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仗的路太长——追寻鸦片战争古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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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仗的路太长——追寻鸦片战争古战场

  广州三元里抗英旧址

  广州给我的印象一直是中国最早觉醒的城市,当我踏上广州这块土地,打开新买的广州市地图时,看到地铁中有一站是“三元里”,它一下子打开了我多年的记忆:那还是在小学课本里知道它,并一直伴随我大半生——那是民族魂的招唤。

  钻出三元里地铁站,眼前根本没有了“村”的概念,四周已然是高楼和立交桥。三元里,这个170多年前的小村落,早已被大都市吃得无影无踪。只是在一处拥挤的楼群当中,有一条狭窄的小街,在街口立着一个有点古味的石牌坊,上书“三元里村”四个大字。在它的对面一处高岗上,还立着一座纪念碑,名字叫“三元里抗英纪念碑”。

  一块说明的牌子上介绍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10月,为了缅怀三元里抗英死难的烈士而建的。碑的正面上写着,“一八四一年广东人民在三元里为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而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在碑前,我默默地鞠了三个躬又默默地离去,走进石牌坊这条早已不像三元里的小街。

  小街两边是那种十几年前或几十年前的老旧楼房,看来,三元里,早在几十年前或者五六十年前,就已经面目全非了。但是,可以看出,依稀还存在着一种平民或小市民的风气:小巷子里,形形色色的衣服被单内衣袜子等如万国旗一样地挂满了空间;各类电线如蜘蛛网一样连着千家万户;各色小广告贴满了破旧的门和墙;或苍老或年幼的脸上却挂着笑容慢慢行走在狭小的里弄里,互相打着召呼……一切都是那样安宁。

  在迷魂阵一样的小巷里不知转了多久,最后终于转出了点儿名堂——眼前出现一个十分苍老的小门楼,是青砖砌成的,个头虽然小可骨子里却透着一种顽固的性格,否则的话,它也不会挺到今天。

  门楼的上面有两个大字:三元。再往上的门梁上又有一行小字,写着的是:民国十四年仲春重建。推算一下的话,眼前这个门楼,就应该是1925年重建的了。我想,年近八十岁高龄的门楼,一定会对那场抗英斗争有一些记忆吧?于是,我郑重地把它收进了我的相机,让它变成数码存储在记忆里。

  走出这个古门楼不远,就是一座古庙。这门楼和古庙,也许就是三元里最有资格谈古论今的老人了。

  古庙的门不大,门楣上只有四个字“三元古庙”,但它的分量却十分沉重。门左侧几块牌子上,一块是大理石质的,上书金色字体“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元里平英团旧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六一年公布;一块是黑色石质的,上书“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还有一块写着“广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门牌号是“广园中路34号”。

  走进庙里,我发现这庙也太小了,连小院带庙宇在内,也不及一个篮球场大,更无法与当今中国一个科级的小衙门相比。任谁也想不到,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庙,170年前,竟然整出震惊全国和世界的大动静出来:动员了103乡一万多人拿起了原始武器,让横行天下不可一世的英国佬闻风丧胆。

  回想起1839年6月,林则徐意气风发,在虎门一下子销毁了230多万斤鸦片烟,全国为之兴奋的气氛还没有散尽,英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就把清王朝的统治者吓破了胆。接着林则徐被撤职,虎门、沙角炮台形同虚设。1840年5月,英国人爬上岸来,攻扰广州城,占据了城北的永康炮台(土名四方台)。这伙强盗根本没有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在四方台附近抢掠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就这样,忍无可忍的三元里百姓集到一起,在三元古庙成立了“平英团”,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5月30日,他们先是围住了四方台,将英国侵略者引到牛栏冈。结果,103乡一万多名百姓拿着最原始的刀枪甚至农具与全副武装的英军战斗,英军少校毕霞以下60多人被击伤或击毙。狼狈的英国人逃回四方台后,附近花县﹑增城﹑从化等地团练也陆续赶来,围台民众增至数万,他们用土枪、土炮、矛戈、锄头、镰锹为武器,誓把英军困死在四方台里。英军统帅卧乌古惊恐万状,转而威胁官府,扬言毁约攻城。此时广州城内的官员正与英军谈和,奕山等闻讯后十分恐慌,急忙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安抚英军,然后率番禺﹑南海两县令向团练中士绅施加压力。有钱的士绅们还是听信了官府的劝说,带领团练逐渐散去。英军撤走时,当地人民发出《申谕英夷告示》,警告英军,若敢再来,“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杀尽尔等猪狗,方消我各乡惨毒之害也!”

  看到古庙中那神秘的三星旗,还有粗笨的刀枪锄头等,我的心有些震憾了。中国民间,从古到今都不缺少反抗力量,缺少的只是组织和领导。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凡是有做为的统治者,无一不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发动和组织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但是我们看到,到鸦片战争前后,没落的满清王朝早已脱离了广大民众,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统治者任可与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也不愿意发动人民来对侵略者打一场人民战争,因为它害怕组织起来的人民。

  它让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民族魂蕴藏在民众之中,只有最大限度地实行民主制度,尊重人权,注重民生,开启民智,发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一个国家才有希望,才有前途。

  舟山定海保卫战纪念公园

  舟山是我国唯一以群岛设市的地级市,它由1390个岛屿组成,占全国岛屿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全市区域总面积2.22万平方公里,其中海域面积2.08万平方公里,陆域面积1440平方公里。群岛之中,以舟山岛最大,其形如舟,故名舟山。舟山港湾众多,航道纵横,水深波平,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天然深水良港。由于它处在钱塘江的入海口外,是鱼类繁殖生长的良好水域,所以舟山素有“东海鱼仓”和“中国渔都”的美称。又由于它扼守杭州湾,还是长江口的天然屏障,所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远在清乾隆时期,英国殖民者就对舟山垂涎三尺。在英使马戛尔尼出使中国为乾隆祝寿时,就曾要求在舟山停泊商船,被清政府严辞拒绝。到鸦片战争的第二年,这里,终于爆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血战。

  定海是清代舟山岛上一座古城,是定海总兵的驻地,现在是舟山市的一个区。定海战役从1841年9月26日到10月1日,历时六天六夜。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同日殉国,麾下5800名守军血染沙场,无一变节投降。在舟山市定海区的竹山上,留下了一座座无名阵亡将士合葬墓。

  为了祭奠英勇死难的抗战将士,竹山现在已经开辟成为鸦片战争定海保卫战的纪念公园,整个公园占地12公顷。

  当我走进竹山公园时,正值阴天,还不时有小雨落下,像是老天在哀悼英灵。入口的广场上立着四根伤痕累累的断柱,它象征着定海保卫战144个小时鏖战留下的创伤。进入公园,沿石阶而上是“百将题碑”,上面刻着张震、迟浩田、洪学智等百位将军的题词。山顶是别具一格的傲骨亭、形似帆叶的冲天巨剑、定海保卫战的青铜浮雕、三总兵的花岗岩雕像、鸦片战争纪念馆、三忠祠、阵亡将士墓,以及定海保卫战中的古炮台等。

  鸦片战争纪念馆位于竹山之颠,它的顶部和周围以古城垛为墙沿。正门上方,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题写的“舟山鸦片战争纪念馆”9个大字。纪念馆陈列着140多幅珍贵的历史照片,20多幅展示当年历史场景的美术作品和数十年中英双方交战时使用的战船模型和武器、旗帜、服装等实物。展厅正中摆放着“定海第二次保卫战”的沙盘模型,按1:1700比例制作。沙盘面积有10余平方米。展览分“国耻篇”、“抗争篇”、“回归篇”三大部分。展厅北墙,是一幅宽9米,高2米的浮雕。浮雕展示了鸦片战争中第二次定海保卫战第6天的激战场面。

  位于纪念馆后面的三忠祠,是人们缅怀英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九月二十六日,英军以29艘舰船第二次侵犯定海,定海总兵葛云飞,和奉命而来的寿春总兵王锡朋、处州总兵郑国鸿率5800名将士,与英军血战6昼夜后壮烈牺牲。这是鸦片战争中抗击英军最激烈的一战。当时,全国上下为之震惊和哀悼。道光皇帝挥泪下旨:“俟定海收复后建立专祠,供奉三总兵。”道光二十六年,三总兵附祀于城内关帝庙启宗祠,咸丰四年(1854)始建三忠祠。光绪十年(1884)法国军舰侵犯我东南沿海时,定海军民踊跃捐款,在定海城南郊重建三忠祠。据史书记载,当时守军将士祭奠英烈,慷慨誓师。从此,三忠祠成为昭忠扬烈之所,成为中国近代史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有力见证。现在这座三忠祠是1996年5月移址新建的,占地面积1360平方米,建筑面积626平方米。进门就是3米高的汉白玉碑,上刻道光皇帝赏恤三总兵及阵亡将领的诏书。这是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受外敌侵略的耻辱史,也是中华儿女坚强不屈的抗争史。左厢房内陈列着三总兵的画像、遗物。有葛云飞故居、墓碑照片和他身前的战袍、朝服、披肩、书信和年谱。另有清朝几代皇帝给葛云飞及其父母的御笔题词。以及王锡朋、郑国鸿的遗物、墓志铭等。还有从绍兴、萧山等地征集到的葛云飞身前所用的练功石、木桶等珍贵遗物。三忠祠正堂塑像高1.8米,塑像用不锈钢制成。三总兵身着清朝官服,面色红润,双目含英,神态凛然,令人肃然起敬。塑像上方悬挂着“忠荩可风”巨匾。塑像左右竖立着两块石碑,一块是原来的祠碑,另一块是移址新建的祠碑,新碑文最后写道:“现在祖国崛起于世界东方,香港于7月1日回归,百年国耻一旦洗雪,炎黄子孙扬眉吐气。在普天同庆的时候,中共舟山市委、市政府于1997年6月告慰英烈在天之灵……”国家富强,失地收复,这正是三总兵生前的宏愿。死得其所,重如泰山的三总兵精神必将光耀人间,光照千秋。

  我顺着山路走下竹山时,路旁不时看到不知名的死难将士墓,墓边的野草中还点缀着几株小花,是大自然献给这些为了保卫祖国而长眠在这里的英雄们。放眼望去,海岸舟船林立,高楼栉比鳞次,一百多年前的土城墙早已没了踪影,当年战争的遗迹大多被现代化的脚步踏平,只有竹山还保留着中华民族不屈的记忆。

  镇江焦山古炮台

  镇江的又一个名称叫“京口”,因为它拱卫南京,无论从大运河南下还是从长江而上,都必需经过镇江,所以,镇江一向被视为通往南京的交通要道,所以,它才有了“京口”的美誉。

  鸦片战争最后一战在镇江打响,是战争的节点选择了地理的节点,从而又成为中国历史的节点。当侵略者从广州烧起战火,到沿着海岸向北直到骚扰到天津,庞大的帝国让英国人一时感到无处下手。最后,侵华的英国人选择了中国的交通咽喉,只要把中国的经济动脉大运河切断,满清王朝才能屈服。1842年7月6日,在占领上海之后,英国侵略军海陆军约12,000人,集合战舰72艘,分成6个纵队,从长江口顺江西上,兵锋所指就是镇江、南京,于是,首当其冲的就是拱卫镇江的焦山炮台。

  镇江城北沿长江由西向东,依次是金山、北固山、焦山和象山。而焦山孤悬江中,正是阻击江中入侵英舰的“中流砥柱”。

  在1840年鸦片战争初期,清政府为了加强长江下游的防务,决定修建焦山炮台,与圌山、象山、江都都天庙三处炮台略成犄角之势,以守卫镇江及长江、大运河航道。

  当时,焦山炮台一共修有8个炮堡,全是用优质材料和方石为基,以黄土、石灰、细沙配糯米汁捣拌成三合土,分层夯实,表面涂有黑色保护剂,整个炮台是呈暗堡式,炮台内分设6000——8000斤重的大炮。每个炮堡都附有一座小弹药库,另有一座大弹药库在炮垒南端门外偏西处。整体都用三合土分层浇灌形成,异常坚固。

  守卫焦山的是1500名蒙古旗兵部队,其首领是云骑卫巴扎尔。1842年7月15日,英舰“弗来吉森号”开始向焦山进攻,当即遭到炮台守军的猛烈轰击,英舰被迫后退。之后,英军又纠结“司塔林号”和“布朗庭号”等船舰向焦山炮台开炮,多数清军火炮被摧毁而无力还击,接着英军开始登岸。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巴扎尔率领将士们用手中的大刀长矛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最后,除一人泅水渡江到镇江城报信外,其余1500多人全部壮烈牺牲!

  之后,英军占领了北固山和金山,集结兵力准备对镇江城发起进攻。

  当时镇江守军分为三个部分:一部是驻防城内的满洲镶白旗人,京口副都统郭洛罗·海龄,统兵1600名满族旗兵;另一部是奉命增援而来的湖北提督刘允孝,统领2000名鄂军;还有一部是浙江参赞大臣齐慎统领的1700名赣军。计守卫镇江的清军总兵力5300人,总指挥就是驻守城内的海龄。按照海龄的部署,刘、齐两军驻守城西门外的高地,与城内守军相互应。

  21日,英军以5000兵力,在舰炮支援下攻击了阳彭山、银台山和南山的齐、刘二军。齐刘两军的武器只有长矛和大刀,根本不是敌军的对手,只能保护一部分平民撤退。这同时,英军开始攻打镇江城。此次行动的英军主力是陆军,总投入兵力共4个旅6905人,此外还有数百名海军和性能先进的火枪火炮。因此,无论从兵力上还是武器上,都远远超过了城内的清军。

  由此可想而知,临近中午,镇江的南、东、北三个城门被英军相继攻破,顽强的清军与英军在城内展开英勇的巷战。下午四点,英军攻到总督府,海龄自缢身亡,以身殉国,城里的旗军大都战死。英军在镇江之战蒙受了惨重的损失,为了泄愤,对镇江城乡幸存的百姓进行大屠杀,一时城内运河、关河全是尸体,惨不忍睹。

  镇江一失,南京无险可守,英军浩浩荡荡开到南京下关江面,大炮直指南京城门。结果不必细说,就催生了清政府与侵略者签署的割地赔款的《南京条约》,中国从此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镇江的浴血抗战,曾得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的热情赞扬,他在《英人对华新远征》一文中称颂道:“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受到同样(镇江)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中国的有些学者也认为,镇江之战是清军最有血性的抗战。不过认真比较起来,它远没有定海之战更惨烈更有血性。

  关于镇江之役,后来又有一些细节浮出水面,却让这段历史扑朔迷离。

  首先是常镇兵备道周顼向南京的两江总督牛鉴告了海龄一状,说他在英军大兵压境的关键时刻以除汉奸为名,滥杀无辜百姓170余人。城破之日,海龄也不是自缢而死,而是被百姓群殴致死。当时道光皇帝正打算下旨褒奖海龄,听到此信后立即下旨彻查。经过满汉大臣的仔细审查,才知道真相。原来在英军大举进犯镇江之时,胆小如鼠的周顼先自逃出了镇江,对城里的事情根本不清楚。并且,有多人证实,海龄确确实实是自杀殉国,而且,他的家也有殉国自杀和被敌人杀害的。道光知道实情后十分震怒,立即下旨将周顼革职问罪。

  但是,后来亲历这场战争的杨棨写了一本《出围城记》,朱士云写了一本《草间日记》的书,他们都披露,海龄确实在战前以除汉奸之名杀过老百姓,一共杀了13个人。“都统海琳(龄)令旗兵满城捉汉奸,遇他县人在城者,及居人只行或夜出者,见即追而杀之。至是捕城内外居民百七十余人,于小校场行刑,并及妇人孺子,呼冤之声不绝,郡守惟流泪而已,斩至十三人,闻夷船至,乃止。”(《草间日记》)

  于是我们不难看出,镇江之战远不如定海之战时军民上下一心。分析个中原因,定海抗战,完全是汉军和汉民合力而战,而镇江之战,则满、蒙、汉三个民族的军队在一起共同作战。因为长期积累的矛盾致使民族离心越来越严重。海龄不但对老百姓不放心,甚至对汉军也不放心,只让他们驻守城外,就连武器装备也远远逊于旗军。其实,海龄的所作所为,其责任不在他自己,有清一代,从朝廷到地方,一直对汉族人存有戒心,对汉人的军队尤其时刻戒备。所以,尽管海龄杀了无辜百姓,他最后还是受到了满清统治者的赞许。据《清史稿》记载,“(海龄)谥昭节,入祀昭忠祠,并建祠镇江,妻及次孙附祀。”

  清王朝属于少数民族政权,这使得它在应对外部侵略时,还有一种不可宣扬的隐密心理,即绝对不能因“外夷”而放松对汉人的防范。海龄实际上是在忠实执行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既定方略。一个对人民充满疑忌的政权,也许主观上不想对外妥协,但势必会分散力量,最终演出了一场血的悲剧。

  如今,镇江鸦片战争的遗迹,恐怕只有焦山炮台那几口残炮和几堆已成残土的炮台了。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当今中华民族正在崛起,民族的凝聚力和团结一心,比任何坚固的炮台和威力强大的大炮都更重要。镇江之殇不只是战争之殇,更是民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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