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寫在前面：
本文耗時10余小時，文中所提及的歷史事件大量摘自互聯網上的權威學術網站，具有真實可靠性。至於文中的所提及的觀點，皆為筆者個人觀點，謹候方家斧正。
首先，我想請大家記住，我們都是中國人，這個中國，不僅是指法律意義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注：此處法律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是中華大地上、所有的炎黃子孫的共同體。我們說著共同的語言、有著相似的形貌、秉承同樣的民族精神。
大多數大陸同胞，對於中國歷史的看法是，自夏朝起，經商、周（東、西周、春秋、戰國同屬周朝）、秦、漢（東、西漢）、三國、晉（西、東晉及十六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宋（南、北宋）、遼、西夏、金、元、明、清、中華民國、至新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其間整整4081個公元年（注：根據漢典，夏朝大約起始於公元前2070年，直至今日，公元2011年，共記約4081個公元年。），每一個朝代，都算是中國。這些朝代的變更，應該被認為是、封建社會的一種特殊的政治變革，即：只有封建社會的統治權、及一系列的統治形式，發生更替與改變，卻不動搖封建社會的根本性質。這種、由長期的封建統治（兼有奴隸制、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以封建制度時間跨度最廣）、所形成的特殊的、獨有的朝代變更形態，和西方社會的執政黨更替有著本質上的相似性，應該區別於國家政權的顛覆。關於清末、民國、新中國這三個時期，雖然社會制度發生了改變，但是仍然應該區別於西方人對於亡國的定義。所以，從這個角度講，完全有理由說中國有著幾千年的歷史。
至於西方學者對此並不認同，總體上可以用出自《莊子·秋水》中的一個成語來形容：夏蟲不可語冰。（注：夏蟲不可語冰，原句為‘...夏蟲不可語於冰者，篤於時也...’。字面意思為，不可以和只存活於夏天的蟲子談論冰，如今，引申用於比喻時間局限人的見識、認知。）仔細分析原因的話，概括說有以下四點。一：西方諸國沒有至今仍然存在的、像這樣悠久的歷史。二：西方諸國的社會文明與我東方有根本上的差異。三：西方諸國之間文化差異較大，且不存在類似我東方所發生過的民族融合。四：由於東、西方之間的文化差異，一些特有的概念無法西方人無法理解，所以西方人對這種朝代的變更存在無可避免的誤解。
我不知道台灣同胞對我上面所說的歷史有多少瞭解，但是，我可以拍拍我的良心說，以上的觀點，都是經過我仔細斟酌，從客觀角度出發，分析出來的，不存在任何刻意的掩蓋事實、強詞奪理。
接下來，我要說一說我對台灣的看法。我不知道這些看法是否能被台灣同胞接受，但我希望所有的讀者都能從客觀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
在開篇我就說過，我們都是中國人，這個“中國”代表的是整個中華兒女、炎黃子孫的共同體。請大家再仔細思考我重復的這句話。台灣人與大陸人一定都是起源與中華大地上，這點無可置疑。雖然“台灣”這一名稱出現不過三百年，中國最早的史書之一《尚書》中就已經有了台灣島的記載。根據可以查證史書記載，早在公元230年，就有過的大陸人到達過台灣。之後閩粵一帶的沿海地區與台灣地區往來逐漸增多，公元1335年，元朝在澎湖設立“巡檢司”，這是歷史上中央政府在台灣設立的第一個行政執法機構。在之後的明、清兩朝，先後發生了鄭成功收復台灣、康熙皇帝統一台灣等具有重大意義軍事活動。這些歷史記載，都說明瞭一件事情，那就是：台灣與大陸決不是甚麼親如一家，而是真真正正一家人！我們都是黑發黑眸，都傳承華夏的血脈！這些家世，豈是他們那些蠻夷番幫能明白的！？
說到這裡，我有些話實在是不吐不快。台灣曾被西班牙、荷蘭、日本先後佔領過，很明顯，被佔領時我並不在台灣，我不能直接地知道當時的台灣同胞是希望被列強佔領、還是希望被大陸收復。但是，當大陸被日本侵略的時候，我深知，當時的國人是極度痛恨侵略的列強的。從根本上來說，大陸與台灣同屬中華民族，由於封建制度的原因，台灣一直是被統治的，但是，不僅是台灣，在封建制度下，大陸的所有地區，都是被中央統治的，所以，一直以來，台灣雖然與大陸隔海相望，但在地位上，與大陸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區別，都是一樣的，和西方所說的殖民地的概念完全不同！1895年4月17日，行將就木的清政府迫於列強壓力，簽署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把中國神聖的領土——台灣，割讓給日本。消息一經傳開，舉國嘩然，各地紛紛掀起反對割地賠款，要求繼續抗戰的熱潮。台灣人民對割地的鬥爭尤為激烈，4月20日，台北市民罷市，群眾聚集到台灣巡撫衙門，抗議執政府的賣國行徑。據記載，台灣人民曾表示“桑梓之地，義與存亡”“願人人戰死而失台，決不拱手而讓台”。同時，駐守台灣的清軍劉永福部，上演了一場近代的“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率領所屬士卒與台灣臨時組建的義軍發出聯合抗日號召，為保衛國土“萬死不辭”，誓與台灣共存亡！每每想到這裡，我都熱淚盈眶，久久不能自已，我要向這些視死如歸的戰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感謝他們用生命堅持正義，用鮮血譜寫出不畏強暴的壯麗篇章！雖然，6個月後，由於力量相差懸殊，日軍最終佔領台南府。台灣於公元1895年10月21日宣告淪陷。
我不知道，台灣同胞們看到的歷史是如何編寫的，但是，上述事實都有據可查、有史可考，絕非無稽之談。
其實，在大陸民眾的眼睛裡，收不收復台灣，對民眾的利益根本沒有概念。說的俗一點，收復了台灣，國家也不會給每個人發錢，就像香港澳門回歸一樣。但是，五星紅旗在香港、澳門的土地上冉冉升起的時候，好多中國人都留下了激動的淚水。公元1842年，清政府於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戰敗。同年8月29日，與英國簽署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江寧條約》，又稱《中英南京條約》，該條約原文中第三款，以“借港修船“為由，正式要求清政府割讓香港島給英國。公元1845年，葡萄牙公然宣佈澳門為“自由港”，拒絕交納地租，通過武力強佔關閘，驅逐中國官吏，綁架中國士兵。1887年，與清政府簽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迫使清政府允許葡萄牙“永駐管理澳門”，但由於該條約涉及勘定地界問題，多次會談無法達成協議致使會談中止。但葡萄牙依舊佔據澳門。這些屈辱的歷史，曾讓我感到無比的沈重。可是，當五星紅旗在那片被霸佔的土地上飄揚的時候，我真的感覺到，歷史上那個泱泱中華，振作了起來，億萬中華兒女終於又可以挺直脊梁，昂首屹立在華夏大地上！
我不願意沈醉在歷史上中國空前繁榮的的時期，但我卻無數次的思考著，為甚麼我泱泱中華，會墮落到如此地步？僅僅是滿清政府腐敗無能嗎？那為甚麼在孫中山先生發起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府後中國依舊消沈？為甚麼在新建立的民國政府的統治下，發生了駭人聽聞的超大幅度通貨膨脹（據史料記載，1937年6月至1948年8月，物價上漲近500萬倍。民國初年，一元錢可以買一頭牛，1949年，一元錢只能買一盒火柴。許多地方恢復了‘物物交換’的原始交換形態）？根本原因是，長期的封建專制統治，使貪污腐敗在人民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中華民族人心喪亂，幾千年積攢下來的民族道德精神面臨著覆滅的挑戰。或許，單單從這個角度說，我還要感謝曾經的敵人，那頭紅日下的狼。這場戰爭，如當頭棒喝，把中國打醒了。
言歸正傳。自從1950年，北美洲某經濟強國以“世界警察”的身份、維護太平洋地區安全為藉口，公開介入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的內戰，阻止中華民族統一，到現在2011年，整整六十一個年頭過去了，兩岸關係幾經波瀾，兩岸人民之間的矛盾也日漸加劇。在互聯網技術高度發展的今天，兩岸交流更廣泛的出現在網絡上，並且以青年人群為主要年齡階層。青年人本身不夠成熟，加上某些為達到某些政治目的，對一些事情加以誇張、利用的人在背後操作，致使兩岸的青年人出現了一些不友好的表現。
讓我們把時間調回到1950年，當國民黨內戰失敗，退守台灣後，發生了這麼兩件事：一，朝鮮戰爭爆發。二，美國第七艦隊開入台灣海峽。之後，6月27日，杜魯門以共產黨佔領台灣，將直接危及太平洋地區安全為由，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在此之前，日本於1952年4月28日生效的《舊金山和約》中正式同意“日本放棄對台灣及澎湖列島的一切權利、權力根據及要求”，這一點明確了台灣的主權仍屬於中國了。而“台灣地位未定”論、及派遣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這一系列言論及行為粗暴的干涉了中國內政。
當時，蔣介石心情十分矛盾。以國民黨剩餘的兵力，不可能守住台灣。美軍的艦隊可以給與他保護。但是，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美國人不是天使的化身。不要單純的認為阻止了內戰就是正義，這就像是，人身上的了腫瘤，正要做手術的時候被人阻止了一樣。這不是幫人，其實是害人。當時美帝國主義的目的就是阻止新中國解放進程，企圖分裂中國。於是，6月28日，也就是杜魯門拋出台灣未定論的第二天，國民黨 蔣介石經過反復思考與衡量，決心即使美國艦隊撤出台灣海峽，也要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決不作分裂中國的千古罪人。於是他授權國民黨“外長”葉公超發表聲明，接受美國防務計劃，但不影響國民黨維護中國領土完整的立場。特意在聲明中表示：“台灣屬於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國對台灣擁有主權”。
從這一段歷史風雲中可以看出，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都堅持著一個中國的立場。在1954年2月14日，蔣介石答中外記者問時明確表示：“我決不放棄收復大陸的神聖責任，大陸和台灣皆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不容割裂。”蔣介石先生的這一番表態，致使美國“兩個中國”計劃擱淺，但美國人卻不能撤回軍艦，他們的原則是：即使分裂不能成功，也決不能讓統一實現，哪怕就這樣一直耗下去也是好的。不過，當美國人發現蔣介石“不聽話”、“不配合”之後，自然不會無動於衷，他們選擇通過政治活動的方法換掉蔣介石，找一個聽話的來管台灣。於是，台灣政壇上出現了推舉“總統”候選人的活動。搞所謂的民主，其實背後是他們進行大力支持。美國人期望通過這種方法實現一個政治過渡，將權力從蔣介石手中奪過來。蔣介石先生對這個狀況看的很清楚，所以絕對不會放棄權力。正當這個關鍵時刻，毛澤東 在大陸表態，支持蔣介石當“總統”。相信大家都知道，毛澤東與蔣介石鬥了一輩子，可是呢，在國家百年大計、甚至千年大計面前，個人的恩怨完全不足掛齒，這是何等胸襟？無論黨派、無論成敗，新中國的第一批領導人們都是值得我們尊敬的。
其實，在毛、蔣兩位領導人晚年的時候，曾試圖徹底解決台灣問題，畢竟這個問題一天不解決，中華就一天不能統一，這個問題永遠不解決、中華就永遠不能統一。在上世紀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期，國、共雙方都在努力尋找可以實現溝通的中間人，準備通過協商根除台灣問題這個心腹大患。1956年7月，中間人曹聚仁受蔣介石委託，首次與中共方面展開關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協商。經過曹聚仁多次往返大陸與台灣，在確定雙方在重要問題上得到共識之後，毛澤東採取寬大的回歸政策，後來經過周恩來總理將和平統一祖國的構想概括為“一綱四目”，具體內容是：“一綱”：只要台灣回歸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總裁（特指蔣介石）與兄（指陳誠）意見妥善處理。“四目”：第一，台灣回歸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事安排等悉由總裁與兄全權處理。第二，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第三，台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尊重總裁與兄意見協商決定，然後進行。第四，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團結之事。當曹聚仁對蔣氏父子轉達了這個意思之後，蔣介石、蔣經國、陳誠、等國民黨高層領導人經過一番研究，又補充了一些條件，曹聚仁帶著這些意見，往返於兩岸之間，進行溝通。
經過一番努力，雙方就一些重點問題基本達成了一致。1965年7月，毛澤東與曹談話中間，毛澤東親筆寫了一首詞《臨江仙》，其中有兩句是：“明月依然在，何時彩雲歸。”表達了毛澤東希望蔣介石回大陸安度晚年的誠意。7月20 日，回到台灣的曹聚仁在台北日月潭的涵碧樓，向蔣氏父子介紹與毛澤東談話的情況，並且向蔣介石轉交了毛澤東題的詩。蔣介石看了毛澤東的詩後表示，十分感謝毛澤東的好意。同時，蔣氏父子根據他們與大陸溝通的結果，擬出了六個條件。蔣氏父子要曹向毛澤東轉達這六個條件，然後雙方再進一步商量。這六個條件是：1、蔣介石偕同舊部回到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省區，仍任國民黨總裁。北京建議撥出江西廬山為蔣介石居住與辦公的湯沐地(即封地)。2、蔣經國任台灣省省長。台灣除交出外交與軍事外，北京只堅持農業方面耕者有其田，其他內政完全由台灣省政府全權處理。3、台灣不得接受任何軍事與經濟援助；財政上有困難，由北京照美國支援數額照撥補助。4、台灣海、空軍併入北京控制。陸軍縮編為四個師，其中一個師駐在廈門、金門地區，三個師駐在台灣。5、廈門與金門合併為一個自由市，作為北京與台北間的緩衝與聯絡地區。該市市長由駐軍師長兼任。此一師長由台北徵求北京同意後任命，其資格應為陸軍中將，政治上為北京所接受。6、台灣現任文武百官的官階、待遇照舊不變。人民生活保證只可提高，不可降低。
這些條件是蔣介石通過曹聚仁和毛澤東多次交涉後擬定的，可以說，基本方向是雙方都可以接受的，下一步就是要具體細化、明確這些條件，應該說距離解決台灣問題只有一步之遙了。可嘆世事難料，天公不作美。中國大陸於不久後發生了“文化大革命”，致使蔣介石對共產黨的政策心存疑慮，中斷了雙方的溝通。之後，直到1972年，毛澤東會見美國總統尼克松時稱蔣介石為“老朋友”，並對尼克松說：“實際上，我們同他的交情比你們長的多”。這句話，蔣介石思考了很久。此時，中共在國際上活動空間增大。無可避免的，與台灣外交方面發生碰撞，基於一個中國的理念，台灣在國際上的活動空間越來越小。蔣介石擔心此時與中共協商有投降之嫌，兼之曹聚仁已於1972年去世，找不到合適的中間人，所以並未於中共進行聯繫。
正在此時，毛澤東卻派出了人——章士釗。章士釗與國共兩黨上層領導人都有很深的交情，雖然長期在大陸與共產黨共事，不過，憑藉他過去的資望，一定能得到蔣介石的禮遇。當時，章士釗已經92歲高齡，且有重病在身，但作為老一輩革命家，他為國為民嘔心瀝血的責任感讓他毅然接受毛澤東與周恩來的委託，承擔起兩岸溝通的重任。章先生於1973年5月到達香港，四處奔波，找人找關係，以便及早恢復與台灣方面的聯繫，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終於與國民黨方面取得了聯繫。他樂觀的讓女兒回到北京，告知毛、周：各方面關係初步接上，頂多在香港再住三個月就可以完成任務回北京。可嘆世事難料，天公不作美。儘管周恩來特意給章先生安排了警衛、醫生、護士、秘書、廚師、保姆陪同左右，章先生由於任務勞累，休息不好，於同年7月1日，在香港去世。這突如其來的噩耗，直接導致此次建立溝通失敗。直到1975年春節後，蔣介石找來國民黨元老陳立夫，通過香港的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請毛澤東來台灣訪問。毛得到消息後十分高興，不過，1975年時，毛澤東的身體狀況已經很不好了，周恩來也重病纏身。毛澤東親自向鄧小平交代：你可以代表我去台灣，兩岸可以以此為契機，實現“三通”。陳立夫聽說鄧小平要來台灣，非常高興，親自發表了一篇題為《假如我是毛澤東》的文章，文中提到：“歡迎毛澤東和周恩來到台灣訪問，與蔣介石重開談判，以造福國家人民。”他在文中表示，希望中共方面效仿北伐和抗日國共兩次合作的先例，開創再次合作和平一統的新局面。”可嘆世事難料，天公不作美。正當陳立夫積極努力尋求與大陸溝通之時，台灣方面首腦人物蔣介石，因病於1975年4月5日去世。兩岸溝通又中斷了，嗚呼哀哉。
台灣問題根本上是由國共相爭，兼之一些國際利益因素形成的，如果能在毛、蔣晚年時解決，那實乃我中華之福。然天不遂人願，不僅讓老一輩革命家留有遺恨，也給新中國的統一大計留下了如此棘手的麻煩。如今兩岸分離，實在是中華民族之不幸，這其中，仍然有某些國際勢力不希望看到中華民族和平統一，對中華民族和平統一進行阻撓。
上述歷史事件皆有據可考，決無誇張偽造。雖然，在某些人為操縱下，台灣同胞對於大陸同胞存在很多誤解。不過，真金不怕火煉，在日益開放的兩岸交流活動中，我堅信，隨著大陸與台灣的相互瞭解的逐漸加深，一定能完成中華民族的和平統一，復興中華民族的重大歷史使命終將實現。
最後，以國父的遺囑作為總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