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之争——中西文化之间的第一次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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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下令当众销毁鸦片。1840年6月,英军封锁海口,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鸦片战争就此开始。1842年8月清政府派代表与英军议和,8月29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

美国与法国见到英国铜锅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巨大的利益。因此,美国与法国先后照会清政府,要求与清政府签订条约,与英国享受同等待遇。

在美国、法国的逼迫下,清政府分别与两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1884年7月在望厦签订了了中美《望厦条约》,1884年10月在黄埔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

在这两个不平等条约中,美国、法国除了按照中英《南京条约》,要求开放通商口岸、享受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等之外,与其不同的是,还额外增加一条关于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建立教堂的要求。

为什么美国、法国会提出这一要求呢?这就要从基督教传入中国开始说起了。

在历史上,基督教三次传入中国。

第一次传入中国,是在万国来朝时代的大唐帝国,基督教中东正教的一只——聂斯脱利里派沿着丝绸之路,经中亚、西域传入中国,并发展了一定数量的信徒,当时它被称为景教。景教在长安曾经深受异族欢迎,并在长安健有自己的寺庙。在前段时间大火的长安十二时辰里也曾提到这一教派,里面那位古代跑酷爱好者,就是景教的神父。

景教在唐朝一度很是繁盛,特别是安史之乱中,景教教徒曾协助平叛,使得唐朝宗室对景教很是拥护,使得景教一度繁荣。后唐武宗期间,发动灭佛,不但佛教被遏制和消灭,景教等也受此牵连,逐渐式微,随着战乱和新王朝的建立,景教逐渐消失在中国的历史中。

现在在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有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面详细记载了景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第二次传入中国是在开创蒙古帝国的元朝。元朝期间,随着蒙古铁骑肆虐欧亚,整个欧亚交通被打通,大量色目人进入中国内地,异族的涌入,使得景教开始逐渐恢复。忽必烈统治期间,天主教也开始进入中国,曾有五名传教士携带罗主教尼阁三世的亲笔信前往元朝觐见忽必烈,并取得在中国传教的权利。后来又有天主教方济各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

元朝期间,景教与天主教虽时有冲突,但是两个教派都在元朝有很大的发展,两派的传教士都得到了元朝政府的优待。

后来随着元朝被明朝所灭,蒙古人逃回漠北,景教逐步衰亡,天主教也逐步式微。

第三次传入中国,是在明朝中后期。明朝中后期,随着大航海的开启,天主教也随之扩展开来。而东方的印度和中国,则成为西方瞩目之地。

最早前往中国传教的是天主教耶稣会的方济各·沙勿略。1542年,方济各·沙勿略以罗马教宗保罗三世的使者名义到达印度传教。后先后在马六甲、新加坡、日本等地传教。1551年到达中国南海的上川岛,想要到中国大陆传教,但是因明朝严格执行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他几次提出登陆遭到中国官员拒绝,最后在上川岛忧郁而死。

1557年,葡萄牙非法获得对澳门的租用权,这使得澳门成为西方传教士前往中国的基地和中转地。公元1574年,传教士范礼安奉命,率三十八位教士乘船来到东方,计划在东方传播天主教思想。他碾转于亚洲各地,却也未能进入中国内陆。但是他认识到,想要到达中国传教,必须了解中国,必须学习中文,这使得后来进入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在进入中国之前,都学习了一定程度的中文。

1583年,在澳门学习了一年中文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终于登上了中国陆地,他们来到了广东的肇庆,在那里传播天主教,并建立了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传教所。

利玛窦等传教士,结合中国实际,在宣传天主教时,对天主教教义与翻译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这也为日后的礼仪之争埋下了隐患。

利玛窦等进入北京后,发现中国的儒家文化很强大,而且天主教中的相关描述与儒教传统思想冲突很大,并且中国的儒生集团是个很强大的集团,要想传播天主教,必须要先从儒生下手。

因此,利玛窦通过以交流天文、数学等科学知识的方式,与徐光启等明朝士大夫交往频繁,并且学习穿着儒家服饰,自称西儒,这使得他们很快融入到上层士大夫之中。

尤其是对中国传统的尊儒尊孔,祭孔祭祖的思想与行为,予以尊重和理解,对此予以解释,认为这并不违反天主教信仰上帝的教义相违背。由于利玛窦的这一开明思想,使得天主教在中国发展很好,不仅在民间得以传播,也到了朝廷的支持和任用。

随着明朝灭亡,清朝建立,利玛窦此时已去世多年,而耶稣会的传教士也得到了清朝的认可和信任。传教士汤若望为清朝制定历法,观测天文,历任钦天监事、监正、太常寺少卿,出入宫廷,颇受重用,天主教随之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到康熙初年,天主教教众已经多达数十万。

随着天主教的发展,与传统儒家思想的冲突也越来越多。传教士与儒家的矛盾也逐渐激化。康熙三年,士大夫杨光先上书批评汤若望的新历法,后又上书弹劾钦天监李祖白在书中有中国的祖先本是犹太人之说。

经过双方多次对质,最终朝廷下令,认定汤若望等妖言惑众,判处汤若望凌迟处死,其余相关官员除以斩刑,其余传教士驱逐出境。后来在孝庄太后的营救下,汤若望等传教士才得以幸免。

康熙亲政后,对西方传教士的科学知识很感兴趣,将传教士任命为侍从讲学,跟随学习科学知识,天主教教士南怀仁再次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天主教再次得以发展。

当时,在中国传教的除了天主教耶稣会,还有天主教的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由于耶稣会能够根据中国实际,采取妥协方式,使得耶稣会成为势力最大的教派。

耶稣会的妥协引发了多明我会的强烈不满。1643年,多明我会士黎玉范向罗马教廷控告耶稣会,指责他们会容忍放任中国信徒祭尊孔尊儒、祭祖祭孔,指责他们放任中国信徒参加天主教以外的祭祀活动,指责他们容忍对孔子、皇帝使用圣字等。

罗马教廷对此很是不满,下令要求耶稣会更改这些做法,必须禁止中国信徒再有以上行为。但是随后,耶稣会派人回国申辩,指出这既不违反教义,又有利于教徒的扩充,随后教廷认可了耶稣会的申辩,取消了之前的命令。

自此以后,在中国的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教派虽然对此对此争论,但是教廷也一直是认可耶稣会的做法。

1693年,法国外方传教会的主教阎当,在福建教区,发布了禁止中国教徒进行中国传统礼仪的禁令,自此争议迅速扩大。

1704年,教廷下达禁令,禁止中国教祭孔祭祖等行为,并派主教铎罗作为特使前往中国宣令。1705年铎罗到达北京,康熙帝隆重的接待了他。第二年他向康熙传达了教廷的禁令,康熙极为恼怒,随后将其遣送到了南京。

1707年铎罗在南京私自发布了教廷的禁令,康熙大为恼怒,下令将其驱逐至澳门,关入葡萄牙人的监狱软禁,1710年死于澳门监狱。

虽然康熙对于教廷干涉中国内政很是愤怒,但是他还是没有将其一杆子打死。为了说明中国实际情况,他派遣樊守义作为使臣随法国传教士出使罗马教廷。1709年到达罗马,樊守义受到了教皇接见,并且双方多次就传教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沟通。樊守义在意大利居住了9年,直到1718年,才被允许回国。

1719年,教廷再次派遣特使嘉乐来到清朝,康熙先后接见嘉乐十三次,对其很是优待。但对于教廷禁令一事,不予讨论。1721年,嘉乐最终还是向康熙上奏了禁令文本,康熙阅后表示,西洋小国,如何懂我大国之文化,若是如此,以后就不要再来传教了。

面对康熙如此表态,耶稣会与嘉乐商议后,决定私自在禁令上加上了八条变通之法,使得中国教众继续可以祭孔祭祖,但这并未从根本上解除纷争。对此,康熙表示不以为然,要求在中国的传教士不得执行教廷禁令,否则一律驱逐出境,不得再进行传教。随后,不执行禁令的,留在中国继续传教,执行禁令的,被驱逐出境。

随后,教廷又多次强调禁令,1724年,雍正下令禁止天主教,不许中国人信教。同时驱逐各省传教士,将其遣往澳门、广州,不许入内地传教。各地教堂被拆除、改建。只有在北京的传教士没有遭到驱逐。

1735年,教廷废止“嘉乐八条”。1742年教廷再次重申禁约,并禁止在华传教士讨论"礼仪"问题。

1746年,乾隆下令处死私自在内地传教的传教士。1785年,乾隆再次下令清理私自在内地传教的传教士。1775年,中国耶稣会接教廷通谕,随之解散。1805年,嘉庆重申禁止传教,各地响应,传教士和教徒再次遭到打击。1815年,嘉庆下令处死违禁传教的传教士,并牵涉教徒数人。

这次因中国信徒是否可以保留中国传统的争端,被称为礼仪之争。而这场争端,表面是天主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争端,实则是西方教廷妄图通过教会来干涉中国内政。天主教廷以耶稣的名义,妄图把清政权变为受天主教操纵的世俗政权,同时,禁令禁止尊孔祭祖,而尊孔祭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与基石。

所以,不可避免的,天主教在中国被禁止了百余年,直到鸦片战争后,天主教才得以重新来到中国。

而关于祭孔祭祖之习俗,直到1939年,罗马教廷才终于下达教令,撤消了对中国教徒祭祖祭孔习俗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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