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音 入 杳 冥──孙犁精神世界解读 刘 蓓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孙犁不仅以自己的艺术成就独树一帜，其人生态度与处世方式也殊为玄妙，耐人寻味。早在４０年代初至解放战争结束，孙犁就以《荷花淀》等名作奠定了他在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建国后的５０年代初期，也一度比较活跃，又有一部长篇、一部中篇和一些散文新作问世，并缘其对许多青年作家的影响，被视为“荷花淀”派的领袖人物。但在１９５７年中篇小说《铁木前传》问世之后，孙犁却长期陷入了沉默，使许多人几乎忘记了他的存在。想不到，“文革”结束后，年近花甲的孙犁，拖着病弱之躯，再现文坛，且壮志在胸，决心在晚年的有限岁月中，每年为文坛奉献一本书。１９９５年１月，孙犁取钱起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之意，为自己的第１０部著作定名为《曲终集》之后，终于宣告封笔，且从此断绝了与外界的交往，进入了完全的自我封闭期。孙年晚年的选择，为许多人所不解，但当我们体察一番孙犁的心灵历程之后，也许就不会感到意外了。孙犁一生中的多数时光，是在郁郁寡欢中度过的。他一面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一面在风风雨雨中苦守着自己的审美之舟。他内敛自持甚至冷漠孤僻的外表下，涌动着对纯美境界的渴望和热情。对艺术理想的坚守令他“不近人情”，对政治纷争的忧惧令他安居陋室，对喧嚣世俗的厌恶令他渴望“还乡”，对人生世态的洞察令他作出了不同常人的晚年选择。这样一种心理质地，在建国之后的孙犁身上，尤为引人注目。
一、病在心患赤子情
孙犁说过，艺术家如果能保持一颗“单纯的赤子之心”，就可以“听到天籁地籁的声音。”[i]孙犁天性细腻敏感，加上童年时代体弱多病，这对于他，可谓不幸之幸。力不足农的体质成全了他读书习文的愿望，培养了他对艺术和美的特殊敏锐。童年时期，他就对《封神演义》、《红楼梦》等传统作品以及地方戏曲、评书鼓词这些民间艺术有着浓厚兴趣。那些作品中细腻的感情描写和鲜明的女性形象，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日后的创作风格奠定了基础。
孙犁的创作始于抗战时期。战时的生活是充满血腥的、艰苦的，但对于持笔从戎，酷爱文学创作的孙犁来说，又是令他迷恋的。发表作品，不需要政治审查、不组织评论、不争名次、也不计较发表场所。同时，艰苦的生活加深了军民关系和战友情谊，人际关系纯正如水。从乡亲们的关怀、战友的团结中，孙犁感受着愉快和温暖。特别是在战时的年轻女性身上，孙犁深刻地感受到了“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正是在这一时期，孙犁在创作上如鱼得水，姿意尽情，使其作品，不论语言、人物，还是环境描写，都笼罩着一层清新、纯净、柔美的抒情色彩，与战争生活的野蛮和残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特别是他在《荷花淀》、《芦苇荡》、《嘱咐》、《吴召儿》等作品中所刻画的乡间女性人物，尤为读者所喜爱。
解放后，孙犁进入了大城市天津，从事编辑工作与业余创作，无论物质生活还是写作条件，自然要比战争年代优越得多了，但奇怪的是，此时的孙犁却陷入了莫可名状的苦恼。与抗战时期人们同甘共苦、亲如兄弟的感情相比，在和平年代，敏感的孙犁，痛切地感到了人际关系的冷漠。有一件事对他的触动很大：１９４７年夏天，他在参加土改试点时住在博野县一户人家，房东母子三人对他照顾有加，令孙犁难以忘怀。１９５２年冬天，他曾专程徒步去这家访旧，却出乎意料地发现故人的态度已大非昔比。此虽小事，但对孙犁心灵的震撼却是巨大的，引起他久久的思索。直到３０年后，在用墨极省的《〈善誾室纪年〉摘抄》中还不厌其详地记叙此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孙犁当年就此事所写的散文《访旧》中，描绘的却是一幅与事实大相径庭的亲情融融的动人场面。连创作小说都常用记实方法的孙犁，为什么写这篇散文时却故意进行了虚构？是向往重温当年的真情、怀念逝去的美好岁月？还是为了补偿现实带给自己的悲哀？抑或是不愿或不敢因写实而有违当时的文艺宣传政策？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孙犁不可能因自己的虚构而缓释内心的失落与困惑。此外，在急剧变化、日渐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不时要面对的“毁誉交于前，荣辱战于心”的境况，亦令孙犁感到和平年代的“心劳”远不如战争年代的“体劳”那么容易应对。
更令孙犁不安的是，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在全国解放后文艺界第一次“打棍子”式的文艺批判浪潮中，《光明日报》就以几乎整版的篇幅批评了孙犁，判定他的作品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恶劣情趣”、“把正面人物的情感庸俗化”、“歪曲农村妇女和八路军干部的性格”，并断言“孙犁同志所犯的错误，正是毛 所批评过的：不爱工农兵的感情，不爱工农兵的姿态”[ii]。这些上纲上线的批评，今天看来是可笑的，但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它们给孙犁造成的思想压力是可以想见的。其实，早在１９４７年，孙犁就曾因在散文《一别十年同口镇》中一笔带过地写了地主家属参加劳动，而被指责为“地主阶级立场”，令内向敏感的孙犁思虑重重。在此期间，如火如荼的土改斗争仍在触动着他的灵感，使他在紧张的土改工作之余，还是写出了中篇小说《村歌》、短篇小说《蒿儿梁》、《光荣》、《浇园》等。
建国之后，孙犁遭到批判的，则多是那些原来曾经得到好评的、包括《荷花淀》在内的作品，孙犁面对批评，对外多缄默不语，内心里矛盾重重，无论是新创作还是重发旧作，都惟恐越雷池半步。如在他建国前的作品中，有一篇题名〈〈爹娘留下琴和箫〉〉的小说，描写了一个音乐之家两代人前仆后继投入抗战的故事，情调单纯，细腻浪漫。孙犁对此作品十分珍爱，但因当年曾被指有“伤感”之病，于是在解放以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他没有把它收入任何一本文集，直到1980年才重新发表时写的一篇后记中，孙犁才以尽量平和的语气表示，自己认为该作品不仅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反而有后来一些作品所不具备的激情。[iii]
孙犁曾经坦承，解放后的他，一方面是“常常在寂寞、痛苦、空虚的时刻进行创作”，同时，写作对于他，又是一种“安慰、同情和补偿”，能够产生“最大最有效的消遣”效应[iv]。幸好当时的文艺批评，虽然言辞激烈，但毕竟还没有发展到像后来那样动辄就剥夺一位作家写作权利的程度。孙犁仍在继续着创作，而且仍在坚守着自己的创作风格。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就是孙犁在遭到批判之后创作的。
《风云初记》，描写的虽然仍是战时生活，但孙犁仍没有着力于惊心动魄的战斗方面的描写，仍没有致力于英雄人物的塑造，而是用抒情的笔调、诗意的遐想、从容的态度，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着力描写了人物的独特命运；通过家常对话、生活琐事、细致地勾勒人物性格，描写富有人情味的生活，展现人物美好的感情世界。正是这样的创作视角与创作风格，使一度深感才思枯竭的孙犁重新思如潮涌。这样一部长篇，竟是他在没有提纲，没有预先的整体设计的情况下，一边写，一边在报纸上连载完成的。
孙犁在１９５３年下乡体验生活后创作的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同样别具一格。与当时出现的其它许多同类题材的作品不同，作品不仅没有直接歌颂合作化运动，也没有正面描写阶级斗争，甚至没有着意编织悬念丛生的故事情节，而是将笔墨集中到了社会人情世态的演变与农民心灵历程的变化方面，细致地刻划了铁木两代人的友谊与爱情，体现了作者的一贯的审美理想。实际上，在这部作品中，也隐含着孙犁对新时代人际关系日趋冷漠的反思，对人间真情的呼唤，而这反思与呼唤无疑又是伴随着对现实的忧虑与不满的。或许正是与孙犁创作这部小说时的内心思虑有关，他的神经衰弱等疾病加重了。小说接近尾声时，孙犁终于病倒了，且一病十余年之久。加上后来的“文革”，在长达近２０年的时间里，孙犁除了寥寥几篇为以往作品撰写的“后记”和散文外，竟再也没有什么有影响的作品问世。
知子莫如母，在孙犁患病期间，老母曾悄悄对儿媳说：“你别看他不说不道，这些年什么事情不打他心里过？”这朴素的语言，实在是道破了孙犁内心的秘密。建国以来，从人际关系的冷漠化，到政治的玄妙莫测；从对文艺作品严厉批判，到将大批的诗人、作家打成右派；“革命功臣”可以在一夜间变成“反党野心家”......这一切，对于看在眼里，且有过一定切身体验，有着一片赤子之心的孙犁来说，都不能不造成精神的重创。正如孙犁自己的分析：“大体说，这是一种心病，由长期精神压抑而成”。而这“心患”，或许才是孙犁更为关键的病因。
二、文章可泯道义存
孙犁的出生地河北安平县，是一方有着较深文化底蕴的历史故地。故土文化的熏陶，使孙犁一生热爱传统典籍，孜孜苦读，深受影响。他温厚恭让的父母留下了一句令他终生不忘的家训：“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这句话，是对传统中国农民生活原则的一个总结，既蕴涵着骨气，也流露出隐忍，可以说是成年孙犁生活态度的一种写照。
孙犁一生谨言慎行，安于清贫，淡于名利。这首先是出于天性，特别是由于他幼年起就体质孱弱，神经脆弱，使他自卑、自律、自重。成年后，政事的无常、人事的多变，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天性，令他多思多虑。孙犁熟谙历史上的文人遭遇，深知为文避世之理。人生数度磨难给了他教训，使他明白：“与人为善，不必望善报”；“身陷不幸，不可希求于他人。”但是他并未因生活的变故而丧失初志、动摇大节。[v]
孙犁虽有早年投身革命队伍的资历，但他当初的抉择只是出于一个正直青年单纯的救国热情，一生中，他自感“生性疏放，不习沉浮，洋场红尘，心气不舒”。从５０年代到文革结束，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大多命运多舛，时临危境，孙犁既未有过什么政治野心，也不齿于投机钻营、丧失人格之举。尽管对政治和文艺形势、社会环境常有难以适应之感，但他时时不忘自己一介文弱书生的身份，时时注意遮掩内心深藏的锐气。写作时，他注意“离政治远一点”，更不奢想以文艺的“小道”去改变政治。[vi] 他为自己确定了几条写作原则：不写“近于神”的伟人；不写“易结怨”的小人；不写“污笔墨”的恶人[vii]。对外界的赞誉推崇，他总是低调应对，甚至对公认的“荷花淀”文学流派之说法也一再推辞、淡化。
尽管如此，烦恼和痛苦却从未如愿地离他远去。进入了知天命之年的孙犁，大病稍愈，又遭遇了“文革”的“洗礼”。当时，由于不堪精神与肉体的凌辱，许多性情刚烈的文艺工作者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孙犁也曾几度试图走同样的路，又终因对未来尚存希望而作罢。孙犁能够逃过劫难，仍是得益于他柔中有韧的性格和对人生哲学的彻悟。面对精神高压与肉体摧残，孙犁没有什么豪言壮举，但他却能洁身自好，努力保持了一个文人应有的气节。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里，有人干起了卖友求荣的勾当，准声而歌，投迹而行，孙犁也不止一次受昔日友人的加害，而他却从未为了保全自己而落井下石，而且还劝说别人，不要再被当权者当“炮弹”利用。在“组织上”对他的朋友侯金镜和方纪等人进行“外调”时，他的态度直率，实事求是，极力肯定朋友的革命经历，甚至忘情地为之慷慨陈词。当有关方面要他立功赎罪，参与创作样板戏剧本的创作，发表应时文章，按照当时的政治需要修改自己战争时期的旧作时，他出于对投机行为的蔑视，因耻于与帮派文人们共用那些铅字，而采取了消极怠工的对策。在他看来，当时那些某些文人的顺从时势，既有背于历史，也有昧于天良。他坚信文章与道义共存，文章可泯，道义不泯[viii]。
文革后期，当孙犁从牛棚里被“解放”出来之后，作为著名作家、资深编辑，被安排回报社从事文书之类的杂务工作，他喜怒不形于色，忍辱负重，冷眼旁观。经过“文革”的劫难，他原来所居住的大杂院，不仅破败混乱，人心也大不如从前，，各求私利，时有纷争。他不堪烦扰，只好困守陋室，“划地为牢”，借裁纸装书及在“书衣”上怀人、记事、抒情打发时日。而正是在这些零星断续而又精练传神的“书衣”文字中，人们可以倾听到当时的孙犁在平淡麻木的外表下掩藏的真实心声。他怀念故人旧事，在回忆中又增添了更多的惆怅；他身遭欺凌，失友孤寂，只能在梦中对敌人哭骂，向逝去的友人求助；他对人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不便直言，而只能发出诸如“幼年从文学见人生，青年从人生见文学，今老矣，文学人生，两相茫然”，“日暮孤行，只可披斩而进”之类的慨叹；四顾荆棘满路，耳闻犬吠狼嚎，他胆战心寒，为提醒自己，他写下了这样的座右铭：“戒行之方为寡言，戒言之方为少虑。祸事之发展，应及时堵塞之，且堵且开，必成大患，当深思之，当深戒之。”[ix]这些特殊时代的特殊文字，是一位渴求宁静的艺术家留下的心灵轨迹。早已深受城市生活困扰的孙犁，此时更加向往故乡，试图从中寻求安慰。他是如此自况的：“有一种动物，受了伤，并不嚎叫，挣扎着回到林子里，倒下来，慢慢自己去舔那伤口，求得痊愈和平复”。虽然，此时的故乡也已失去了当年的恬静与安逸。因少小离家，随军辗转，故乡留给孙犁的年少记忆其实并不多，但他写下的不少文章中，还是赋予了旧日故乡的风土人情以撩人情怀的诗意。在孙犁笔下涌动的，显然已不是一种普通的乡情，而是作家内心深处对一块精神净土的向往。孙犁所倾注深情的，已不是现实中的人物草木，而是理想化了的精神家园。现实中失去美丽的故乡，在他的作品中蒙上了一层深厚柔润的光泽，那是一颗无着的灵魂在寻觅安定的依系。早已苦于心灵被一把无形之锁紧紧锁闭，隔绝于钟爱的“大自然，大自由，大自在”之外，他渴望逃离，但又无可归之处，只好将理想寄托于写作中的“精神还乡”。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惯于捕捉真善美，也只想发现真善美的孙犁，面对的景象是“腥风血雨，天昏地暗。面目全非，人心大变，如入鬼蜮，如对生蛮”[x]，曾醉心于美的极至的他，此时亲身体验到，人性的丑恶也可以达到极至。在遭遇不幸的同时，敏感细腻的孙犁一直没有停止对于人情世相，众生百态的观察与思考，并终于喷涌在他于“文革”之后写作发表的一大批小说、散文、随笔之中。在这些作品中，悲喜交替、大起大落的逐权者；落井下石、得志猖狂的真小人；受人之命、身不由己的偷生者；克尽职责、不求荣达的民间隐士；随波逐流、见风使舵的投机家等各种形象，被孙犁用简练的笔墨准确地勾勒出来。他对这些人物的评论，常常是寥寥数语，从容平淡，但深刻的人生参悟却寓含其中。
孙犁的大半生都是在风雨飘摇中度过的，很少有过幸福安眠的夜晚[xi]。“文革”后，短暂的欣喜也很快又为强烈的忧思所取代。浩劫留下的伤痕尚难忘却，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故友又相继离世，令他孤寂的晚年频添哀伤。对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人生体验，孙犁选择了“残破”二字来概括：战争中，他目睹了山河村落的残破，而和平年代的“文革”，又造成了文化的残破，道德的残破，亲情的残破，爱情的残破，精神家园的残破…… 这一切，都在不断粉碎着孙犁心中构建的那座笼罩着“美”的云雾的海市蜃楼。这一切，也使孙犁从对真善美的纯情歌颂，日渐转向对邪恶的冷静审视和深刻反思。特别是在孙犁晚年的文字中，其平实、沉郁、冷峻与青年时代的婉约、柔美、抒情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些文字，不拘体式笔调，均是有感即发，是饱读史书又阅尽现实人生的孙犁之文品与人品的完全融合。有的虽不过数百字，乃至寥寥数行，但却淡而不寡，深意自现。
在建国后的一些时期里，中国独特的社会环境将艺术家置于一种特殊的创作氛围中，很多作家难以摆脱功利心态，为获得短时效应，放弃或者削弱了对文学所特有的品质和使命的追求，其结果是人格的丧失和作品生命力的短暂。中国当代作家中有不少人，包括几位巨匠大师，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曾主动或被动地写过配合或应景的文章，而与此形成了鲜明对照的是，孙犁既未写过这类文章，也未在任何政治运动中对任何同行进行过“揭发”和“批判”。经历过那些特殊时代的文人，能够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更不写违心的作品，一生坚持，殊为不易。
三、乐则行之忧违之
孙犁在日常生活中，常取避世态度，但涉及艺术创作，内心里却一直汹涌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尊崇鲁迅的为人与为文之道，认为文学艺术的目的，不仅是愉悦读者，陶冶性情，还要改善和加强人类的道德观念；主张作家要以弘扬和捍卫真善美为己任，要重视文学的道德力量和社会意义。他要求自己的作品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要无愧于天理良心，无愧于天视民听。而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坚持追求作品艺术性的完美。正是在这种创作思想指导下，孙犁的作品，不管长短，不论题材，多为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思想所及，情感所系；同时，又深得中国传统文学讲究含蓄之真味，既有细腻的感情，又不表露无余，使之意境深远，回味无穷。
“文革”结束后，文坛上就不断传出关于孙犁的“怪癖”的议论。但如果了解了孙犁的内心世界，他的很多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他的一些“怪癖”，恰恰反映了他正直严肃的为人态度和求实求美的艺术追求。正如他自己曾经申明的，自己并未“看破红尘”，反而“尘心很重”，“还要写东西。”他痛惜辍笔的２０年黄金岁月，深感往日不可追，来日已可数，故而“闭门谢客，面壁南窗，展吐余丝，织补过往。毁誉荣枯，是不在意中的了。”[xii]此外，他力图以“避世”抗御纷扬浮躁、追名逐利的现实，这本身就是社会责任感的体现；而且，不肯于文坛上出头露面的他，却在文章中不时发表着指斥时弊、尖利泼辣的言论。
晚年的孙犁，对社会风气的恶劣、人性的堕落异化、物质和精神环境的污浊，是充满失望与反感的。特别令孙犁痛心疾首的是，新时期的文学界在重现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沽名钓誉、惟利是图之类丑恶现象，素有“洁癖”的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文革后，很多老作家在文坛上出言谨慎，而在平时生活中息事宁人的孙犁，谈起现实和文坛的弊病以及文学创作的具体问题时，却直率尖锐，“写起来比谁都胆大”[xiii]。他厉言抨击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种种污浊现象，提倡重新找回文学的纯洁和纯粹，号召作家应该说些真诚的话，重新找回被丢掉的现实主义；他反对文坛无谓的集会结社，认为文人宜散不宜聚，结为团体会分散精力，影响写作；他撰文批评“官浮于文”的现象，认为文艺界的“官场气”会污染艺术的纯洁。他自己身体力行，辞去了所有职务，对社交应酬和文学刊物“顾问”一类的虚职，也一概拒绝。在评论作品时，特别是评论一些老友、老领导的作品时，他坚持自己的原则，坦诚为文，决不因友情而施之溢美之辞。当他因此而得罪了朋友时，遂决定不再为任何人写序。
遗憾的是，良好的愿望有时不仅难以实现，而且还会招致不期之祸。孙犁在生活小事上不拘小节，但对于自己和别人的文章，态度极其严谨，一字一句，决不马虎。他不能容忍对自己文章的无故删改，对别人作品的缺点，也直言不讳。未料，竟因此引来一场旷日持久的文事纠缠。1992年，孙犁致信贾平凹，提到写文章应当重视真情实感和修辞语法时，指出一位“新潮”“名家”的短文中，有“不注意行文规范”，“文字大不通”[xiv]的缺点。这本是随手拈来的一个例证，并无恶意，不想被理解为存心讥讽和“嫉妒”，遭到该作家的激烈反击，他连续三年发表文章，就此事向孙犁发难。文中用了很多近乎人身攻击的过激言词，如“九斤老太”，“一饭三遗矢”，“下楼腿软，迎风流泪”等[xv]。震惊愤慨之下，孙犁也发表了一系列言词尖锐的文章予以回应。这场笔墨官司使孙犁进一步体会了文坛的险恶，一生不得清净，晚年烦扰徒增，令他发出悲怆的慨叹：有时早死也是一种幸运。此时，他又一次感到“离文坛远一些”的必要。同时，他再次袒露心迹：无论创作还是人生，但求无愧于己心，无怨于他人。[xvi]
孙犁处理个人感情的方式使我们得以从又一个侧面了解其内心世界。他对于友谊、爱情、婚姻、家庭的问题，始终不愿投入过多的精力和热情。一生的创作和生活中，他都特别喜好“清净”、独处，创作之外，孙犁最大的爱好是書，他花费大量精力寻书、藏书、整理书、在文中谈书。他厌恶别人扰乱自己的安静生活，甚至久别的老友来访，也不愿留其住宿；连亲生儿女的探望，有时也会令他心烦意乱。他相信，人易共患难，难共安乐。他结交朋友的原则，是“萍水相逢，自然相结，从不强求”。“无金兰之契结，无酒食之征逐，无肝胆之言语，无密昵之过从”[xvii]。他最为知己的朋友，都是在战争年代建立友谊的谅友、直友，且多以书信的方式交流。他有意躲避显贵之人；也不轻易加惠于失意者。君子之交，淡如清水，以求两无伤损。
孙犁青壮年时因战争的原因长期与结发妻子两地分居，很少有机会回家乡探望，解放后，也曾长年孤身住在城里，对于妻子的勤劳、贤惠、宽容和理解，他报以深深的感激和歉疚。但他在婚姻生活中并没有品尝过平等意义上的爱情，作为一个有着细腻感情、独特“美感”的艺术家，孙犁内心深处不可能不向往充满激情的爱情生活，但他一直用理智压抑着这种渴望。这种心情在他的一些散文和记实性小说中也有所记录。五十年代，在病中疗养时，一位年轻护理员的主动示情，曾令百无聊赖中的他有所心动，但他随即提醒自己，人到中年，应控制情欲，剪断情丝[xviii] 。文革中，看尽众生百态，人间炎凉，他对人间真情有着特殊的渴望，即使是邂逅之遇、无心之施，也会令他恋恋不舍。一位年轻美丽的歌舞演员前来对他进行“外调”，无意中流露的宽厚友善，还被他记于文中，这段文字后被编辑删去，颇令他不忍[xix]。70年代初，妻子去世，加重了他的孤独感。几年之后，他经朋友介绍与一位外地的中年女性建立起通信“热线”，此时，身陷困境、渴望知音的孙犁重新焕发起对生活少有的强烈热情，一年多的时间中，他几乎每天为对方写 ，那些信件不是普通意义的“情书”，对一位尚未见面的异性，孙犁通过这种特殊的“写作”方式，得以抒发自己被生活压抑已久而无法倾诉的悲苦。 重获知音的错觉使他不顾儿女的反对，态度坚决地决定再婚。然而，婚后的生活很快使双方在志趣和生活习惯上的巨大差异暴露无疑，完全打破了他对新生“爱情”的美妙幻想，终至两人的分道扬镳。这件事给孙犁造成了很大的心灵打击，“潮水一样的感情，几乎是无目的地倾泻而去，现在已经无法解释了”[xx]。
1991年4月，大病初愈的孙犁写下了一篇自知“不利于养生”的回忆文章[xxi]：在延安时期，他曾对自己所倾心的一位女性表达过爱慕之情，在对方答应与他缔结同心之后，强烈的道德意识却使他最终放弃了这伸手可得的爱情， 负约的内疚感一直萦绕在他的内心，但当两人都失去伴侣，有重续前缘的可能时，他又一次退缩了，因为他怕爱情和青春一样无法重得。几经周折，他终于还是孑然一身地度着晚年时光。
“乐则行之，忧则违之”。表面上看来，孙犁不善处理感情问题，是由于他内向孤僻的性格。实质上，和对待艺术的态度一样，孙犁对待爱情，在心底潜藏着难以实现的理想：他并非不向往默契的思想交流，他也渴望有关爱和柔情来填补寂寞和空虚，然而他理想中的爱情，是充满幻想色彩的“精神恋爱”，纯粹而抽象，而生活中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是实实在在的柴米油盐、锅碗瓢盆，无论对方是什么类型的人，只要进入实际的生活，必定会打破他的幻想，令他失望、恐惧、厌倦。这是现实世界中无法调和的矛盾。感情生活的长期缺失，加重了孙犁失落感和孤独感，增加了他晚年生活的悲剧色彩。
追求纯粹，追求洁净，既是孙犁的艺术准则，又是他的人生信念。
四、大隐于市寂无声
以寂然无声的方式隐退文坛７年之后，在一个热浪逼人的酷暑，孙犁终于告别了这个令他爱过、恨过、激动过、失望过、充满躁动与喧嚣的世界。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孙犁的独特个性发展到极至。在经历了又一个创作高峰期之后，从１９９５年底开始，孙犁决然停止了写作，也不再读书看报，不再谈论文学方面的事情，不再接待客人、不读四面八方的来信，甚至不理发不刮脸，常仰面枯坐度日。此后，精神状态每况愈下，终于，他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似乎只剩下微弱的回忆了。他常常忆起战争年代的情景，突然冒出“打仗了”之类呓语；或回到恐惧的“文革”年代，感到有人赶他走。他还念念不忘文坛旧人和钟爱的书。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前后，他把随时想到的人名、书名等，吃力地写在纸片上。他想到的，有共过患难的老战友，有关心过他的老领导，也有他敬重的文学前辈；有古人，有同时代文人，也有未曾谋面的中外艺术家，还有《吕氏春秋》、《文心雕龙》等古书；有１９４９年进城前住过的小城胜芳……等等。偶尔，他还问起，某某作品的作者是谁。
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生命暮年的孙犁，果真是病了，这大概应属于正常的老年性智力衰退和精神抑郁现象，但对于孙犁来说，又何尝不是与他人格的自我选择有关。本来，依孙犁的文学声望、艺术成就、社会地位，他的晚年完全可以是另一番热闹景象：子孙满堂、桃李芬芳、高朋满座、前呼后拥，但他自己却作了另一种选择，从清贫寂寞淡泊地生活发展到采取弃世绝尘的极端举动。这虽令很多人难以理解，而其实恰恰是符合孙犁为人的一贯原则的，也正是他多年内心挣扎后的自然结果。对于他，世界原本罩着一层朦胧美丽的面纱，曾经给予他多彩的希冀与幻想。而当饱经心灵磨难的他，洞悉了人生奥秘，看穿了这层面纱之后，理想中的世界也就荡然无存了。然而，他又实在不忍放弃对纯美世界的向往，无法做到真正的“达观”，于是，他就只有把不平、愤慨、烦闷、哀怨、痛苦深埋在心底，如同地下岩浆，在无人可知的深处默默流淌。“与其拆烂污，不如岩穴独处”[xxii]，孙犁一生最耐人寻味的，是他封笔后的日子，那无字的书写，无声的哀凉，留给后人深深的思索。
“崛然独立，愧然独处，与义相扶，寡偶少徒”[xxiii]，孙犁晚年给儿子的赠语为我们勾勒出的正是一位艺术道路上孑然独行者的苍凉背影。外表随遇而安者，内心常常有特别的执着。“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借助那句家训，我们正可进一步窥见孙犁的生活态度和精神追求。“饿死不做贼”的孙犁是高洁清傲的；“屈死不告状”的孙犁又是隐忍柔弱的。《曲终集》的后记表达了他对信念的坚持：“人生舞台，曲不终，而人已不见；或曲已终，而仍见人。此非人事所能，乃天命也。孔子曰：天厌之。天如不厌，虽千人所指，万人诅咒，其曲终能再奏，其人则仍能舞文弄墨，指点江山。细菌之传染，虮虱之痒痛，固无碍于战士之生存也。”然而痼疾缠身，心力交瘁，他终于无法再次积蓄能量，象鲁迅那样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年至垂暮，红尘看透，他也失去了像海子那样为艺术殉道的激情。洁身自好的孙犁，既无法容忍身边的污浊，又深知潮流所趋，无力回天。他为自己的最后一部文集取名“曲终”，因为他想说的都已说尽了，对于这个世界，他已别无所求，也无力以求了，他感到这是该结束他挚爱的创作事业的时候了。鲁迅将“无言”作为最高形式的“轻蔑”，孙犁，则只能把“无言”的独坐当作拒绝污浊的唯一屏障了。
孙犁的逝世没有象近年几位文坛巨匠的故去那样引起巨大的震动，在流行“包装”、“炒作”的今天, 很多人对孙犁的知晓，还仅限于他早年的《荷花淀》等作品，既没有注意到孙犁的晚年作品及其艺术价值，更无从了解他内涵丰富的精神世界。而令人无言以对的是，，在某些关于孙犁逝世的例行简短报道中，对他一生的概括竟然只是一串诸如“作协名誉副 ”之类早已被孙犁坚辞的“官衔”的罗列。
在一个缤纷喧闹的世界里，晚年的孙犁，主动选择了孤独。这种孤独，是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从精神的意义上讲，孙犁的一生都在品尝孤独。他是在孤独中坚守着一片心灵的净土，在孤独中收获了艺术创作的成功。６０年的陋室笔耕生涯中，无所顾忌的思考人生，始终是他竭诚的追求；自由随意的创作，一直是他最大的欢乐。他坚守的信条是：“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忍受得污蔑和凌辱。要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这不是为换取虚名而唱给别人听的高调，孙犁自己首先是这一信条的执着实践者。大隐于市，大流无声。
或许，在有些人看来，孙犁以不可思议的悲剧方式诀别文坛与人世，是他作为“人”的不幸。然而，作为一位真正“文人”，孙犁的选择，是不能不令人感动的。在红尘喧嚣的今天，这样的选择，这样的一位作家，又实在是为中国文坛增添了一道岁月抹不去的亮色。钱起诗曰：“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这，不失为孙犁艺术人生的点题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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