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九十五年祭

　　《‘五四运动’九十五年祭》

　　孙小兵

　　2014年5月4日

　　岁岁“五四”，今又“五四”，这场被反复解读了近百年的运动，已飘逝了一个半甲子又五年。风云激荡的九十五年后，我们已有足够长的眼光和足够宽的视野，去回望这场运动，并探寻她的时空坐标。

　　广义的“五四运动”，实为“新文化运动”，其大体起于1915年，基本终于1921年。新文化运动首在文化启蒙，即用所谓的“德先生”、“赛先生”来激烈反对旧有之名教。也是西人东来、西学东渐之后，中国在文化反思上的一次集中爆发。要探求其根本，必须梳理其时空脉络。

　　自秦实行皇权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以及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中国的士大夫逐步在政治体制和名教上建立了威服四夷的自信。期间虽有修补和波折，但其自信却历久弥坚，以致因自信而自大，又因自大而自画。直到英人东来，用鸦片和大炮轰醒了士大夫们的春秋大梦而止。自大自画之后，渐有自卑和自省。始有“师夷长技以制夷”者，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有“兴办洋务，器物强国”者，有“维新变法，效法英日”者，有“暴力革命，构建共和”者，有“文化运动，改换名教”者。在不断的试错和失败中，士大夫们在认识上逐步接近了东西方差距的根本。这个根本，不在器物，不在体制，而在文化。

　　最嬗变的是政权，最难变的是文化。《道德经》在第二十五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法地，是文化产生的根本，即地理环境决定了所纳族群的文化基因。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说：“文化本是人类控制环境的工具，环境不同，文化自因之而异。及其兴起以后，因其能改造环境之故，愈使环境不同。人类遂在更不相同的环境中进化。其文化，自然也更不相同了”。地理环境当然不易改变，因之，文化有其顽固的惰性。

　　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按李敖的说法，是个人解放，以及个人解放的先导——思想解放。实际上，这些自洋务运动即开始放眼望世界的知识分子，首先看到的是西人器物之强，进而把器物之强归结为政治体制之强。所谓西方的政治体制，即当时所兴之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在这些受西方教育或影响的知识分子看来，这两种体制在当时之中国皆难以走通，关键在于国民的意识未开，愚夫愚妇所秉持的观念和文化之愚昧、之落后已与野蛮人无异。于是觉得中国处处不如人，要全盘西化，甚至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还积极支持废除汉字。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全弃的态度，达到了中国人所可能主张之极点。

　　现在看来，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一时之雄，在做法上大都激进和激越。这批人都很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在他们身上明显体现出19世纪欧洲自由主义思想家追求个性自由以及个人思想不受限制发展的思想特征。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人在“重新估定”中国传统文化时，没有估出价值，却发现两千多年来，人们讲习的儒教，充满了诲淫诲盗甚至是“吃人”的骗术，这恐怕要让从事“启蒙运动”的西方先贤们，瞠乎其后、自愧弗如了。但新文化人思想激进有其历史成因。经历了近代一系列变革之后，中国社会似乎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其原因在于没有经历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刻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的“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理论提了出来。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民主，激烈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均系“最后觉悟”的产物。进而，从思想文化的破立入手谋求社会问题“根本解决”，成为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思想家的思想及行为方式。要想“毕其功于一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行为方式自然是激进的，这是新文化人思想及行为方式的内在逻辑。

　　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旧名教，核心在于孔教，即所谓的中庸、内敛、慵懒的旧文化，以及崇尚权威、重视传统、选择集体主义的旧思想。而破除这些“旧文化”的目的，在于建立民主共和的新制度，即所谓的“德先生”，而建立新制度的目的，仍归结为器物之强，即所谓的“赛先生”。但是，这些新文化人，恰恰没有看到产生这些“旧文化”的根本原因。

　　这些“旧文化”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特殊的气候、地理等因素塑造的国民性格，也即老子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首先是黄土。黄土宜于耕种，且由于春季从黄土高原吹来的沙尘，可以长期保持肥力，由此而成就了长久不衰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最显著特性有两个，一是力求稳定，不希望天变、地变、人变、兵变，因为所有的变化都会导致土地产量的变化，甚至绝收；二是祖先崇拜和崇尚权威，因其土地、耕作技巧、天时气象等，或继承于先辈，或受教于权威。而商业文明恰恰相反，如果不求变，其所售商品必然无法长久盈利。当然，商业文明的变，也包括反对传统和权威。其次是黄河。黄河流经黄土高原，裹挟大量泥沙，其特点是下游经常泛滥，甚至改道。而任何一个古代中国的部落或邦国都无法抵御这种灾害，必须要团结协作，最好是成为一个国家，才能有效抗灾。大禹治水就是最好的注脚。是时，各部落共推大禹协调诸方，统一领导应该是当时的人心所向。于是才有了“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才有了启的联邦制帝国——夏。再次是大陆性季风气候。这种气候的特点是年降水量分配不均，降水的年际变化率和季节变化率都很大。这就导致旱涝灾害不断。民间也有“旱三年，涝三年，不旱不涝又三年”的说法。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抵御旱涝频发的最好方法是政府赈灾，而政府赈灾的前提，是疆域足够大，可以河南灾荒，调配湖北的粮食。因此，大陆性季风气候也促使了古代中国选择中央集权。再次是中国的宏观地理环境。中国东部是大海，西部是高山雪原，西北是广袤沙漠，南部是蛮荒落后、不成组织的山地民族。所以，古代中国的外患，大多来自北方。而这种来自一个方向的外患，当属有限忧患。有限的忧患有两个好处，一是不至于承受不起而崩溃，试想若外患来自四面八方，很容易被分裂或瓜分；二是有限外患能促使内部团结，而最有效的抵抗，莫过于中原一统，此外，有限外患也会产生“倒逼机制”并转化为内生动力。所以，这个北方边患，还是中国选择中央集权的外部推动力。因此，中国的地理环境、气候、季风、黄土、黄河等特殊因素养成了中国人崇尚权威，重视传统，选择集体主义和一统集权的民族特性。

　　西方近代文明所依赖的社会文化，肇始于古希腊城邦民主制所孕育的文化基因。城邦没有广袤的国土，没有孕育自给自足农业文明的土壤，也因其狭小，所需必须通过交换，于是商业兴起。商业交换所仰仗者，是自由、平等、创新、法治等要素。尽管期间会有强权或波折，但多次试错后，社会自然会趋于理性。至于启蒙运动后，西方在底层是公民意识兴起，在顶层是民主制盛行。

　　“五四运动”后，这种通过破除“旧文化”以自强的新文化运动，余波激荡，未有停息，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至极。所不同者，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自上层，未触及农业社会的根本；而“文化大革命”始自“冥顽”的底层，并由此而上，全国沸腾。于是孔庙坍塌，祠堂毁坏，“老二”打倒，“四旧”皆破。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张，“终于”得到了实现。

　　然而，以儒教为主体的“旧文化”，是否真的就不适应现代文明呢？这个问题，恐怕要再等上九十五年，让后人作答吧。

　　（注：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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