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中国]近代价值迷失和价值重建历史之回顾

　　近代价值迷失和价值重建历史之回顾

　　中国古代的价值系统是高度世俗化的，但它仍需要有“天”作为其超越的源头与挂搭。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天命论”的价值观，在历史领域主要表现为帝王中心论，在道德领域则表现为“复性”说，即“成圣”说。中国历代王朝都自称“奉天承运”，以表示他们既奉有“天命”，同时又承当着五德运行的法则，以此作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支撑与价值之源。

　　皇帝既是“天子”，又是“圣君”，帝制是一种政教高度统一的权威中心。作为行政中心的专制王权同时又是价值的体现者与评估者，各级地方行政官员代表皇帝，是道义权威和社会秩序的中心。而参与了价值承当的“士“具备着入仕与教化两个职能，故高居于四民之首。

　　中国古代社会价值系统的这种一元结构方式，在“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里，有极大的有效性和整合力量。但同时也蕴含着相当大的潜在危险：在“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里，由于其行政无序与价值失范可以互相感染，导致彻底的权威丧失。早在所谓的康乾盛世，就出了两本预示着不祥结局的小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前者在抉发、抨击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时，描绘了士品破产的大幅图景：各式官僚大批士人纷纷以虚伪的方式甚至或公然无耻地破坏着礼乐德教。不过，吴敬梓的时代权威丧失的程度尚属有限，作者仍能塑造出一批淡于功名却古道热肠于“以礼乐化人”、“以德化人”的理想士人。《红楼梦》则大不相同。“盛世”的外表下掩藏着的溃烂过程和价值迷失，在曹雪芹笔下得到了精彩的形象展现。曹雪芹对旧价值体系——主要是道学和礼教——几近绝望，才会有从不说仕途经济之类“混帐话”的叛逆者的悲剧和“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构想。宁荣二府上下各色人等，有几个是真相信礼教、真能遵循礼教的？焦大一语到破了繁文绉节下的种种不尴不尬，宝玉最终“悬崖撒手”则预示着对正统儒家价值的大拒绝。

　　晚清以降，价值迷失先是表现为从官场到士人日深一日的弥漫性道德沦丧，从当时的谴责小说中便可窥探一斑。特别是1905年废除科举，被史家称做“晚清新政中最富积极意义而有极大社会影响的内容”。最终辛亥革命令千年帝制随清王朝的颠覆而告终结，传统的价值系统失去了固有的物质承当，“天命”无所归依，旧价值不但丢失了作为理想或信仰的精神感召力，而且失去了世俗规范力量的支撑。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在中国，并没有以一个基本完成了的价值观变革为先导，所以章太炎说：“道德欲堕者，革命不能成之原。”又说“自季明以后，三纲之名虽存，其实废久矣”。继起的袁世凯与北洋军阀政府既不能成为有效的行政中枢，又缺乏起码的精神感召力量，遂致价值迷失越陷越深。针对这一状况，或激烈攻击传统，从而“再造文明”如新文化运动。或以虔敬心理弘扬传统，如1921年以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标志的现代新儒家的崛起。另：李叔同的出家也颇能说明当时精英阶层对于个人命运的幻灭无常与功业追求的无望。

　　1927年以后，国民党以一党专政建立了晚清以来最有效的中央政权，在致力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它曾试图价值重建。费正清论述过国民党统治与儒学的关系：“在统内地方党部监督之下，以地方宪兵、秘密警察、新闻检查、津贴教育、保甲制度来实行的政治控制，是伴随着国民党中国传统儒学思想的复兴而成长起来的。……他们企图从经学中寻找新稳定的知识根据——由道德品行纯洁无瑕的领袖来统治，由对个人尽忠尽孝的人来服从”。国民党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曾取得相当成效，但它价值重建却归于失败了。

标签： 中国近代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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