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是基于当前腐败和民主改革两方面来思考，从基于社会最基本的三种势力此消彼长的角度来考察古今兴亡。（欢迎民主人士和爱国者们的严厉指正。）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三足鼎立“，我以为这个比喻绝妙，鼎比的是国家了，那么三足又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支起国家这个大鼎的三足便是三股社会力量，称之谓：权力集团，财力集团和人民。三方势力均衡，大鼎稳稳当当，当两股势力联合起来，共同压制第三方，鼎自然是要倾斜。如果这两股势力最终合成了一股，变成一只庞大的足，与另一只弱小的足不足以再撑起国之巨鼎，结果便是轰隆一声，颠倒重来，这就落入了中国历史上历朝代都摆不脱的宿命。
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循环律“问题。总是人民被欺压地活不下去，起兵造反，看看义军对剥削者的仇恨，那是时有生食其肉，烹煮其全家的恐怖事件发生，是已经到了变态的程度，那不正是由当初两极分化造成的心理失衡演绎成最后严重的病态吗？不正是专制下腐败的强权肆意茶毒人民长期积压的一种情绪爆发吗？“你这个太阳啊，黑色的太阳，愿与偕亡！”广大底层人民起兵的目的，已经是为了和统治者同归于尽，社会的恐怖无过于此。
历史的可怕教训警惕后来，唐太宗才有了水与舟的名言，宋朝才有了《资治通鉴》，正因为这些统治者的警惕，相对的就能让老百姓生活好上很多，然而却总不能实现秦始皇千世万世的统治期望，三足之鼎经营到后来，总会变成两足，被看似最弱势的那一方扳塌，砸烂，然后重来，形成各朝各代兴亡交替的“循环律”。
无论多么英明的君主，都无法摆脱这个规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雄才大略，其文治，也曾创造了盛世，其武功，也曾横扫过天下，却在历史的兴亡面前，全都束手无策，一叹奈何！
这个兴亡规律多么值得玩味，使得多少历史学家，社会思想家深深思索，试图找出隐藏其中的根本原因，在这里，我们也要忍不住问一句无数人已经问了无数遍的话：是什么，决定了他们必然要灭亡？！显然，这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朝代史的范畴，而要提升到社会史的层面来考察。
当年，一位民主人士给刚建国的毛泽东提到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很自信，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跳脱这个规律的办法，那便是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专政的后来，政治体系仍然不可避免地往官僚主义演化，这也是他发动文化革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实际就是让人民“二次造反”重新夺权——他甚至希望这种运动在他死后延续下去，能隔三差五的被最高领袖来上一次，这是保证***千世万世的绝好办法。
文化革命，不是暴力革命，也不属来自上层的改良，而是来自底层的温和革命，目的不是推翻政权，而是打压体制内有可能营造腐败，获得特权的官僚，杜绝修正，以使他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长期延续下去。毛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了理想，他奉献了一切，为了理想，他“不断革命”，晚年一系列的失败无疑使他凄凉，悲伤而迷惘。
实际上，毛泽东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实事求是”的错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权力集团要想长期执政，使国家走向富强，就得发展经济，不依靠财力集团是不可能的，结果他颠覆了历史，让权力集团和人民联合了起来，把财力集团搞得一干二净，然后再幕后指挥人民造权力集团的反（为着要摆脱历史的兴亡律），刘少奇成为他竖立起来的一个代表最高权力的傀儡，目的就是最后让人民来扳倒的，以显示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显示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
毛的意思大概就是想用这种制度使上层政权时时遭受一种来自下层造反的压力，因而杜绝最终演变成传统统治者逼迫下层真正造起反来的的结局。
结果，中国摆脱了正统的三足鼎立的社会结构，目的不再是为了人民生活，而仅仅为了避免跌入“循环律”的这种政权的维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者，他们的固定思维就是“阶级”，只要社会产生了阶级，就产生剥削，有了剥削，必然造成两极分化，最终导致社会撕裂，这是任何私有政权必然要灭亡的“循环律”的根源。
怎样避免阶级呢，生产资料公有，绝对的公有，便是绝对的摆脱“循环律”的保证。
我们可以想见，在发动文革前，政府的官僚主义已开始萌芽，腐败不但出现，并已开始蔓延。财力集团已被清除，生产资料也已绝对公有，怎地仍会有如此可怕地情形发生？忧心如焚的毛泽东开始寻找人性与文化方面的原因，并最终断定了，（最终断不断定不知道），反正是发动了文化革命，誓要将属于剥削阶级的一切文化全部清除。并且，他还判断产生这些不良文化的根源就在于脱离人民大众，脱离生产劳动，于是同时间，发动了号召青年们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要改变这些老家伙们的顽固观念已经是不可能，社会主义事业已经不可能是一代人完成的事，只好将希望寄托给下一代。）
毛老人家为了在中国建造一个美好的社会，让受尽了二千年剥削的中国人民过上再没有剥削的生活，为了这个理想，他以马克思科学的社会原理为依据，进行了根本性的社会结构改造，可以说是费尽心机，绞尽脑汁，奉献了一生，同时也奉献了许多摆脱了剥削的他治下的老百姓的生命。
理想，最终以破灭而告终。
一系列严重地后果，当然要毛老人家来负总责，但追究根源，社会主义四个字，不能不说是一个罪魁祸首。然而科学的社会主义，却并不是那么阐述的（具体怎么阐述，我在这里就不敢说了，民主时代，民主论坛，胡说八道还可，下流的骂人也可，如果阐述得符合道理，文章就发不出来，贴子就贴不上来了。）
所以，在此打住，基于现实，接着鼎的三条足来说。
毛的失败，再次证明了，政权要长久维持，社会要不停地发展，离不开与财力集团和人民的互动，你将财力集团搞掉了，等于是把人民聚扰来发展经济的那股重要力量取消了，单纯的权力集团与人民谋划，事情肯定是无限地往维护国家政权那一方倾斜，人民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会比财力集团地剥削更易陷入悲惨的深渊。本来，权力集团就是三方势力中最强势的一方，人民，属于最弱势的一方，将中间的用以平衡的财团势力搞掉，弱势的那一方的下场可想而知。
所以，财团必然要产生，这是人民的要求。虽然财力集团是在剥削人民的基础上产生的。人民虽然也怕剥削，但更怕强权。在强权面前，人民有时连生存权都保不住，与被剥削比起来，这算个什么？
财力集团，这是聚拢人民发展经济的重要力量，又是给政府提供运行经费（上税）的重要力量，可以说，他是政府的重要依靠，却被政府踩在脚下，动不动还用强权对其进行财产洗劫，因此也属于弱势的一方，不得不象人民一样对权力集团进行巴结。人民是因为一无所有，巴结不上，而财团因为是官员们的金钱来源，一拍便合。如果说工人和农民是天然的同盟军，那么，财力集团和权力集团也是天然的同盟军，于是，危险的历程就再次开始了。
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刚建国的时候，都是权力集团对财力集团大加打压，一直以来都是重农轻商，实际上财力集团本身并不可怕，他们的势力很难造成对执政集团的权力威胁，真正值得可怕，是权力与财力那种天然同盟的倾向，两者纠缠在一起，再也分不开的那种对政权的腐蚀性，就是最终导致大家伙一起完蛋的致命硬伤。
中国任何一个政权，落入宿命的过程，就是官变成商，商变成官的过程，也就是权力集团与财力集团缔盟的过程，当官商不分，两者共同形成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连，筋骨同体，也就是这个政权再也摆脱不掉最终败亡的命运的时候。
古代的第一代开国者，他们都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起兵，夺权，因此还算不上地主，因此能站在中间者的立场，调和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渐渐地，因为那种腐蚀，使他们变成了地主，矛盾才变成不可调和。一如今天的中国，刚执政的那部分人，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考虑国家政权，自开始大力发展经济之后，因为对财力集团的依赖性，使得双方缔结盟约，变成同体，国家之鼎的属于人民的这一足立即就矮了半截。
最终形成了商官和官商，两者一同执政，一同经商，该享的权益一点也拉不下，甚至不该享的也享了，而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国家义务全部转嫁给老百姓，老百姓还没个地方说理，搞到最后，只能是大面积的暴乱，直至革命。
财团为着利润的目的，是把百姓聚拢来发展经济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剥削的过程，也就是造成社会两极分化的过程，权力集团本应该超脱在两者之上，以剥削财团为主，还福利于老百姓，以缓和两者的矛盾，实际也就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而现在，权力集团被财力集团收买，权钱交易之后，权力集团就是财力集团，财力集团就是权力集团，这可真是商借官威，官助商势，转而共同对付本就是最弱势的一方，社会不撕裂，不以最快的速度撕裂才真是没天理。
腐败必然导致败亡，权团与财团的这种天然社会关系却最易形成腐败，反腐败是两千年来中国执政者一成不变的主题，无一成功，尔今走到我们这一代，结果，执政者并没有表现得比历史上哪一朝君主英明，发展经济短短三十年，便急剧地往轮回堕落，实在是让人无语啊。
有人说，再往后延迟十年，情势就演变成电影上说的：“反，亡党，不反，亡国！”格局固化，本质就是有权者必将有钱，有钱者必有特权的这种情势，做为弱势的人民一方，不反，则是死路一条。
我们英明的权力集团终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发誓进行体制改革，这是好事，可是， 却说：“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我的心不由地往下一沉。
一直以来，舆论竭力呼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表现得很浮燥。实际上，中国当前的社会分化并不是权力集团造成，你动用资本，也就是财力集团发展经济，分化是早晚的事，执政者的缺失，在于过份注重经济速度，没有调和这种分化。反而是为以发展经济为理由，几乎可以说是自觉得接受了财力集团的腐蚀与收买，以腐败的形式，予以特权，以权钱交易的形式，加剧了分化。严重地后果就是有钱的人有了权，（这样，他可以不必正儿八经的运营资本，用特权就可以洗劫老百姓）有权的人有了钱，开始运营资本，（使得当官成为追逐利润，聚拢社会财富的卑劣手段）。
官不是官，商不是商，悉变成匪！，人民自然也不能再做正儿八经的人民了，鬼哭狼嚎中一片鸡飞狗跳。（你那是说的个别现象，不要以偏概全，我们从总体上仍然是稳定的，大局上依然是好的，总地来说，老百姓还是很满意的。）
自我欺骗并不能挽救败亡，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败亡都是从盛世的时候开始，由盛而迅速衰落下去。因为财力集团与权力集团的结合、缔盟无一例外就是在这个时候。
如何从一个盛世走向更大的盛世，如何从一个成功走向更大的成功，撕毁盟约，也就是撕裂自身，是惟一之途。这个盟约只能是权力集团来撕毁，因为财力集团其追逐利润无极限，剥削老百姓无极限，而权力集团的政治并不是无极限的。
接下来，我们要看地，就是权力集团如何撕裂自身，使得从金钱堆里摆脱出来。（当官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吗？人生价值在当代社会不就是通过金钱来实现吗？？不能捞钱了，人生价值就不能实现了，我辛辛苦苦捞个官又是为着什么？迷茫，困惑，恐惧、双眼通红，浑身乏力，眼泪鼻涕哈喇子的丑态百出，整个政权都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精神上心理上的痛苦，只有强制戒毒者才能够体会）。
这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关健是，他后来又吸上了，不停的戒，不停地吸，终至无救。
无论怎样研究鼎本身，都没什么作用，我们要关注地是撑起鼎的那三股势力的此消彼长，力量均衡。从这个角度来说，权力集团被财力集团所巴结、收买，政府的腐败就不可避免，因此说，在此前情势下，腐败是不可根除的。妄图建立一个清廉的政府，那只是做梦。
如何才能让财力集团不用再巴结，收买政府，不再害怕政府强权对之洗劫，这才是问题的关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给了我们一个很明确地答案：只有财力集团和人民联合才能把数千年来这个可怕的权力集团关进笼子里，这样，整个社会，无论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才能获得自由。
说什么是人民把权力关入笼中，这是个玩笑，在社会的三方势力中，人民是最弱的一方，权力集团是最强的一方，最弱势地把最强势地关入笼中，他关得住吗？两千年来就不曾有这么个说法，在看得见的将来，他也不会成为现实。一如三国时候，最弱的蜀国说要制伏最强的魏，谁肯相信呢？只能是弱势的吴蜀联合，来对魏进行制衡。
当然，财力集团要联合人民把权力集团关入笼中，也是有条件的，就是首先，他自己的力量要足够强大，这种强大的前提条件便是私人资本完全自由地发展，直至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甚至超越了国界，得到了周边国家的认同，然后再联合人民的力量，权力集团才不得不屈服。整个国家的经济，及其以后的发展完全掌握到私人资本家的手里，财力集团可以说是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再联合人民反对专制下的强权，权力集团也只好乖乖入笼。
到这里，“三足鼎立”的性质才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转变。
然而，我们英明的权力集团在更加英明的马克思指导下，抢先一步，率先占有了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占领了战斗的制高点，财力集团顿时溃败，霎即投降，这就从根本上扼止了民主体制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民主体制从本质上说是财力集团依靠对国家经济的掌控实行地对权力集团的变相掌控政治，如果他连关系到根本的制高点都拿不下来，他就不具备和权力集团叫板的资格，剩下的就是又回到传统的老路，巴结，勾结，腐蚀，力求和权力集团打成一伙，你要你的权，我要我的钱，为了各自的利益，让咱们狼狈为奸共同来搞人民罢！
这不是执政者所愿意看到的，任何一个王朝的灭亡，也不是所有皇帝的意愿，这是历史规律，是大势所趋，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财力集团没有掌控国家经济不足以和权力集团叫板的结果。
或者，我们的党在英明的马克思指导下，另僻奚径，摒弃毛泽东的那种制衡权力的方法后，发展经济的同时，又坚决杜绝财力集团的制衡，而另发明一套自己制衡自己的绝世秘笈，或者就是过河时摸上来的一块外星陨石也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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