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汉们总是吹嘘明朝如何如何，特别爱将明朝文官集团对皇帝的批评和抗命说成是相权与皇权的分离甚至分立，甚至说明朝已具备君主立宪下的内阁制的功用。
当然这是无稽之谈，如果说明朝就有了内阁制，那后来怎么没有了呢？于是他们又解释说这是由于被满清的异族统治所中断了。这都是不顾事实的说法。明朝压根都没有产生出权利的概念，何来君主立宪下的内阁制。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包括儒家的所有思想派别，都认为皇上或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其它人的权力，除了父亲对子女的权力，都是来自皇上或天子的。
但我们不能否认，明朝的文官集团与皇上的对抗确实比其它朝代都要多，特爱与皇上抬杠，时常因言被杖笞，以抗疏死谏为荣。像海瑞，非常格色。
但这些对抗行为，基本上是对皇上的行为和决策不符合儒家礼仪和治国之道的指责和抗命，与西方现在的内阁制的权力行使有本质的区别。明朝文官的抗疏和意见并不能形成决策，仍然必须经皇上同意才有效力。这与虚君政体下，议会的法案需要国王形式上的同意才能生效具有本质的区别。
我想，有两个原因是促成了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是朱家王朝出身草根，本来就与儒家文士们的距离比较远，共同语言比较少。所以在行为方式上、语言表达上的冲突就多些。二是士子们在元朝不受重用，元朝在文化上又没有过多的干预和管制，这反而使士大夫们多处江湖之远，受到的管制少些，也就放荡直性些。像关汉卿这样贴近民间，放荡不羁的文人就很多。二是主要原因。
所以，到明朝赶走蒙古人后，士子们重新受到重用，重返朝堂之上，也就沿袭了过去的作风，敢于直言，并形成风气。而且，学生对老师的忠诚度要高于对皇上的忠诚度。明成祖就因方孝孺不从，遂诛了他十族，包括他的学生一族。历朝历代，非常罕见。原因就是读书人长期在野，师门就是最重要的关系，尊师超过了忠君。如果明成祖不杀方孝孺的学生，他的学生也不会改变主意转而效忠皇上，会仍然遵守和继承他们老师的遗志。
到了明朝后期，伴随着皇权对文官集团持续的打击，特别借阉党之手的打击，文官集团的对抗性已大为减弱，基本上被驯服了。到了清朝，士子们继续受到重用，加上满清引进的一些驾驽家奴的方法，虽然面对的是异族统治者，但文官集团对皇上的对抗性反而比明朝弱，对皇权更加驯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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