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86年一二号祭祀坑发掘之后，三星堆六个祭祀坑的新发现再次引起了世人的高度关注。其中凝聚了古蜀人奇思妙想，又具有超时代工艺水平，精巧绝伦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在让人惊叹不已的同时又引起了深深地疑问：三星堆这样一个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超凡的青铜文明为何史籍中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那些风格独特的造型为何在后世也几乎没有任何痕迹？虽然现在众口一声指三星堆文化作为一个特别显著阶段的古蜀文化是多元一体的华夏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谁也说不出在20世纪30年代三星堆文化的各种器物开始重新面世以前的三千多年中三星堆文化对华夏文明到底有什么贡献？
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我在过去的帖子《大洪水与大禹治水给华夏文明作出的贡献》《汉字的诞生——大洪水和大禹治水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以及在涯友cdnwpu2019的帖子《古蜀史话》和《考古启示录——解密中华文明的峥嵘岁月》中的发言都有涉及。由于这些内容比较零散，那边楼太高，不大容易让人了解，也由于涯友cdnwpu2019的鼓励，所以再开一贴，把有关三星堆与华夏文明关系的思考串联一下，使其能更清晰的呈现。为了能更快地进入，我这次准备换一个方法。先亮出结论，然后再一步一步解说。
根据已有的文献典籍和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可以得出一幅距今约4000年前古蜀及中原文明演化的概略图景。这个时段的开始，文明还处于萌芽阶段。虽然这时已出现了许多考古学文化，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宝墩文化，等等等等。华夏文明的老祖宗们已经会制作精美的玉石器、陶器。拥有相当程度的种养殖技术、纺织技术、建筑技术。甚至还发展出具有一定记事表达能力的图像符号和城市的雏形。但是这些文化恰如天上繁星，虽然灿烂却相互独立。在这些文化所属的遗址内基本上都是单一的文化形态。某些存续时间比较长的遗址中可以观察到文化替代现象。但却看不到不同文化近距离同时共存，交流融合的现象。华夏文明的多源己经出现但还未汇流。这时华夏大地上出现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它不但促使华夏文明的多源汇流，而且还塑造了华夏文明的基本气质。这个事件就是大洪水的发生及由之而来的大禹治水和民族大迁徙融合。
在多种古代典籍中都记载大约距今4000年左右华夏大地原有人居住的地方发生了一场时间持续至少20多年，规模“浩浩汤汤，怀山襄陵”的大洪水。根据华夏范围内的地形地貌地质和气象条件，能形成这样洪水的情形只有唯一一个。就是长江三峡出现超大规模滑坡形成了海拔标高400米以上的堰塞坝堵死了长江水道。根据水文资料，只需几年就可以在四川盆地内形成面积十万平方千米以上的堰塞湖（我在《大禹治水发生地及过程的实证》帖中有详细论证）。这场洪水产生了两个在华夏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直接结果。
第一个，是西羌人首领大禹联合盆地内受洪水影响的多个部落，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联姻盆地东部靠近三峡的涂山氏部落结成了治水联盟。通过长达十多年的努力，使用耒耜、竹木棒、绳索等原始工具，同时借助水力冲刷，拆解了堰塞坝，重新疏通三峡水道，使盆地内的大洪水得以消除（治水工程的可实现性在前面提到的帖子中也有论述）。大禹治水这场行动对塑造华夏民族在面对灾难时不靠天不求神自力奋进精神起了关键作用。对后世子孙通过艰苦劳作改变生存环境提供了成功的示范。是华夏民族能拥有不屈不挠精神和勤劳实干品质的根本。纵观世界上其它民族历史，都没有这样的大事件和这种类型的领袖人物。因此这也是华夏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要素之一。
第二个，根据考古发掘距今4500-4000年间在现成都平原上存在一个大型居址，或者城址群。这些居址的面积有几十万甚至数百万平方米。据此估计每个居址的居民可有数千，个别可能上万。加上中小型居址和零星居民点的居民，当时盆地内整个人口应该达数十万。古籍记载大禹治水前洪水持续超过十年，大禹治水用时十三年。姑且不论这些数据是否完全可靠，至少可以肯定在相当长时间内，盆地内居民大部分原有的生活范围将不适宜继续居住。在洪水发生和大禹治水期间原住民除少部分留守盆地内高处和跟随大禹治水外，大部分将从盆地外迁去寻找适合的宜居地。文献考古人类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表明川南滇黔多个现代少数民族都与4000年前左右氐羌系族群的南迁有关。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中原地区郝家台遗址余庄遗址瓦店遗址二里头遗址的人骨分析也表明，属4000年前龙山文化的个体较为高大，与山东大汶口文化的个体相似。二里头等地后期的个体相对较矮，大量带有西北族群的特征。而且骨骼分析显示有迁徙的经历。加上古文献中“禹出西羌”和夏人为西羌人的多个记载及古天文学研究成果，可以肯定大部分外迁的古蜀盆地是沿当初从西北经岷江嘉陵江沱江进入盆地的老路返回青甘陕交界处一带，然后再顺渭河而下到达中原河洛地区。
过去学界对若干史籍都记载的大禹治水态度一直非常矛盾，对事件的真实性信与不信都是问题。信的人有说治水地点是在黄河上游，也有说就在三门峡，还有说在淮河下游的涂山，等等。然而过去的说法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让人信服。这些地点要么可能发生的洪水规模范围都太小，不可能形成“浩浩汤汤怀山襄陵”的景象；要么洪水持续时间不可能长达几十年；要么那些劈山开河的伟业以当时的工程能力根本就办不到。于是有人不承认大禹治水的真实性，认为那只是被夸大的充满神话的传说。但是这种看法无法解释为何会凭空产生这样一个对华夏民族特质形成有关键作用的传说。也无法解释传说中会有很多大禹治水的发生地。
这些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没能正确找到大禹治水的真相。也没有认识到古蜀人因洪水东迁中原为夏人的事实。如果承认了大禹治水是疏通了三峡因滑坡而堵塞的长江水道，肯定夏人就是因洪水东迁的西羌系古蜀人，那么华夏文明早期的一些关键问题就可以得到完满解决。
一、华夏民族多源汇流。
根据考古，在大约4000年前，华夏的核心地区，包括现川陕甘青蒙辽晋冀鲁豫苏皖鄂赣等地散布有大量新石器晚期人类聚居地。这些居址分属多种考古学文化，如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兴隆洼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等等等等。其中还有些细分类型或阶段。每个居址呈现的都是单一的文化类型。而且在一个较大区域内的多个居址也属于同一个文化类型。这些居址所属的文化类型也会有改变，但在一个时间段只属于某个特定文化。
这种情况在距今大约4000年之后就发生了变化。大型遗址中出现了多种文化成分。在几十公里的距离内也出现了不同文化犬牙交错的现象。根据体质人类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很多遗址中并不是只有单一的族群。像二里头除有身材较高与东夷族群相近的人群之外，大量的是身材矮一些与西北族群相近的人群。而且还发现有人群曾生活在不同地域，有远程迁徙的历史。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典籍里中原夏人活动的区域。即河洛、晋南冀南豫北淮北一带。根据古代天文学考古研究，在这些区域普遍存在祭祀参星的习俗。而参星是白虎星座的主星。传统上是西羌人主祭之星 。这些及其他一些证据都可以说明夏人就是东迁的古蜀人。他们大量快速进入中原，与原有多种地方文化产生了深度接触。并且因人口数量超过原有居民，很容易就站稳了脚跟。东迁的古蜀人本身是由多个族群组成，他们刚进入中原时的社会状态从考古发现看是松散的部落集群。还没有明确的部落联盟存在的证据。更不用说形成国家政权。根据宝墩时期古城群存在的情况，这些东迁蜀人部落按习俗没有太多的扩张意愿和征服的追求。另一方面因东迁族群人口数量较大，原住族群对他们构不成太大威胁，因此也不具备同化东迁古蜀人的能力。这样东迁的西羌系古蜀人就与周围的原有族群形成了共存融合的局面。
二、汉字的形成
文字一般来说是用来记录语言的。也就是用一些字母或图形符号记录语言的发声。例如拉丁系文字、韩文、日文假名等等。这样的文字称为表音文字。这些文字的记音符号每种大抵都只有几十个。多的四五十个，少的二三十个。全部文字都由这几十个记音符号（通常叫字母）组成。然而汉字却是世界上现存各种文字中独特的一种。每个汉字都是一个特殊的图形。有多少个汉字就有多少个图形。甚至一个汉字还可以有多个书写形式。汉字的构成基础不是表音，而是像形、会意和指事。
语言学中一些资料告诉我们，汉字之外的那些文字在最初也有象形阶段。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古埃及圣体文和希腊线性文。都是从最早的一些图形符号逐步演化成表示一定音素的字母符号。五大古文字中另外的楔形文和玛雅文也是同样，早期是象形，后期也出现一组固定的表音符号。文字若是起源和发展于持单一语言的民族，那最后一定会变成表音文字。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事实上在后来中国各个持单一语言的民族中产生的成熟文字，如蒙文、藏文、彝文等等，毫无例外都是拼音文字。根据国内一些研究者对长期流行于古巴蜀地区的巴蜀图语的分析，一部分巴蜀图符也存在表音可能。实际上汉字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也越来越出现表音的趋向，表音的字越来越多。据统计现代汉字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形声字。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文明初现时，华夏范围内多个考古学文化都产生过复杂程度不同的表意刻符。如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大汶口文化、双墩文化，等等。为什么这些表意刻符都没有进化成拼音文字呢?
一定有一个非常的事件打断了从图形符号进化到拼音文字的过程。汉字的发生说明一定发生过一个大事件，促成了若干个不同语言族群的深度接触。而且这种接触大部分应该是非战争性的，有大量和平状态下的物资和信息交换。考古发现和甲骨文记载都证实这种接触和交换的存在。古籍中也保留有这方面的内容。商人先祖中有个叫王亥，生活时间依甲骨文记载推算大约在3800年前。他就曾专门从事多边长途贸易。在不同语言族群之间的贸易等相互接触交流活动中，必定会产生对能相互理解的可记录信息的需求。那么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在各自的表意刻符的基础上形成以像形会意指事为基本要素的图形文字。而且如果在这种文字的成熟过程中不断有持不同语言的族群加入到这个过程，这种文字就不会演变成拼音文字。 让多种考古学文化中的表意刻符演化成图形文字而不是拼音文字的大事件正是大洪水引起的古蜀人向中原的大迁徙。正是这次大迁徙形成了多族群的共存。而也正是这种共存产生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汉字。
三、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及其他地区文化的关系
在三星堆文化的研究中，过去有个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就是三星堆在进入史籍中的夏代开始就一直有中原、长江中下游及西北等地的文化元素渗入。既有较早的玉琮、铜牌饰，也有晚一点的铜尊、罍等。但是这些文化元素都是以个别的形式存在而不是以来源文化整体的形式进入。而且来源文化中的一些重要元素完全不见于三星堆。三星堆文化的主体是独立的。那么三星堆文化与其他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如果承认了古蜀人因大洪水部分东迁中原，那么三星堆与其他地区的关系就很容易说明。根据古籍记载和网友在我《大禹治水发生地及过程的实证》帖中提供的地理资料，在洪水淹没区到达川西平原时盆地内仍有零星和连片的山地露出水面。如川东平行山岭和龙泉山等。这也是洪水“浩浩汤汤，怀山襄陵”景象的来由。盆地内原住民除大部分外迁，还会有部分留守高地。跟随大禹治水的就在其中。这些留守民个别的核心居址就很可能成为外迁族群精神上的祖源地和朝拜祭祀的中心。就像后世两场大移民中的洪洞县大槐树与麻城县孝感乡一样。
三星堆就极有可能是这样一个朝拜祭祀的中心。三星堆位于广汉小平原。靠近龙门山沱江几条支流的出山口。也是岷江入沱江水系的流经地。早期羌人从川西沿岷江沱江河谷进入盆地平原地区时三星堆是最好的落脚处之一。营盘山、桂园桥等遗址及三星堆遗址本身都显示出这一点。三星堆海拔470米左右，地势较高。根据我在《大禹治水发生地及过程的实证》中的分析，大禹治水时因长江三峡堵塞引起的大洪水只到了成都平原西南部，还到不了三星堆。因此古蜀民为躲避洪水沿岷江河谷重返陇山一带再顺渭河东迁中原时，三星堆就成为散居古蜀民集聚的出发地。外迁的古蜀民在新居住地安定后不时返回精神上的祖源地朝拜祭祀。这样就可以在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持续把其他地方的文化元素带到三星堆。三星堆青铜文明的辉煌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朝拜者的贡献。三星堆在距今3100年左右时的衰落，当时猃狁在陇山一带的兴起阻断了中原与三星堆的联系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三星堆与中原的这种关系也能很好地说明为何在中原会多处流传有大禹治水的事迹。这些传说中在中原的大禹治水发生地全都在夏文化分布区内。是东迁的古蜀民把大禹治水的事迹带到了中原。然后被后世的崇拜者附会。
承认大禹治水是疏通长江三峡和古蜀人因洪水发生大迁徙还可以解释华夏文明形成早期的一些谜题。留待以后有时间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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