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界为之狂热的历史著作,竟出自日本人之手

犀牛历史 44 0

  第一卷 《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 夏王朝》

  一二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东亚最早的人类、不同的石器工业传统谈起,娓娓道来。由自然环境到文化分区与谱系,再到大的时段划分,则颇有指点江山、纵横捭阖的大将风度。这些叙述是解读远古中国必不可少的轮廓性勾画。日后一幕幕感天动地的悲喜剧,都是在这个大的自然和文化背景下上演的,它们奠定了后世中国发展的基础。

  第二卷 《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春秋战国》

  前言,重点讲了本书新视角:“文化地域所拥有的历史特性”。正文十章:第一章讲“本书所涉及的时代”,强调了史料的价值问题及用法。第二至五章,是关于夏商周(西周)三代的历史。其中,第三、四章写法比较特别,作者的意图是利用各国成书于战国的史籍(作者所考定的),考察各国在战国时代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带着主观性,追溯其在夏、商、周(指西周)三代的历史渊源的内容。第六章讲“春秋的史实”。第七至九章,讲战国的历史文化。第十章,是对全书的总结。作者注意引导读者分辨史籍中的“事实”,重视新资料的运用,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平势先生本人及其他日本学者的一些历史观点。

  第三卷《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

  重新构建了秦汉四百年的兴衰史,分析了小秦、小汉通过与其他地域集团的冲突发展、壮大,兼并其他各国,最终开创秦汉帝国的历史过程。本书特别侧重了东亚之中的中国、日本的视角。秦汉时期的日本列岛社会与中国相比的话是相当落后的,这是当时的事实。但是,即便如此,作者认为以中国为中心、从中华的角度视边境为夷狄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本书的记述不是以华夷思想为中心的,而是注意到地域多样性、并且尝试从世界古代史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历史的。

  第四卷 《三国志的世界:后汉 三国时代》

  将三国历史与文学作品《三国演义》进行比较,剖析它们之间的异同和真伪;二是将三国历史置于古今东亚世界中进行解读,分析和比较中、日、韩相关历史文化的相互影响、交融和异同;三是本书虽然是以文学研究家的身份撰述的普及性三国历史,但是著者是以史学的、学术性的、严谨的态度进行撰写的,可以说是一部以史籍原典和考古资料为依据而追求真实的三国历史的严肃著作。

  第五卷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侧重探讨了夹在汉、唐两个统一帝国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华文明的本质;当时周边地区如日本、高句丽、百济与“中华文明”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与许多国内学者不同,川本芳昭打破了国别的限制,而试图以“东亚世界”的眼光解读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的传播与接受、以及这种文明的传播所带来的民族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第六卷《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特别肯定隋朝初年在制度建设上的成就,认为高熲、苏威几个人合作,短短几年时间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变革,从而奠定了隋朝开皇之治的基础。作者特别强调佛教对于巩固隋朝统治的意义。就全书的侧重点而言,作者对于贞观之治评价不高,论述简略;对于武则天的掌权,则与同时期日本等东亚其他地域的女主政权做出联想。与一般中国教科书或者断代史不同,作者对于唐代花街柳巷世界、长安和洛阳的城市景观、五代山及房山云居寺等地的佛教文化都要专门的叙述。在国际中国史研究中,日本学者有独特的优势,形成了自己学术风格和学术传统。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本人和当代日本隋唐历史研究综合性成果,体现了日本学者观察隋唐历史的独特视角。

  第七卷《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

  开端的四章,依照历史的时序,概述了公元9世纪末到13世纪政治史的基本历程。继而进入本书最为核心的内容,以三章的篇幅,讨论这一时段中“思想与宗教的奔流”:作者分别从思想和宗教的变迁、士大夫群体和社会精神、科学和技术革新等角度阐释了“奔流”的意涵。接下来的两章,介绍两宋的文化潮流、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通过延伸性的观察,让人们体味到“思想与宗教”养育蕴蓄的氛围环境与承载体。第十章则是宋代历史的结束,也是全书概观式的收束。

  第八卷《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

  涉及的是9世纪后半期至14世纪末大约五百年间的历史。作者没有像中国人通常惯于接受的那样,依照“唐—五代—两宋—元”的历史变迁主线来呈现公元10到14世纪的中国史;相反,被很多人想当然地看做是阻断、破坏了本应由两宋来实现的国家统一大业的夏、辽与金,不再仅仅是出现在音乐正剧里的几段不和谐的变奏或插曲,而都在本书中担当起积极和正面的主要角色,由它们来贯穿从唐到元这一时段的中国史进程,作者认为本书所涉五百年乃至六百年间历史的整个进程,正是开启欧亚大陆世界史和中国史邂逅、交锋的六百年。

  第九卷 《海与帝国:明清时代》

  海洋历史和明清时代五百年的历史,将明清这一对跨越中世到近世直到近代急剧变化的时代进行了严谨而深入浅出的阐述。过往不论中外,主流的看法都是:明清时期(鸦片战争以前)是一个停滞的时期;明清中国都被视为一个“闭关自守”的时期,一个与海洋无缘的时期。在最近二三十年,国际学界对以上说法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提出明清中国经济有很大发展,社会、文化等也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中国和外界的联系远比以前加强,从而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角色。本书在这些重大问题上,采纳了国际学界的新见解,因此就史观而言,很有新意。

  第十卷《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清末 中华民国》

  19世纪中叶到1936年为止作为一个时代进行叙述,把此阶段的历史归结为“复兴中华的尝试”。作者指出,中国存在地方文化的差异与联系,尝试“以南方边地吹来的新时代之风的视角”来重新认识这一时代。他认为,洪秀全、孙中山以及后继者蒋介石等本书中的出场人物,皆以南方边地为出发点,后来北伐作战。从南方农村根据地兴起的毛泽东的边区革命也是朝着黄土高原的延安一路撒下了新时代的种子。虽然全书基本上还是以政治史的叙述为主要线索,但作者仍注意到对文化予以特别的关注,用较多的笔墨描写了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为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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