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陈舜臣和他的历史小说
李长声 来源:南方周末
陈舜臣是东汉陈寔的后裔；陈寔，就是把窃贼叫作梁上君子的那位。他的祖上从河南颍川南迁福建泉州，再搬到台湾，父辈经商，又移居日本，他出生在神户。那里有陈家墓地，碑上还刻着颍川。虽然日本生，日本长，几乎从未遭受过歧视，陈舜臣却抱有强烈的中国人意识。这种意识不仅不妨碍他成为日本小说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人意识格外把他成就为出类拔萃的日本小说家。或许这足以教那些老大不小才渡来日本却拼命比日本人更日本人的中国人脸红。
二十来岁时日本战败，台湾光复，陈舜臣又变回中国人。读大阪外国语学校（今大阪外国语大学），跟日本数一数二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同校，太郎学蒙古语，舜臣学印度语。本打算留校做学问，可是，非日本人在国立学校的前途到讲师为止，当不上教授(这个潜规则直到1982年才打破)，只好走别的路。国籍变来变去，到底是什么折腾了自己的命运呢？写历史小说《甲午战争》也是要探究这个问题。1990年陈舜臣加入日本国籍。关于台湾，他写道：“也听到有人说还是日本统治时代好些，其实并不是那样的。那是另一回事，因为日本统治云云，怎么说也是被外国控制。这种屈辱，朝鲜人也是有同样感觉吧。”
作为历史小说家，陈舜臣名震四地(日本、台湾、韩国、大陆)，而走上文坛之初，叫响的是推理小说。那是1961年。帮父亲经商十多年，用汉文写商业尺牍，但安能久事这种笔砚间乎，于是写小说。任何小说都含有推理要素，从日本小说史来看，今后受欢迎的，非推理小说莫属，这么一想，便创作了推理小说《枯草根》。
陈舜臣上大学时，英语教材是柯南·道尔，几乎耽读了福尔摩斯的全部探案，这应该是他与推理的宿缘。写《枯草根》那年36岁(生于1924年)。他当初曾想用笔名，叫“计三十六”——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放弃学者梦，他曾回台湾谋生三年，经历了这样一件事：和几位朋友聚议开书店，其中两人不幸被国民党枪杀，有一人溜之大吉，后来当上了总统，李登辉是也。陈舜臣笑着回顾：假如我留在台湾，也会被逮住杀掉，因为不善于逃之夭夭。
1963年，还只是初出茅庐，听说给他的稿费仅抵所谓中坚作家的三分之一，勃然变色，拒不应约，可见那敦厚可亲的相貌之下有一架傲骨。在一切向钱看的当今，他仍信奉作家为认可自己价值的人而写，绝不媚俗，违心让出版商给包装成摩登女郎。
陈舜臣以推理小说成名，迄今推理小说界惟有他连获江户川乱步奖、直木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这三大奖，但实际上，不仅其推理小说取材于历史，如《枯草根》就是以193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兴衰为背景，而且出道不久就接受讲谈社编辑的建议转向写中国历史小说，1967年出版长篇巨著《鸦片战争》。名为舜臣，大概也别具魅力，写中国的历史令人望而生“信”。他调查史迹，搜集资料，从不假手于人。他知道同为历史小说家的井上靖所用史料出自何处，更知道用别的史料来写会更好。接着写《太平天国》、《甲午战争》，而《桃花流水》、《山河在》写的是中日现代史，再后来写《十八史略》等，从时序来看好像倒着来，其实写近代以前也是为考察历史如何走到近代这一步。
日本小说家写中国故事大都盯住唐代以前，例如三国，恐怕也因为那时候日本还处于原始状态，笔下只好把历史的久远上接到中国。陈舜臣的文学功绩更在于写中国近现代史。
《甲午战争》以袁世凯、李鸿章、日本的竹添进一郎、朝鲜的金玉均为中心，描写战争前夜的中国近代史。陈舜臣认为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不幸历史的原点。书名直译为“大江不流”，他在随笔里写到这书名的由来：“当时中国人把对于时局的焦躁表现为‘山睡江不流’，我要铭记这句话写下去。”他说的这句话出自谭嗣同的五言律诗《夜泊》：“月晕山如睡，霜寒江不流。”这表明他要用淡淡而娓娓的笔致，描写垂老的晚清怎样被青春萌动的明治日本打败，更捕捉那个时代的气氛，写出中国人的闭塞感。
《甲午战争》还有个副题，照搬汉字是“小说日清战争”，亮出了“小说”二字就好像我们把报告缀以文学，偏重的却是纪实，小说里所有人物都史有其人，虽有所加工渲染，但基本上不予褒贬。诚如他自己的感觉，有关这场战争的资料非常多，以致小说有一点被史料拉着跑。甲午战争给朝鲜造成的灾难更深重，陈舜臣侧重描写了中国和朝鲜的内部情况，韩国有两三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甲午战争》，好些韩国人这才明白那一段历史的真相。
陈舜臣的历史小说读来很有趣，他说过：“历史小说多半不就是作者依据史料的推理和虚构的混血儿吗？也许是乱说，但我完全觉得历史小说也包括在广义的推理小说里。”又说：“历史时代要靠资料及其他来把握，而把握的方法终归不外乎推理。”有意识地把历史题材与推理手法结合起来，既是历史小说，又是推理小说，具有两种可读性，恐怕日本小说界无有出其右者。
写历史小说需要正确的史观与丰富的知识。陈舜臣也写历史通俗读物，如《中国通史》，但小说是小说，史实是史实，他一向严加区别，不像某些学者取悦于大众，故意把故事与史实搅在一起，蒙人卖钱。司马辽太郎的史观被称作“司马史观”，他死后更被人张扬，陈舜臣也自有史观，可惜日本还没人归纳，可能这件事需要中国的研究者来做，而且更胜任也说不定。陈舜臣的《小说十八史略》开篇写道：“人，唯其人，一贯追究人，这是自古以来的中国人的史观。”这是他给中国人总结的史观，大概也就是他本人的基本史观。
作为同学、同行加挚友，司马辽太郎这样说他：“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首先，了解、热爱日本，甚至对于其缺点或过失也是用堪称印度式慈悲的眼光来看待。而且，他对中国的热爱有养育草木的阳光一般的温暖。再加上略微脱离了中国近现代的现场。在神户过日常生活，也成为产生他观察与思考的多重性的一个要素。对中国的爱与对神户的爱竟不乖离，合而为一，真教人惊奇。”
陈舜臣很想写王玄策，“历史当然由胜利者来写，而且多是从正统的立场加以选择。例如王玄策三度出使印度，打仗也获胜，却可能因为他身份过低，新旧两唐书都没有立传，而且著述也几乎都失传了。我也有拯救这种人的心情。”后来执弟子礼的小说家田中芳树不负厚望，创作《天竺热风录》为王玄策树碑立传，想来陈舜臣聊可释怀。
青春梦未了，陈舜臣自学波斯文，尝试翻译，当年躲在防空洞里也不释手，2004年终于出版了Omar Khayyám的《鲁拜集》。郭沫若曾汉译《鲁拜集》，说“读者可在这些诗里面，看出我国的李太白的面目来”。
小说家陈舜臣也写旧体诗。日本人一般是喜爱杜甫，有一种读“私小说”似的情趣，不大接受李白那种夸张的表现，如“白发三千丈”之类，但陈舜臣自称是李白派。他吟有七律《古稀有感》，最后一句是“麒麟志在昆仑河”，曾撰文解释给日本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而麒麟之志更高远，是在那发源黄河的昆仑山，我也要像孔子一样“绝笔于获麟”。
陈寔的儿子们非常贤德，有“难兄难弟”之誉，更难得的是这种贤德遗传到陈舜臣，文为德表，范为士则。日本文学当中的中国历史小说一类由他确立，踵迹其后的有宫城谷昌光、酒见贤一、冢本青史等。田中芳树称颂陈舜臣是巨大的灯火，写道：“所谓中国题材小说，现在正成了路，这是那些高举灯火走过荒野的先人们的恩惠，而最明亮温馨的灯火健在，令人不禁从心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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