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看到这样一本书：《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作者：泰勒.丹涅特，译者：姚会广，商务印书馆1959年（根据美国麦克米伦公司1941年版译出，如有好事且有能力者，请查一下泰勒这个人的背景和倾向，并对照一下英文原版看有无错误）。
作者在原序中说：观点是站在华盛顿方面，而不是站在东京或者北京方面的。
如果引用中国历史书中对义和团的介绍，总有人表示怀疑其公正性，那么至少对这本由美国人著述的历史书的独立性应该承认。
其中第三十三章－美国和义和团运动部分有如下描写（太长了，我真佩服我有毅力打完它）：
义和团运动
中国人似乎并不会因外国人是外国人的缘故，便对他们显得仇视。中国人喜爱对外贸易，因为它有利可图。他们恨外国人，只是因为外国人的出现于中国，增加了他们的捐税、扰乱了他们的和平，更因为外国人的领事裁判特权给了他本身一个社会、宗教和经济上的特权地位。外国人可以规避掉许许多多可中的地方税捐，因而这些税捐也就更加重的落在中国人的头上。罗马天主教徒已经归与外强的保护下，基督教教徒也略有这种情形。在一八六O年以后，法国传教士深入内地，索还教产；这些教产都是早在两个多世纪以前没收的，并且久已归诸那些认为产权没有问题的合法业主所有了。主教和神甫要求和知县平行是一件经常使人忿恨不平的事。教民的态度往往是傲慢无理、不能容忍的。而且，鸦片贸易虽未为民众所指责，却使得少数心地公正、能以公德心和爱国心为职志的人士，义愤填膺。同时，那些限期办竣而且往往无理的索偿和索赔的要求，虽说有北京给付，却取之于地方，这又在中国人民最敏感的神经上，也就是他们的钱财上，触动了他们，并激发了他们的忿懑。在特权上最受到反满运动威胁的官吏和士绅们，于是赶忙把民间这种不安的情绪转嫁给外国人。
总之，满清政府和外国人不断的招惹和刺激中国人的反抗。中国人怎能会那样有耐性，我们不禁为之惊奇。
外国人之所以能居留中国，完全是靠了一八四二年以来络绎不绝的外国兵船“赤裸裸的武力”，自港脚鸦片贸易商以至于最无私、不倦的基督教传教士，无不如此。在这些炮口和他们所瞄准的人民之间，有一大群外国人，其中很多是寻求和平的人，在他们举止言行上是诚实和善的，但是不论怎样公正不阿也掩饰不住背后支持着他们的那些大炮，而且这些大炮还正在逐月增多之中。无知和迷信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人民，被逼到了铤而走险的地步。当外国人还在坐观成败的时候，西太后“老佛爷”就巧妙的使这团怒火从她本人和她的王朝身上转移到外国人，这种怒火尽管有一些可怕的现象，仍不失其为中国人民固有的活力的证明。
我辛辛苦苦地打了这一大套的原因，是因为在gdy的帖子中更多的强调义和团是如何愚昧，在对其起因几乎避而不谈的情况下，直接否定这场运动。
以前苦于没有任何资料来源，你知道我像猎犬一样孜孜不倦的在图书馆三楼阴暗的借阅室第第十五排书架下数第四格的隐蔽的角落里找到这本布满灰尘的书的时候，我是多么兴奋吗？嘎嘎，gdy，还乡团又回来啦。
当然我对书上所说的理由没有任何统计数据上的支持，但是我想表明的是，对义和团远远不能盖棺定论，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而这种说法对不相信建国以后历史书的同志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你看，你所相信的美国佬是这么这么说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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