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里一场不该被忽略的以少胜多的非经典型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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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里一场不该被忽略的以少胜多的非经典型战役

  ——刘虞十万之众为何败于公孙瓒数百人

  通常说起三国时期以少胜多的战例,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猇亭之战是被频频提及并为世人所津津乐道,其中的战将及战争的诸多细节人们亦是如数家珍,如这深刻影响并奠定三国历史格局的三大战役都缘起并定胜负于火烧,官渡是火烧粮仓,赤壁是火烧战船,而猇亭则是火烧营寨等不胜枚举。而发生于东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刘虞与公孙瓒争夺幽州主导权的蓟城之战,虽然对当时的历史格局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公孙瓒经此一役独霸幽并两大州并染指和波及冀、青、兖三州,一时成为黄河以北势力最为强劲的武装割据势力,袁绍、曹超亦不能比肩,但是由于没有像前面的三大战役多历史转折性和戏剧曲折性,故而被淹埋于历史尘埃之中,鲜有提及,这是三国历史时期不该被忽略的一场以少胜多的非经典型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有一个很大的历史谜团,虽有幸被史家提及然多语焉不详(有的干脆不提及),这就是刘虞十万之众竟然溃败于公孙瓒数百人之众。原因何在,下文略作一发微,权当抛砖引玉。

  有些网友可能会有疑问,发生于193年的蓟城之战能算是三国的历史吗?因为人们通常认为三国是从公元220年起始的。其实,三国正式的历史阶段即狭义的三国时期,时间划分上一般认为是从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丕逼东汉献帝刘协禅位,到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东吴末帝孙皓被晋灭国,这六十一年的历史阶段。实际上,从东汉灵帝中平初年(公元184年)的黄巾之乱起,历经董卓之乱和打着兴复汉室的所谓关东义兵纷纷迭起继而为了各自的利益及地盘互相杀伐,汉庭逐步陷入群雄武装割据的分崩离析的政权状态,东汉朝廷逐渐被手握兵权拥兵自重的地方豪强及军阀所架空失去了政权实质而名存实亡。故而广义的三国历史时期从184年算起,直到280年,有将近百年的历史。其中,184年到220年通常认为属于三国的酝酿时期,理当纳入三国历史大的范畴来考察,故而发生于193年的蓟城之战当属大的三国历史范畴。

  东汉后期,桓灵二帝骄奢淫逸,横征暴敛,甚至明码标价,卖官鬻爵,政治黑暗腐朽至极,遂爆发涵盖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地,起义兵众数以百万的有组织的彻底震撼了东汉王朝统治的黄巾起义,直接导致了汉末地方豪强武装割据的局面。中央帝王更迭之际,以大将军何进为代表的外戚与以“十常侍”为代表宦官的权力争夺白热化,彼此大肆杀戮,结果两败俱伤,被凉州豪强董卓钻了空子,窃取了朝政大权,东汉王庭彻底被架空,坠入名存实亡的万劫深渊,汉末群雄割据的局面进一步加剧,中华大地步入了史上最黑暗的历史时期之一。

  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中,北方游牧民族匈奴、鲜卑、乌桓等进入了历史上最活跃的时期,频频掳掠边关,幽州地处北疆,首当其冲,战事频繁。坐镇幽州的州牧刘虞奉行怀柔招抚之策,这与受其节制而名震胡狄、拥兵自重的公孙瓒一直践行的征伐杀戮之策大相径庭,矛盾逐渐公开化最终剑拔弩张,兵戎相见。初平四年(193年)冬,刘虞聚众十万围攻公孙瓒,不料令人大跌眼镜,被公孙瓒数百人的队伍大逆转,最后兵败被杀。这是为何呢?让我们细嚼史书,在字里行间把握细节想象历史,回溯历史,尽可能揣摩历史脉搏,探寻其中缘由。

  其一,刘虞不习战事,临阵指挥严重失当,战术不灵活。刘虞奉行仁政,对匈奴、鲜卑、乌丸等少数民族施行怀柔招抚政策,故匮于戎马征战,战场经验极其匮乏,乃治民之吏非征战之将。战前训戒军士:“勿伤馀人,杀一伯珪而已”,又爱惜民宅,不能因势利用火攻,故军士进攻时缩手缩脚,攻击力大打折扣,颇似春秋时期遭受泓水之惨败的宋襄公。病者凶也,血雨腥风的战场上对敌人大讲仁义道德无疑于自我屠杀,自掘坟墓。当攻城受阻围攻不下之时,缺乏战术变化,一窝蜂围攻,久攻不下便士气懈怠,给敌人反攻以可乘之机。

  其二,据《三国志?公孙瓒传》裴松之注引孙盛《魏氏春秋》曰:“虞兵无部伍,不习战”,刘虞所率十万之众乃州郡屯兵,有可能大多是屯田开荒之兵卒,幽州地处汉庭北疆,与匈奴、鲜卑、乌桓等精于骑射、惯于掳掠的少数民族接壤,故而于边地屯田,耕战并举,这在东汉末年很常见。其闲时耕作,战时戍卫,亦农亦兵,并非久经沙场具有征战素养的职业军人,故其战斗力是很有限的,主要以守卫边疆为主,非以强悍善战见长。阵战之时,其队伍不整;攻城之时,又急攻不下,束手无策;被反击逆袭时,更时一触即溃,一路溃逃。撤退至幽州刺史部上谷郡居庸县(今北京市延庆县),虽据有城池,然三日城陷,真可谓兵败如山倒,十万之众却兵败如此,可见其战斗力何其弱,与千百年之后“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的中条山之惨败有得一比。

  其三,刘虞集团内部阵营并不统一,战前军心亦不一。早在一年之前即中平三年(192年),刘虞密谋欲兴兵讨伐公孙瓒,东曹掾魏攸极力反对,认为“瓒文武才力足恃,虽有小恶,固宜容忍”(见《后汉书》卷七十三《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而就在刘虞聚十万之众锋指公孙之际,从事程绪于阵前死谏,认为师出无名且兵起萧墙于国不利,战场厮杀胜败难测,围而不攻,以不战屈人之兵为上策。拥兵十万,依觉胜负难定,可见其对刘虞领兵打仗的信心何其不足,是多么不看好领导啊。不难想象一向践行仁政仁慈有加的刘虞为何冲冠一怒,把这位犯言直谏的部下不仅一刀咔嚓了,还传首示众。更有甚者,州从事公孙纪直接站到了公孙瓒阵营一边,连夜告密,泄露军机。州从事乃刺史、州牧的属吏,可谓是左膀右臂,不料或战前反对,或阵前死谏,或临机泄密,如此上下不一心,甚至异心叛敌,必然导致全军军心不稳,战斗力严重削弱。

  其四,公孙瓒早年拜东汉大儒又兼儒将卢植的门下,后守边数十年,讨张纯,追丘力居,克乌桓,破黄巾,久经沙场,历经血雨腥风,威震北疆,“职统戎马,连接边寇。每闻有警,瓒辄厉色愤怒,如赴雠敌,望尘奔逐,或继之以夜战。虏识瓒声,惮其勇,莫敢抗犯”(见同上),其麾下精锐突骑“白马义从”尤其令敌酋闻风丧胆,故而其文武兼备,尤精于兵阵,擅于征战,军事素养颇高。因此,“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重重围困之际,其能临危不惧,审时度势,敏锐地觉察到刘虞大军虽有十万之众,但行伍不整,列阵不齐,战力不振,有机可为,快速从身边的队伍里简选招募英勇善战之军士数百人,顺风防火,因势利导,冲杀突围,大破刘虞之军,颇有当年楚霸王项羽在钜鹿之战中破釜沉舟力挽狂澜大破秦兵之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惊天气势。

  其五,彼时公孙瓒历经了与袁绍等争夺青、冀、兖三州的界桥、龙凑、巨马水等诸次战役,其部曲大多放散在蓟城之外,留守其身边的应是充任护卫的亲兵及留守蓟城的卫卒。部曲本指汉代的军事编制,凡是将军皆有部曲,其中大将军营有五部,每部校尉、司马各一人;部下又有曲,每曲有军侯一人;曲下还有屯,每屯有屯长一人。东汉末年,地方的世家大族越来越多地仿效朝廷部曲的军事编制来部勒依附于自身的宗亲、宾客、门生、故吏及佃客等,组成自己的私人武装力量,部曲遂逐渐演变为地方私人武装的代名词,义同家兵、私兵。士卒与将帅不单是上下级的军事隶属关系,还有着非常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休戚与共,生死利益高度黏连,往往世代继承,所以部曲往往对自己的统帅惟命是从,朝廷之命并不好使,亦难辖制。公孙瓒正是凭着只听命于自己的部曲驰骋疆场,战乌桓,破黄巾,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幽州牧刘虞虽位在其上,却往往很难辖制,当“瓒乃筑京于蓟以备虞”(见同上),其部曲已完全独立于汉廷王命之外了。“瓒常与善射之士数十人,皆乘白马,以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见同上),公孙瓒精选部曲中长于骑射的善战勇士组成白马义从,跟随左右,实为护卫亲兵,其后队伍不断扩大,成为公孙军团的精锐之师。《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王粲《汉末英雄传》曰:“绍自往征瓒,合战于界桥南二十里。瓒步兵三万馀人为方陈,骑为两翼,左右各五千馀匹,白马义从为中坚,亦分作两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铠甲,光照天地”,此乃白马义从最光彩夺目的最华丽的历史亮相,真乃纵横驰骋于北疆,决战于两阵之间令强敌胆寒的铁骑劲旅。虽在界桥一役遭受重创,其建制应还在,此次蓟城之围公孙瓒身边的亲兵应是久经血与火考验的硕果仅存的白马义从之精锐。所以,不难想象在大军压境团团围困的千钧一发之际,以白马义从为班底的数百精锐之士,在坚毅果敢的主帅公孙瓒指挥之下,置之死地而后生,纵火突围,奋勇杀敌,大败十万之师,又势如破竹,追逐残敌于居庸县城,三日而下,擒获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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