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批判资料

　　从汉学演绎出来的西方版“世界历史”

　　让我们来揭示一下首创西方伪史的“三剑客”（都是神职学者）：

　　第一位是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 , 1432—1502年，意大利人）。在东学西渐的影响下，受罗马教皇的委托，安尼乌斯按照《圣经》的创世、洪水和诺亚及其子孙之“世界殖民”这一主线，参考他所获得的有关东方的知识，假托“古人”之笔（假装“发现”手稿残卷），伪造了十七部书；除了“古代”希腊-罗马历史之外，它们还包括：.“腓尼基史”〔作者：桑楚尼亚松（Sanchuniathon），公元前14—13世纪的腓尼基学者〕；.“古埃及史”〔作者：曼涅托（Manetho），公元前4—3世纪的埃及祭司和历史学家〕；.“巴比伦-迦勒底史”〔波洛修斯（Berosus），公元前3世纪的巴比伦-希腊历史家、占星家、哲学家和宗教祭司〕。

　　但由于当时西方还没有“时间概念”，安尼乌斯肆意编造几万乃至几十万年的“文明史”，而置仅在几千年前“创世”的上帝于无地自容，这就引起了极大混乱。因此，安尼乌斯的伪史很快就被揭穿，他本人尤被千夫所指，变得臭名昭著。尽管如此，安尼乌斯的十七部伪书至今仍被视为构成西方历史学的主要的“原始资料”。

　　图：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 1432—1502年），神职学者，“以伪造历史而著名的历史学家”（画中字）。他假托古人之名，虚构了“古代”希腊、罗马、埃及、巴比伦和腓尼基的历史。虽然不久就被揭穿，但他的伪书至今还是西方历史的“原始资料”。

　　第二位是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 1540—1609年，法国—荷兰人）。安尼乌斯的伪史在百年后被此人“扶正”。斯卡利杰原先面对西方伪史泛滥成灾，时间混乱，矛盾重重；他深恶痛绝，弃之如敝屣。但当他碰巧获得了“中国历史朝代帝王年表”和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自信能够解决“时间问题”；他就改变了态度——“兼容并包、弄假成真”，搭建起西方的“普世历史”。斯卡利杰利用中国资料撰写了两部“伪史经典”——《时间校正篇》和《年代学宝典》，其内容主要是他的“编年史”框架——“圣经编年”及其子系统，后者包括“古老文明”（埃及—两河）和“古典文明”（希腊—罗马）。因而斯卡利杰被称为“科学编年史之父”。

　　然而，斯卡利杰所依据的中国历史（包括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并不准确。所以在他死后，17世纪的几代欧洲学者又按照赴华耶稣会士所介绍的新资料（主要是卫匡国著《中国上古史》），对于“斯卡利杰编年史”进行反复修正；甚至将《圣经》由相对正统的拉丁文本，改为“七十士版本”，来与以伏羲和唐尧的时间段相配合。

　　图：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 1540—1609年，法国—荷兰人）。被称为“科学编年史之父”，他利用中国历史朝代帝王年表和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设计出“圣经编年”（包括耶稣诞辰）和“普世历史编年”，后者包括“泛西方”的“古典文明”（希腊、罗马）和“古老文明”（埃及、两河）。19世纪变为西方正史。

　　第三位是珂雪（又译“基歇尔”，Athanasii Kircher, 1602—1680年，德国人）。斯卡利杰运用“中国时间”把被安尼乌斯伪造的“曼涅托之古埃及史”变成“正史”，此举在17世纪备受批评，最终被珂雪给化解了。在中国文化启蒙欧洲、打碎神权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教会迁怒于中国，珂雪不失时机地拔高“古埃及”以贬低中华文明。珂雪利用中国资料——他汇编的《中国图志》（China illustrata），来充实被前人伪造的“古埃及”，并且利用汉字演绎出埃及象形文字。当时欧洲人不懂得“表意、写意”这种“形而上”的概念，因而误以为汉字就是象形文字，由此就把象形文字看成是“始生文明”的专属文字。珂雪开此风气，后生可畏，好几代人都前赴后继地伪造象形文字、乃至楔形文字；它们越来越吻合于西亚某些地区的原始图符，后者都被挪用于“古老文明”。

　　被一些学者称为“埃及学之父”的珂雪，也是按照“诺亚子孙之世界殖民”的套路，编造“上帝的选民”由东向西，进行扩展，直到中国及其黄种人迁徙至美洲。这就是中国“西来说”之缘起。

　　图：珂雪（又译“基歇尔”，Athanasii Kircher, 1602—1680年，德国神职学者），汇编耶稣会士的中国资料，再用它来伪造“古埃及”和象形文字，并且推演中华民族与文明皆由此而来（西来说）。被成为“埃及学之父”。

　　西方学者对西方伪史的揭露（17—18世纪）

　　艾萨克·牛顿（1643—1727年），著名的物理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在17世纪的欧洲，有众多学者——包括牛顿——都是按照中国历史来设计西方历史；但牛顿是第一个系统批判“斯卡利杰编年史”的，后者却在19世纪变成了西方史学的正统。

　　牛顿认为：“希腊人的古代全是虚构的（the antiquities of the Greeks are full of fables）。”“古代希腊充满是诗意的虚构（Greek Antiquities are full of Poetical Fictions）。”他还说：“最早的证据丧失已久，现存的古籍若非全然发明，便是错误百出。”他谴责那些建立埃及、巴比伦和希腊编年史的学者，通过伪造历史序列来证明它们的“古老”（fabricate historical list to prove their antiquity）。

　　牛顿考证出的埃及历史是范围小、历时短、很晚出——间断垂续仅三百多年的中世纪的小王国。

　　图：牛顿著《古代王国编年史修正》，批评斯卡利杰等人伪造历史；牛顿在书中指出，“古希腊、古埃及”等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伪造的。

　　弗朗西斯·培根。培根时代的西方没有可信的历史，寄希望于圣经故事之“神话成真”，但培根对此是绝望的。培根说：

　　所谓的“异教的古代历史”（指非基督教的西方历史，诸如埃及、希腊、罗马、波斯和巴比伦等——引者），几乎都是由无稽神话和不可信的莎草残片所构成的；毋庸置疑，全是有缺陷的。

　　古代是历史的残骸（Antiquities are the wrecks of history），关于它们的记忆几乎荡然无存。有些勤奋的人以其细致精确的努力，收集家谱、日历、标题、铭文、碑石、钱币、名字、词源、谚语、传统、档案、仪器、公共和私人历史的残片和散见的书籍等等，透过如此途径或许能够恢复一些诺亚洪水时代的印象。这是一项费力的工作，但毕竟人们会带着敬畏之心接受它。值得来到神话和虚构的源头（deserves to come in the place of those fabulous and fictitious Origin）。……在这些不完美的历史中，很少具有权威。……历史的缩影是腐败的，那正常的、极好的历史本身已被损坏，只剩下无利可图的渣滓，……都应该被摒弃。

　　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 1635—1703年，英国博物学家、发明家）。他对西方历史的看法是：

　　通过大众传播和暗中操作，有关埃及、希腊和迦勒底（巴比伦）的虚构故事（the fabulous stories）被建筑起来，转变为真理……。如此“虚构故事”囊括了世界古代历史的主要部分，还包含了故弄玄虚的隐秘智慧；后者服务于传播那并不存在的“真实历史”……。显而易见，包含着希腊智慧的赫西俄德《神谱》，说是来自古埃及和腓尼基，但其主体文字与神话传奇则很难被证明。

　　让·哈尔端（Jean Hardouin, 1646—1729年，法国古文献学家、图书馆馆长）指出：“绝大部分的‘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作者和作品、以及文物，都是在13世纪晚期以来被伪造的。”

　　美国爱荷华大学教授麦克劳德在其所著《现代世界的恶作剧》书中评述：

　　“我们能确信我们所知道的和所思考的（那些知识），都是真的吗？”让·哈尔端（Jean Hardouin）就是一个例子，他相当肯定：（人们）所知道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谎言。哈尔端是个耶稣会士学者，生活于1646—1729年；他写下专著……，宣称：绝大部分的“古典”希腊和罗马的文献、艺术品和钱币都是伪造的。它发端于13世纪后期和14世纪，……（神职学者）在修道院书室里伪造“古典文献”，……起先是由西弗勒斯（Severus Achontius）幕后操作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述是真的吗？奥古斯汀的《忏悔录》是真的吗？希伯来文《旧约》是真的吗？全都是假的！这样的想法似乎反常，但哈尔端不是一个偏激的人，而是很受尊敬的杰出的古文献学者，他绝不是一个疯狂的边缘人。……哈尔端所处的时代，是从口语交流传播宗教知识，进入全面依靠文字印刷的时代（知识和来源和诚信都是失控的）……。

　　伏尔泰。他说：“以我们某个智慧之士的观察，所有的古代史都是神话，人们则信以为真。”他还说：所有其他古代文明都是被虚构的，“都是在重申绵延不绝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她才是全人类最古老的、存活至今的民族！”伏尔泰是这样评价中国历史的，即：

　　特别令我震惊的是中国古代历史，在那儿，每一件事都是自然而然和实际可能的；我敬佩它，是因为中国历史没有被任何神怪的事所渲染。相比之下，为什么所有别的民族都采用了荒诞的起源呢？法国古代编年史，实际上并非真正的古代，称法国人是赫克特（Hector, 特洛伊王子和战神）的后代；……把罗马人溯源至弗里吉亚（Phrygian, 希腊神话）；……说诸神居住在埃及约1万年……。

　　事实上，中华帝国早在4 000年前就形成了……。只有中国的编年史确凿无误地记载了中国人的过去，如同人们所说的那样，它把天的历史和地的历史统一了起来，这与其他的人民都不同。中国古人常用日月食和行星的会合期来作为他们的纪元。我们的天文学家，检查了他们的计算后，惊奇地发现：它们基本上是准确的。别的国家创造了寓言神话，中国人用笔和星盘书写历史……，从而没有矛盾错误的编年。

　　……中国人早已知道把字刻在竹制的简上了。他们现在还保存了一些这种古竹简，这种竹简以漆涂面以防止腐烂。这可能就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久的古遗物了。……中国……没有虚构的神话，没有……半神，……他们理性地写作……。

　　外国学者对西方伪史的揭露（19—20世纪）

　　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主张：“……揭穿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和西方中心历史观的写作，亦即，揭穿始于被虚构的古希腊的假的西方谱系（fake genealogies starting with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耶鲁大学教授弗拉丁格批评：“这个‘西方传统’就是被塑造的谱系：尽可能地发掘它所需要的‘古代’希腊民主，以作为现代西方政治自信的基石。……如此民主政治的诞生实际上是来自西方的虚构。……伪造古希腊来作为西方的源头，旨在服务于欧洲的文化与经济利益……。”

　　剑桥大学博士、希腊克里特大学教授维拉索伯罗斯揭露：

　　西方中心论关于古希腊城邦（文明）的观点，被用来构建它自己的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希腊的过去已被滥用于重塑西方中心文化。……现行的希腊历史是在浪漫主义时期（18—19世纪）被构建的，而古希腊城邦研究则是19世纪东方功能主义和进化主义（Orientalist functionalism and evolutionism）的产物。有关希腊历史的西方中心论的传统观念是多么有害！“希腊城邦”被镶嵌到现代社会及其变化的观念之中，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希腊历史的西方中心模式选择了“古希腊”作为单一文明模式的核心现象。……再者，对于爱琴海的史前研究则依赖单一线性的模式，相信荷马等神话！

　　美国瓦尔登大学教育中心主任史蒂芬•丹佛指出：“作为单一文化的古典希腊文明的形象，是19世纪的虚构（The image of classical Greek civilization as a uniform culture was a fabricat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虽然这个观念延续至今，但它不能反映古代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丹佛教授进一步说：

　　（19世纪末）被编造的理想化的希腊出现了，它赞美古希腊人的才智，宣称希腊文化传统是现代西方的纯粹起源。然而，构建一个纯粹和原创的希腊文明这一做法，反映了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知识偏见，它并不是还原古代的真实情况。不过，如此编造却非常吸引那些西方人——许多宁愿生活在美梦中的作家、诗人和哲学家们，他们并不了解古希腊的本来面目。……这般古希腊文明的形象是被欧洲文化沙文主义虚构出来的。像德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这些相对老的民族，都把其过去系于“希腊文明”这个纯正的根上；然而，西方中心论之种族主义却找错了树（wrong tree）。

　　综述西方伪史——瑞士历史学家菲斯特的评论

　　关于西方历史，虽然在18—19世纪之交发生的从法国革命到拿破仑战争这段记录应该比较可靠；但是，在18世纪以前西方所发生的“事件”，则都是不可能被证实的。任何建立和描述像1700年这一时间的“历史”，都不免荒谬。所谓的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也与真实历史无关。中世纪后期的英法百年战争，包括“圣女贞德”，几乎没有一点真实性。至于古代的战争，诸如波希战争、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都是虚构故事，而非真实历史。再如关于近代历史的开端，据说是在16世纪之初（1500年），还有我们所读到的稍后发生的宗教改革；凡此，直到1750年左右才出现相关的历史资料。有关宗教改革的资料很丰富，但该事件本身却一直是个谜。

　　追溯以往事件的各种记录和确定时间，都属于巨大的伪造历史工程的一部分。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对于大规模的发明和篡改历史予以揭露。虚构历史和伪造资料乃齐头并进。在19世纪以前的西方，没有人感兴趣和费精力写真实的历史，况且也没有真实的史料。在西方，可行的字母文字和书写记录出现的时间，大约在三百年前（17世纪）；而在那之前，所谓的石刻记录、金属铭文、纸莎草和羊皮纸等，全都似是而非（没有成熟的文字和表意内涵，光记“发音符号”？）。在我看来，欧洲人开始使用羊皮或纸张写字，不会早于1650年；能够查到的可信的即时记录，应该是在1750年之后；而关于之前的任何记录，越久远则越虚假。

　　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 1540—1609年）是通行于今的世界编年史的创造者，他也是首次确定耶稣诞生时间的。而第一个设计“公元”和“公元前”（B.C and A.D.）的，则是耶稣会士佩塔维斯（Dionysius Petavius，1583—1652年），他的法文名字被用拉丁文写成“另一个人”，并且提前了五百年，这样，公元纪年就成了“古已有之”。

　　许多研究者都知道，欧美国家的档案馆和图书馆的资料不会追溯“很古”，但权威机构不会承认事实，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它们都是来自金石文字、羊皮纸和纸莎草记录。埃及象形文字和巴比伦楔形文字不外乎都是欧洲人的骗局：除了极少数是把别处原始图符挪用于“古老文明”，绝大多数都是被共济会的伪造的。逻辑结论是，以任何标准来算，欧洲文化开始的时间最早也就在四百年前（16世纪）。

　　法国牧师和图书馆馆长让·哈尔端否定所有西方“古籍”的真实性，它们包括《圣经》和希腊—罗马“古典”；他还宣布，全部的近代以前的官方文件、教会记录和古代钱币等都是后来被伪造的。荷兰耶稣会士帕佩布罗施（Daniel Papebroch）坚持，没有一份历史文献是真实的。伏尔泰是最早的历史批评家之一，他在其著作里抨击西方中古和上古历史的荒谬绝伦。二百年前，一位名叫彼得·弗兰兹·约瑟夫的作品《我的历史观》（My View on History）揭露，所谓“古典著作”的产生时间，比成说要晚得多。在1890年，英国的宗教学者和历史学家爱德华·约翰逊是第一个谈到，伪造历史是西方的一个大型工程（a large-scale project to fabricate history）；他指出，从16世纪初以来，欧洲有许多造史中心，最先是修道院，而后则是研究院……。在19—20世纪之交，有一位不太出名、却是杰出的语言学家（任教于瑞士巴塞尔大学）罗伯特·巴利道夫，写了有关希腊—罗马文学的两本书；他发现，那些所谓的“古典著作”都掺杂着中世纪和日耳曼语言，由此看来，它们都是在前不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被伪造出来的。在1930年代，德国历史学家威廉·卡尔梅指出，全面伪造历史和文献发轫于中古后期。在20世纪初期，俄国哲学家尼古拉·莫罗索提出激进方案，即西方版世界历史年表必须大为减短。

　　一些与“古希腊”起源有关的地名诸如“阿提卡”（Attica）和“雅典”（Athens），实际上都是中世纪的发音；而“达达尼尔”（Dardenelles）和“拜占庭”（Byzantine）都是源自法国土语；还有，与“古埃及”起源有关的名称，诸如拉美西斯（Ramesses）、齐阿普斯（Cheops）、卢克索（Luxor）、加沙（Gaza）和培琉喜阿姆（Pelusium），都是法语的根；上述词语在欧洲人向东扩张之前（1500年之前），从未出现过。

　　“古代史”是一种涅槃，偶尔被编造出来的著名人物和事件所照亮。查理曼像是黑暗中世纪早期的明亮绿洲。真正的古代希腊地区的居民是不会知道“他们的”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因为这两个“人物”（还有众多的“希腊智者”）都是后来被发明的。在希腊，为了吸引游客，所谓的“古代建筑”自19世纪至今一直都在建设中。所谓的包含希伯来遗训的《死海古卷》，它们是被用纸莎草和羊皮纸做成的；竟然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这一年——被发现，如此巧合是偶然的吗？

标签： 西方历史

选择打赏方式

微信 支付宝 QQ钱包

打赏

打赏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