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这个人毛loginsubmit.asp病不少，甚至可以说是劣迹斑斑：好色、求仙、杀子...这些，尤其是求仙一事最为后人所诟病。如李商隐的“贾生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宋诗“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等等或多或少地影响我们对他的历史地位的评价。在此，我首先声明，我说他伟大，并非人格、道德，而仅指功业，换言之，也就是他的文治武功。 先说武功一事，汉击匈奴一事往往为民族主义们所津津乐道，原因无他，细思量下来，古代中华民族对外战争最辉煌的一页非汉击匈奴莫属。在漫长的时间里，在辽阔的土地上，从“汉下白登道，胡loginsubmit.asp窥青海湾”开始，到“燕然勒石”，再到“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匈之战无疑在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波澜壮阔的篇章：其中有忠诚与背叛、有外交与权谋、有友谊与仇恨、有盖世英雄、有绝世佳人、有投笔书生，其精彩程度不亚于其后的任何历史演义。以至于汉朝的子民被称为汉人。 尽管武帝只是揭开了汉匈之战的序幕，最后的抽心一击是由东汉将军窦宪完成的。但是武帝的抗击匈奴改变了汉匈两国力量对比，汉由守势变为攻势，为以后的最终胜利奠定了了基础。 然而，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武帝开河西四郡、凿通西域。由是才能斩断匈奴的右臂，才有与中亚诸国的伟大外交，才有丝绸之路的繁荣。丝绸之路让我们看到一个开拓、进取、充满激情的汉帝国。当唐朝高仙芝失去西域后，我们逐渐变成保守文弱的中华民族，虽然也有昙花一现的海上丝绸之路或郑和七下西洋，但终难有汉帝国的胸襟与气魄。保守文弱谦恭雅致，渐渐成为我们对传统的整体印象，成为我们想象中的古代。或多或少，丝绸之路与中亚的兴衰可以看成我们民族精神变化的象征。 评价汉武帝的武功很大程度依赖于对西域、中亚重要性的认识。在我看来，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西域、中亚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丝毫不逊于东南边的几个岛屿。胭脂山、祁连雪、青藏高原是两条最重要河流的源头活水，至上而下灌溉了960万平方公里的沃土，是中华民族的先天之本和命脉所系。同样，由此开通的石油管道经西气东输将为文明的发展提供原动力，将成为我们的后天之本。培根固本才不致使表面的繁荣失去依托，东部的繁荣并不能掩盖水脉、油脉不畅给我们带来的恐慌。失去西部、失去西域、失去中亚，我们的土地将干涸，我们的文明会中止。拿出武帝的气魄去开拓中亚、去凿通石油之路吧。 再说汉武帝的文治。武帝以前，用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岂能碌碌无为，君子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到了汉武帝任期，董仲舒献《天人三策》，终被武帝采纳，遂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教定为一尊。其意义并不下于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 在春秋时期，儒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在百家中，无疑儒家继承最多，最有潜力成为正统。孔子本人自称“述而不作”，既是开创一门学派，更是在继承古圣先贤。儒家五经本就是上古文化的总结，也都为其他各派所引述，但终不如儒学的兼容并包。汉武帝将其定为一尊，并非偶然，只因儒学本就是文化正脉。儒学素以“学在民间、道在山林”自居，但儒生却志在天下，否则就与道家无异，只能成为失意文人的心灵安抚剂。儒家刚健进取，不仅关心性命理，同时在乎经世致用，否则，那就不是儒家，那只是象牙塔里的学问。孔子一生劳碌奔波，也只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屡屡被扫地出门。在经世致用上，远不如纵横家、法家们来得风光，是啊，孔夫子的道德文章哪里比得上那些权谋机诈之术来得实用。经秦火一焚，儒家已经斯文扫地，命悬一线了。此时，武帝的独尊儒术多少有些兴灭继决的意味吧。此后的2000年里，儒家一直成为官方意识形态。 武帝带来了儒学的繁荣，汉儒成为儒学发展重要的里程碑。在春秋战国的原典儒学里，还只是一些言论集合，尚构不成系统的理论框架，汉儒可贵的工作就在于，让儒学系统化，儒学不再是各式各样的语录，而是有理论有体系，尤其是对经学的发展，如前文所述，经学不仅是儒家经典，更是中华文化的原典，汉代的经学使儒学变得更加丰满和富有内涵。这一点却常常为人们所忽略。港台、海外的新儒家们一直有儒学三期说的提法：第一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第二期宋明儒学，第三期则是所谓的新儒学。这里面没有汉儒的地位。新儒家的这种提法容易理解，他们依循的是宋明理学，关注的是个人安身立命，至于治国平天下，还是“民主自由”来得趁手。在他们眼里，已知条件是儒家的心性命理，结论是民主科学，要完成的不过是他们之间的证明过程。自然，董仲舒、汉武帝们的儒学政治入不得法眼，不骂一声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已经是相当客气。须知，儒家从孔夫子开始就是修齐治平并重，焉能不关心政治，否则，孔夫子还不如骑青牛出函谷，做个世外高人，来得比他奔走呼号的生活方式逍遥吧。李泽厚曾提出儒学四期说，第一期春秋儒学算是原典儒学，第二期汉代儒学是经学儒学，第三期是宋明心学，第四期才是今后的儒学（港台的新儒家只能算是宋明心学的延续），这种提法算是相对公允。由此可见，汉武帝的提倡对儒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或许，儒家政治是专制的工具，是扼制人性，培养伪君子的土壤（虽然我绝不同意，但在这里不准备置辩）。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儒家政治总比法家政治、纵横家政治等来得好。不妨套用一句自由主义者们的一句口头禅，儒教即使不是最好的制度，也是最不坏的制度。汉武帝罢黜百家，并没有禁止其他学派，没有焚书、没有兴文字狱，比起法家掌握意识形态的秦朝，对敌对学派的赶尽杀绝，比起欧洲基督教对异端学说的残酷打压，其宽容雅量相差何止千里。在古代中国，在管理手段极其低下的时代，在如此广袤的国土上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几乎是一个奇迹。更令人惊奇的是，专制牢笼里的古人的自由程度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宽泛。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古人一直实行的是“村民自治”，乡村一级不设行政机构，一个县里“吃公家饭”的人少的可怜。与贵族们拥有领地内新娘初夜权的欧洲封建社会相比，简直是天上人间。在交通和通讯落后的古代，无论实行怎样高明的管理手段，怎样严密的法制体系，都不可能维持帝国的稳定，只可能是越管越乱，儒家的道德教化却能巧妙的维持相对稳定。太史公总结的好：“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
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汉兴，破觚而为圜，斲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什么叫“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汉武帝和董仲舒即可称为“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汉武帝文武双修、泽被后世。管他是机缘巧合也罢、歪打正着也罢，总之算成就了千古伟业，就其雄心壮志，也非寻常帝王所能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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