边陲地区均由上京路直辖，这体现了金代对边陲地区的重视。此外，金朝还将女真族固有的猛安谋克调往各地屯驻，说明金代的地方管理制度比辽代又发展的一步。

　　金代女真始终把长白山地区视作该民族的肇兴之地，如《大金国志》载：“女真世居长白山之东，南临高丽，北接室韦，西界渤海，东濒海。”

　　金代的疆界从贝加尔湖东部的巴尔古律河流域，经外兴安岭，直抵鄂霍次克海，这乃是金代东北疆城北界的走向。东北达库页岛，东滨大海（日本海）。金朝在这广大领土上设立各级官府，进行有效的管辖。

　　元朝中国版图远远超过了汉唐，东北疆域也是汉唐盛世之际所不及。唐朝所谓羁縻之州，在元代“皆赋役之，比于内地”。元朝对东北领土的统治更加巩固。

　　蒙古人起初称臣于金朝，1214年，成吉思汗统领大军入居庸关，而令他的大将木华黎所属部队向东进攻辽西，所向披靡，金朝守将纷纷投降。金朝大将蒲鲜万奴，于1215年十月，在东北自称天王，国号“大真”，改元“天泰”。1216年，在蒙古大军的攻击之下，蒲鲜万奴兵败，被迫东逃海上。此时辽西和辽东诸郡县均在蒙古军控制之下。

　　1218年，蒲鲜万奴由海岛回到曷懒路，并建都南京（今延吉市城子山），改国号为“东夏”。是年，蒲鲜万奴之子铁哥攻占金上京“今阿城县白城”。由于此时木华黎移师中原，所以万奴在此东半部的统治暂时得以安定，当时“东夏”在东部建制有南京“延吉城子山”、率宾“双城子”和开元“今依兰附近”三路。控制了东至日本海，北抵松花江，西接辽宁的大片领土。

　　1233年，窝阔台命皇子贵由率军进攻东夏“师至开元、恤品，东土悉平”。蒲鲜万奴被俘，东夏灭亡。蒙古进一步统一了松花江、乌苏里江、绥芬河和图们江流域即长白山地区。

　　为了加强对东北的统治，元世祖初年，在东北设置了辽阳行省。辽阳行省东滨日本海，东北达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北越外兴安岭，西北接岭北行省。辽阳行省管路七、府一、属州十二，属县十，另有驿站一百二十处。省府设在辽阳路（今辽阳市）。其管辖的开元路，合兰府水达达路均在长白山地区。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的统治。明朝依然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它继承了以前历代统一中央集权封建国家遗留下来的旧疆域。

　　明朝废除的元朝的行省制度，在内地设置两京和十三布政使司，在边疆地区设置了许多都司，卫所属部。于东北地区，废除的元朝的辽阳行省，设置了辽东都司，奴尔干都司及其若干属部，并设置了总管东北地区的官员和机构。

　　长白山，明代属奴尔干都司管辖下的女真地区。它的东部由图们江口起至北海，其南部为今日本海，其东北部达库页岛。

　　奴尔干都司在永乐七年时，设立了一百三十四卫。到正统十二年（1447年），增加一百八十四卫、二十所万历年间（1573—1619年）增加到三百八十四个卫、二十四所。由此可以看出明朝对东北地区的统治极为重视。

　　明朝初年，已经着手在长白山下驻军和开发。

　　永乐十五年（1417年）正月十九日，明朝派内官张信（张童儿）率领军卒1500名，从辽东出发，三月二十九日到达所河江（今二道江）畔的罗延（今安图县城），在这里置木栅、造仓库，输入粮料。并有千户石脱里率军500，耕牛160只在罗延安下大营，从事屯田开发。同时，还“差委土官头目石脱里等四员管领旗军五百名前去弗朱江并分春河（今珲春河）上下山场采捕”。

　　永乐十五年四月，张信二又率军1000余名，从罗延出发来到南罗耳砍木材，建造长白山寺。南罗耳是今长白山北唯一的平原上的古城遗址即宝马城。力图用佛教思想柔化当地女真人，以便巩固其统治。

　　宣德六年（1431年），派遣“内官昌盛、尹凤、张童儿、张安定等，在朝鲜官员的陪同前往朝鲜咸吉道吉州、庆源、甲山等处采捕海东青、土豹等，并赴京进献”。

　　明朝十分重视恢复和建立东北水陆交通驿站，在元朝的基础上又扩大了驿站的交通范围，其中经过长白山地区的交通驿站有两条。一条是“开原东陆路至朝鲜后门”；另一条是“纳丹府东北陆路”。前者是明初通往建州卫，和建州卫通往明朝的朝贡道。后者是明初通往毛怜卫的路线，是明初毛怜卫等卫的朝贡道。明代对长白山地区及其当地少数民族的统治，要比元朝更加严密和卓有成效。

　　清代满族统治者，把白山黑水视作发祥地，所以对长白山地区的管辖有其特殊的意义和手段。

　　早在清朝入关之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人花费了33年的时间，统一了整个东北地区，并于1636年建立大清国，对整个东北实行了有效的管辖。并以此为基础，入主中原，统一了全国。

　　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迁都北京，以盛京为留都。为了有效地统治东北地区，采取了与关内不同的统治办法，先后设置了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长白山地区主要受吉林将军的管辖。

　　顺治十年（1653年），清朝将宁古塔驻防官改为昂邦章京，与盛京昂邦章京同为镇守一方之最高官员。康熙元年（1662年），改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康熙十五年（1676年）移驻吉林乌拉城，到乾隆二十三年（1757年）改称镇守吉林等处地方将军。

　　康熙五十三年（1814年），在珲春河地方设珲春协领（隶属宁古塔副都统）管辖长白山地区，这是清朝在延边图们江流域设关的开始。珲春为满语，边地之义。珲春协领的辖境是：“南至海一百一十里，北至佛思恒山一百二十里宁古塔界，东至海二百八十里，西至图们江二十里朝鲜界。左环沧海，右带门江（图们江），外控高丽，内屏重镇，是珲春之形胜也” [7]。

　　在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以前，无边患之忧，无边防之设，因此，军队很少，珲春协领之下，仅设三个佐领。

　　清初，长白山和图们江流域列为封禁区。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修筑柳条边开始封禁，其后又不断下令禁止汉人流入。封禁地区，主要是禁捕采东珠、人参、貂、狐、熊、鹿、虎、豹等特产，每年由乌拉总管和吉林将军派人采捕。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以后，为了移民实边，封禁渐弛，今延边图们江流域，直到光绪七年（1881年），终于废除禁山围场之旧制，设招垦局招民开荒。共封禁了200余年。

　　康熙认为“长白山乃祖宗发祥之地，今无确知之人”，因此，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派内大臣觉罗武默纳、一等侍卫耀色等四人奉旨调查长白山。武默纳亲往探查，所写的奏书，是长白山真实面貌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康熙二十三年，“复遣驻防协领勒辄等”，前往长白山进行调查。

　　康熙五十一年（1721年）五月，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奉旨查边。清廷并咨告朝鲜国王派官照管，朝鲜派接伴使朴权、观察使李善溥接应。穆克登与朝鲜军官李义复、赵台相等登上长白山，“审视鸭绿、土门两江之源，俱发轫于分水岭。岭之西为鸭绿江之源，岭之东为土门江之源，故于岭上立碑。”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中朝边界的勘测活动。

　　1880年和1907年，清朝政府先后派遣吴大澄和吴禄贞到东北督办吉林边务，担当筹划边防建设和边界谈判的重任。他们为东北的边防建设和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均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清宣统六年（1909年）九月四日，中日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该约第一条规定：“中日两国政府彼此声明，以图们江为中韩两国国界，其江源地方自定界碑至石乙水为界。”鸭绿江以源出长白山东南三奇峰南麓的暖江为上源，长白山成为中朝两国的界山，长白山主峰及其天池仍属中国所有。十一月九日，朝鲜内阁总理大臣李完用代表朝鲜政府宣布准允此约。

　　中华民国时期的东北，其行政建制沿袭清朝，我国境内长白山区各县，于民国3年（1914）6月隶属于吉林、奉天两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境内长白山区在建国初期一度分属吉林、辽宁省。1954年以后，长白山区全部隶属于吉林省。

　　中国的历朝历代从未间断过对长白山地区的管辖，行政设置十分完备，对那里的统治和管理是卓有成效的。

　　四、满族及其先世把长白山视作本民族的肇兴之地，称为圣山

　　据文字所载，满族的先世可上溯到周代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间的肃慎人，汉唐以降文献上相继称挹娄、勿吉、靺鞨和女真。他们对长白山的崇拜由来已久，据《魏书•勿吉传》中载：“勿吉国南有徒太山……有虎、豹、熊、狼不害人，人不得山上溲污，行径山者，以物盛去。”《北史•靺鞨传》中亦有相雷同的记述：“国南有从太山考，华言太皇，俗甚敬畏之，人不得溲污，行径山者，以物盛去。上有熊罴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杀……”上述史料是满族先世把长白山披上神秘面纱崇为神山顶礼膜拜的最早文献记录，“俗甚敬畏之”表明了这种对大自然的崇拜已经渗透了原始宗教意识，从畏惧自然的威慑力到尊崇企盼自然神祇对民族的庇护与助佑，当是满族先世产生萨满教信仰之源起。

　　金代女真人出现过一次民族勃兴，最终建立起统治中国半壁河山的金王朝，随着女真人统治阶级社会地位的提高，长白山进一步被神化，女真人把金王朝的建立归功于长白山所赐之福祉，故认定长白山为“兴王之地”的圣山，“礼合尊崇，议封爵，建庙宇”。金大定十五年三月，奏定封册仪物、每年春秋二仲择日致祭。金明昌四年十月“复册为开天弘圣帝”。

　　迨至清代，满族承继了先世女真人视长白山为祖宗发祥地的观念，“感天佑而仰祖功”。清太宗皇太极把在女真人中广为传诵的关于三仙女沐浴长白山布儿瑚里湖的神话，当作满洲源流载入正史之中。康熙十七年（1678年）“诏封长白山神，秩祀五岳，自是岁时望祭无阙。”康熙还撰文考证泰山龙脉发端于长白山，阐明长白山是祖国东北的第一名山。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玄烨首次东巡吉林，专程拜祭长白山神。鉴于长白山路途遥远，交通阻遏，难于至达，只好行望祭礼。

　　雍正十一年（1733年），胤祯命盛京工部在吉林西南温德亨山（即小白山）修建望祭殿，每年春秋，将军、副都统率官员代皇帝在此望祭长白山神。

　　乾隆十九年（1754年）八月，弘历巡幸吉林，亲临望祭殿祭祀长白山神。乾隆以后的几位清代皇帝虽未到过吉林，然而著派吉林将军代皇帝祭祀长白山神的祖制一直延续到清末，“岁岁致祭，崇报特隆”，始终为国家之重要祀典。

　　在民间，广大满族家家在正屋西山墙上供奉祖宗板和祖宗匣，即父系祖先神的尊位，称之为“撮哈占爷”、“白山祖爷”——长白山神的化身，是满族共同祖先神的崇拜偶像。

　　综上所述，无论从国家行政对长白山的有效管辖，还是从民族信仰对长白山的尊崇，我国历史最悠久，建制最完备，信仰最典型，表现最充分，故长白山自周秦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当为不争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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