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应如何定性
郝刚（寂寞笙歌）
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爆发于二十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但人们对于“义和团运动”的了解大概都是来自官方的历史教科书。不能说它们的叙述不是真实，但由于受长期思维定式的影响，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评介却有失偏颇。首先来看看官方历史教科书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记述：
“随着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略的深入，外国传教士的活动越来越猖狂。一些外国传教士以不平等条约作护身符，配合本国政府进行经济、文化侵略。有的还收租放债，包揽诉讼，敲诈勒索，收买地痞流氓入教，鱼肉中国人民。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断进行反教会的斗争。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瓜分危机日益严重，反教会与反瓜分联系在一起，各地的群众斗争更加汹涌澎湃。1899年，终于从山东酿成了大规模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的势力日渐壮大，使帝国主义非常恐慌。帝国主义国家不断要求清政府派兵保护教堂，镇压义和团。”
“6月中旬开始，义和团包围使馆56天，还围攻北京西什库教堂。在义和团的强大攻势下，帝国主义侵略者被打得龟缩在使馆和教堂里，惶惶不可终日。”
“北京的图书文物、国宝奇珍，遭到八国联军的洗劫。各国传教士和在华外交官员也参加了抢劫。”
根据这些记述，传教士和基督教会被描绘得仿佛无比邪恶，而义和团却被塑造得格外正义凛然。受到这种记述的影响，电视连续剧《大宅门》里有一个人物“老三”，便是一个投靠“洋教”，吃里扒外的蝇苟之徒。至于传教士和基督教会是否真的如此邪恶暂按下不表，因为这些在官方的媒介和文艺作品中多有描述，根据一个事物的两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义和团的情况。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乃北方的反清帮会，那后来怎么会演变为“扶清灭洋”呢？1895年甲午战争，日军2万人攻掠山东；1897年德国投资开发沿海航运致使南北大运河运输业衰败，大量工人失业。这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历史背景。但这些事件仅是累积了义和团仇洋的民族情绪，最终导致运动爆发的起因是1895-1898年的山东旱涝，大批人饿死，农民苦不堪言，所谓“穷则思变”，义和团认为基督教的“神灵”制造了华北的灾害，遂起事“灭洋”。运动很快向北发展，所到之处，除打击外国军队，其重要的一项“工作”便是迫害基督教会。他们头裹红巾，以关公、展昭、孙悟空、黄天霸为偶像，焚香念咒，自称“刀枪不入”。他们指责光绪帝为中国基督教主，抨击光绪帝的“戊戌变法”。
一开始清政府实权派采取了军事镇压的手段，杀害了义和团的领袖朱红灯，又派袁世凯前往山东镇压。但此时的清朝军队已然不是义和团的对手，遂改剿为抚，肯定了义和团的爱国性质，承认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并利用他们与外国抗衡。（今后的历史也印证了中国的统治者惯常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达至他们的政治目的，但民族主义如果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又会采取镇压的态度。民族主义往往是政治家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一道牌。）清政府的态度一转变，义和团得以“合法”得进行他们的“灭洋”行动。史书载：
“义和团在右安门外焚烧教民的住宅，无论男女老幼皆杀之，继焚顺治门内教堂，城门昼闭，京师大乱。前门外商场，为京师最繁盛处，义和团纵火焚四千余家。火延城阙，三日不灭。
慈禧下诏褒奖义和团为‘义民’，奖给10万两银子。大臣载漪在官邸中也设了拳坛，早晚膜拜。这一来更助长声威，使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
结果，车夫小工，都放弃了辛苦的本业，参加义和团。城郊附近的无赖，也纷纷赶来。城里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平素有私仇的，就在这时指为教民，于是杀掉全家，死者数十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满月，亦毙之。
他们烧掉地图，砸碎放大镜、眼镜及西洋钟表，因为这些都是从外国传来的东西。不从的，他们就大开杀戒，以示与外国“划清界限”。”
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也记载了义和团大闹北京的情景：
“义和团一但进了城，在慈禧太后和端王暗中庇护下，行凶作恶，弄得人人战栗，全城震惊。他们各处游荡，寻找‘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全都予以杀害。‘大毛子’指洋人，‘二毛子”、“三毛子”指信教的、在洋行做事的，以及会说英语的中国人。他们各处去烧教堂，烧洋房子，毁坏洋镜子、洋伞、洋钟、洋画，杀的中国人倒比杀的洋人多。他们证明中国人是否‘二毛子’的方法很简单：让有嫌疑的人在大街上跪在义和团的神坛面前，向他们的神烧一张黄表，人有罪无罪就看纸灰是向上飞还是向下落而定。神坛是对着大街，对着落日的方向。要表示信义和团的人就要烧香，而那些拳民就打拳拜齐天大圣孙悟空，孙悟空这个《西游记》小说上的猴子精就是他们供奉的神灵，于是满街香烟缭绕，香味扑鼻，人人觉得似乎进了西游记异域殊方的神仙国度。“
“前几天，博威洋行被抢了，把钟表、镜子都砸碎了。一个人拿了一瓶子香水当酒喝。喝下去，脸变得煞白，倒在地上乱喊乱叫，说喝洋酒中了毒。他们以为电话是妖魔地雷，装在那要炸死他们，于是就把电话砸烂，把电线割断了。”
1900年4—5月间，天津各处遍贴告示，勒令教堂聚会的人一周内全部离开。
东北各州县教堂被放火焚烧。
山西、河南、内蒙大部分教堂被烧毁，外国传教士和许多基督徒惨遭杀害。
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说：“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邪说的结晶。”
瞿秋白说，义和团“实在是一种原始的农民暴动”。
历史学家李时岳在《义和团运动再认识》一文中批评了义和团的盲目性和落后性：
“义和团反对基督教的理由之一是说基督教造成了华北大旱。义和团以其蒙昧思维创造了一种鼓动愚民的有效范例。义和团把反基督教扩大为杀掉一切在华的外国人——“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许有洋人。‘义和团又把矛头指向科学技术——‘挑铁道，砍电线，旋再毁坏大轮船。’‘邮政报房学堂，自当一律扫净。’这种盲目排外，回归闭关锁国旧时代的企图。反映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垂死挣扎，貌似爱国，实属祸国，义和团尽管事出有因，有广大群众参加，但不能认为是正确的，不值得肯定。
事实上，义和团是手载猗等顽固派大臣利用的。载猗亲贵集团是为了乱中夺权。慈禧欲立载猗之子为‘大阿哥’，废掉光绪，遭到各方特别是外国使团反对未遂。载猗欲‘借兵力摄使臣’，打义和团的主意。载猗曾指使义和团闯入宫中企图搜杀光绪帝。义和团还曾下令‘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义和团还责令‘康有为回国治罪’。义和团反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堕入黑暗势力掌握之中。
八国联军以代中国平乱为名进入中国，但却并未向中国宣战，而清政府却是对外宣了战的。宣战书尽管慷慨陈词，却没说明为什么宣战，也没有说明向哪个国家宣战，实为庸文。载猗集团假造各国使团要求归政光绪的照会给慈禧，激怒慈禧，不惜以国事为赌注，力谏攻打各国使馆。说穿了，他们是为皇位而战。义和团就作了载猗、徐桐之流的工具。”
“义和团运动”的产生绝不是偶然、个例的，它是中国长久以来以“龙”作为图腾的一种夜郎自大的极端民族主义的产物。正象当时御史徐道琨在奏折中荒诞地说：“洪钧老祖已经下令让五条巨龙去守大沽，不劳我们一兵一卒一枪一炮，外国军航一定都会自行沉没！”
早在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北京，向明朝政府献上世界地图，大臣徐昌治看后勃然大怒，编辑了一本“气势磅礴”的大批判文集《圣朝破邪集》说：
“利玛窦用他的邪说迷惑人，他所著的《坤舆全图》汪洋浩袅，世界怎么能是这样？这是欺负我们眼睛看不到那些地方，我们的脚步走不到那些地方，没办法检验！这正象画家画了一个鬼魅，你没办法说他画得对不对。我们中国当然是居于世界的正中间，而在他们的地图中，中国居然没有居中，真是无聊透了。肆无忌惮一至于此，是可忍孰不可忍！”
义和团的最高潮，是慈禧太后指挥义和团围攻西方国家驻华使馆。他们焚烧了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荷兰的驻华使馆和西什库教堂。
8月14日，八国联军反攻入北京，慈禧挟持光绪仓皇出逃。这一段历史，以义和团运动的消亡和1901年7月清廷签署的《辛丑条约》划上句号。
据统计，“义和团运动”期间，有188名西方传教士和2万多名基督徒被杀害。
令人痛心的是，数十年后，中国又开始重演义和团的悲剧。建国后，共产党不断在意识形态上排斥“西方文明”，似乎“反洋教”便是爱国，而过于尊崇洋教则是“卖国”。这种意识到“文化大革命”达到了登峰造极。直至今日，仍有其一定的影响力。“文革”中被极左思潮制造的无数冤魂，便是受害于这种仅凭思想定罪，并且使用专政的手段去消灭另一种思想的思想。这一罪恶所产生的后果，便是大大扭曲了我们社会的良善风气。一个民族必须宏扬秉持造福全人类的高尚精神，而不是将一种狭隘的意识形态凌驾于真理之上，甚至把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当作法宝来为政治所用，或是把它当作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而真正的良善文明反被视为草芥和敌人。
因此上，与其说“义和团运动”是一场“爱国反帝运动”，不如说是一场建筑在封建邪恶思想上的极端民族主义的邪教祸国闹剧。而正确客观得评介历史，乃是一个民族走向正徒必须秉持的态度。
（援引：凌志军、马立诚著《呼喊——当今中国的5种声音》；上海市成人中等学校高中教材编写组《成人中等学校高中课本——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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