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地产三哥
吾中华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陈寅恪
高中历史有这样一道题目：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指出：“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但宋朝并未发生类似于欧洲的科技革命，其主要原因是（ ）
A．宋朝的统治阶级十分腐朽
B．宋朝对工商业不够重视
C．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D．当时社会环境十分动荡
标准答案是C。
笔者只是妄图以有限的阅读量和认知，去寻找答案。
一、南宋临安的人口、商业与科技“北方沦陷，你二人流落江湖，其后八拜为交，义结金兰，一起搬到牛家村来居住。”
这是《射雕英雄传》中曲三也就是曲灵风的所述，郭啸天是梁山地佑星赛仁贵郭盛之后，杨铁心是杨再兴之后。他俩是杭州的外来人口，住在临安城外的牛家村。
北方沦陷后，“跟随高宗向南逃难的人群中来自西北，尤其是关中、四川方面的富民、宗室、武将们及其家属和部下，一窝蜂似地争先恐后占有城内外一等地块，原来土著居民中的贫下阶层只能移居城内的劣等地或城外的新开地。”
1138年南宋朝正式定都杭州，杭州更名为临安府， 并始终被看作皇帝的临时行宫：“行在”，以至于蒙古人占领临安后仍称其为“行在”。
当时杭州城内人口仅有20万左右。
到了100年后的咸淳年间（1265—1275），临安治下的“九县”人口124万余人。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推测，至南宋灭亡前，杭州人口150万，城内居住90万人，城外60万人。
南渡之前，杭州的繁华已经写在柳永的词里：
“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南渡之后，杭州的繁华更胜往昔“十倍”。
吴自牧说：“盖因南渡以来，杭为行都二百余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
1142年宋金议和后，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北方权贵的大批南迁，强烈刺激了临安商品经济的发展。
作为行在，当时的杭州有‘销金锅儿’之号，“买笑千金，呼卢百万”。买笑是色，呼卢是赌。
意思是钱再多，在这里也能给造掉。顶级的奢侈消费是有经济基础的。《马可波罗行纪》载：“城中有商贾甚众，颇富足，贸易之巨，无人能言其数。”
看下面几个方面，就知道临安的商业文明有多繁荣了。
1、到底有多少人在经商呢？
临安有四百十四行，每行大约数十至百户。这比唐代长安“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翻了一倍，超越盛唐。
“城外职业人口的主体是12万左右的工匠、商业、运输劳动者、蔬产专业农户，而军户、种粮农户、官户、吏户、僧道户（及其家属）约48万人；城内则为工商业劳动者、其他从业人员16万人，皇族、官户、吏户、僧道户、军户、士绅、工商经营者阶层约74万人”。
此外，还有大量从事国内外贸易的外来客商汇聚于此，葛澧《钱塘赋》描述：“江帆海舶，蜀商闽贾，水浮陆趋，联樯接武。
2、经商时间也不再受限制。
诗人陆游有诗：“随计当时入帝城，笙歌灯火夜连明。”
店铺的营业时间已完全突破了过去的“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会，日入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的规定，以前至多是一下午的营业时间。
现在则是昼夜不绝，只有到了晚上三四鼓，游人才开始稀少；但五鼓钟鸣后，卖早市的人又开店了。
3、多中心的商区分布。
据《都城纪胜》所讲，除了御街之外，“城之南、西、北三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
4、高度分工的市场。
一方面，市场类型多样，不仅有白天开市的日市，而且还出现了早市、夜市、
季节市、专业市等不同类型的市场，专业市场包含米市、菜市、茶市、肉市、药市、花市、布市等。
市场的发展与分工，还出现了新型的商人。此类商人在临安主要有对外贸易商、金融类商人、房地产商、书商和市场经纪人。
5、中介“牙人”的繁荣。
牙人，就是今天的中介，这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
这些买卖中间人多为茶肆、旅店的主人及普通市民，他们虽然因资金缺乏而无力从事商业活动，但他们信息灵通，对市场行情了如指掌，因此，凭着他们的如簧巧舌，穿梭往返于买卖双方之间，促使双方成功交易。
因商业的发达，南宋的牙人在城市中随处可见，十分活跃。
商业的发达与技术的进步，究竟是因果关系还是并列关系，无法论断，在南宋，伴随着商业的发达，科学技术的确进步了。
6、科学技术的发展。
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曾提到：“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纯粹科学的代表是临安人杨辉，他是宋元四大数学家之一，他在《详解九章算法》及《算法通变本末》两书中论述了级数求和的问题，从而成为继北宋沈括之后在世界上最早研究高阶等差级数的人。
应用科学的例子则更多，造船中罗盘指南针的应用、印刷术的改良、对于火药使用的控制，农业尤其是蚕桑纺织、酿酒、手工业、瓷器等和消费品相关的行业的都出现了不同现象的进步进步。
所有的这些，我们后来人总结，似乎都是资本主义的萌芽，预示着资本主义的到来。
二、南宋与都铎王朝：看似一样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南宋，随着商人阶层在市井中日益活跃，除了平民百姓之外，上流社会也参与其中，“各级官员、皇亲国戚和后宫宦官，多将其资产投入经商性的事业中”。
如南宋初被封为清河郡王的“中兴名将”张俊，就曾以铜钱50万贯为本，派部属往海外经商，“广收绫锦奇玩、珍馐佳果及黄白之器”，“逾岁而归，珠犀、香药之外，且得骏马，获利几十倍”。
后期的宰相贾似道令人从外地贩盐百艘运至临安销售，有太学生作诗讽刺道：“昨夜江头长碧波，满船都载相公卤。虽然要作调羹用，未必调羹用许多。”
宝祐年间（1253-1258），福王府将大批房屋赁给市民，收取高额的房租。
这种风气直接影响到之前一直耻于言利的文人。各地来都城的举子们，也趁进京赶考的时机，进行一些商业活动，赚一点路费。据《张氏可书》载：“绍兴间，盗贼充斥，每招致必以厚爵。又行朝士子多鬻酒醋为生。”
白话说就是当时的谚语:“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守定行在卖酒醋”。
吴自牧《梦粱录》：“此科举试三年一次，到省士人不下万余人，骈集都城，铺席买卖如市。”
这种城市商业化、上层社会商人化的现象颇有些资本主义萌芽的气象，和15-16世纪都铎王朝统治下的英格兰有几分相似。
15世纪的英格兰，“绅士们和商人们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位于贵族和平民间的中层阶级”。
到16世纪、17世纪初，以这个中层阶级为基础的下议院逐渐强大，下院议员中的一些人，如律师、医生、乡绅、地方官员等，比上院贵族更接近社会现实，更能体察了解世态民情，所以在有关社会经济问题上有着较多的发言权。同时下院议员中有不少人本身就是经济活动的参加者和管理人，利害攸关，促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参加议会中社会经济立法工作。
16世纪，当时伊丽莎白政府因战费开支过高，亏空额高达40万镑，急需议会批准加征重税和追加拨款。
对此，下院议员弗兰西斯·培根，就是那个哲学家，他声称：只有平民院（下院）拥有提出和决定拨款数额的权利，并警告贵族不要染指此事。
“如果非要通过上院提案，那么乡绅将被迫卖掉他们的杯盏碗碟、农场和铜壶。”
最后，这次在16世纪议会史上最激烈的两院冲突还是以下院的胜利宣告结束。培根为此丢官6年，但下院却成功地捍卫了他们创议财政议案的权利。
后世英国学者的形象说法是:下院已经抓紧了束系国王钱袋的绳索。
英国国王需要下院代表的绅商阶层的资金，而这正是英格兰下院话语权的保证。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明治维新时的日本，“町人”曾经是日本的商人们的歧视称呼，但在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集结在商法会议所的“绅商”，“其活跃之势，虽王公宰相亦欲凌驾之。”
明治维新之前，遍布日本的、财力枯竭的大小藩主们依靠向商人借贷度日——因为藩国太多，许多商人都是“跨藩国的商人”，往往和多个藩主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所以没有哪个藩主有力量和胆量单独吞噬一个大商人。
因而商人和藩主之间的关系，也从依附转向了合作，相对独立的豪商阶层也由此产生。
当日本面对“黑船开国”带来的社会复杂化程度的增加，社会的新缝隙和新领域的相继出现，在这些缝隙，民间经济力量蓬勃成长起来时，日本的商人阶层便完成了向资产阶级的过渡。
是不是同样因为日本商人抓住了“藩主”的钱袋子呢？
三、南宋商人：“抓不紧束系国王钱袋的绳索”同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在南宋时的杭州。
因为，南宋的商人阶层永远不可能“抓紧束系国王钱袋的绳索”。
杭州商业的繁荣的通道无非分为四种：国家控制的贸易、大规模的内河和海上贸易、奢侈品贸易以及供应城市主要消费品的贸易。
很多与生活相关的消费品是国家专卖或者特许经营比如：酒、盐、津渡、坑冶、茶、矾、和醋。
这些主要的消费品几乎全部被置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因此，由于这些消费品的价格影响到了所有其他的商业活动，所以事实上整个商业体系是在调控之下的，这是公开的。
还有一些私下的、桌面下的，这些专卖领域通常有很多上层士人、官员参与其中，比如将军张俊做国际贸易，宰相贾似道国内贩盐，制度漏洞决定了这里存在很多权力寻租的空间：损公肥私、偷税漏税、官商勾结等现象是自然的。
所以，在很多领域，商业是一种“官商合作”机制下产物，商人是无法独立的。
南宋立朝于仓促之间，旧的权力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尚未形成，才有如此的缝隙，在那些新生的缝隙中，一开始能够诞生出来不受控制的新行业和商人。
这种气象，让人们误以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商业文明已经来临。
可是，通常等商人在新缝隙中壮大到一定程度时，旧有权力体系必然又会染指其间。这是一个周期循环，或者说：内卷。
南宋临安商业的繁华源于此，也结束于此。
对南宋以及后期蒙元的“官家”来说，商业和商人只是一个可以改善生活品质和增加财富的锦上添花的渠道，即便非农业税的税收已经占比到南宋财政收入的85%，商人也永远不可能抓住“国王的钱袋子”，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依靠“国王”发家的，而且这个“国王”是唯一的。
这可能还是南宋商业文明未能更进一步的现象，而非真正的原因。
四、南宋与都铎王朝：城乡关系决定走向古代中国并非不需要城市商业文明，只是作为一个国家，有比商业繁荣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稳固的统治，它的最短板处就是农民：至少要保证农民的温饱，统治才能得以延续，否则所有的繁荣都是无本之末。这种观念，始于春秋战国并形成共识。
南宋的农民是什么样子呢？
《射雕英雄传》开篇的张十五唱道：“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晚鸦。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这似乎和“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杭州形成了对比。
但事实并非全然如此，如果真是这样，临安不会繁华200年。
与金庸的艺术塑造相比，我更相信南宋时代的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的诗词：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杨万里《宿新市徐公店》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范成大《田园杂兴》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辛弃疾《清平乐·村居》同时代的人们眼里农村的怡然自乐、自耕自足的情况肯定不是捏造的，至少反映部分事实，就像唐朝杜甫写的《石壕吏》一样。
小农经济和自给自足才是帝国稳固的基础。
以温饱的角度，农民不需要城市工商业，他们只会把温饱之外、多余的农桑耕织的产品用来交换、参与到商业中。
这些农民是南宋帝国税收的直接和间接贡献者，他们才是“国王钱袋”的真正贡献者。
“许多富有的城里人的收入都来自他们在杭州以北广大田产上的租金收益：私人田租和国家地租、日用消费品的交易税、多种商品的专卖制度，无论是直接税还是间接税，最终都需要农民去承担。”
“要不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东南诸路各城市的兴盛就不可能出现。”
南宋时期，对农业的重视可以从劝农文为媒介的官方劝农活动中看到，它遍及了江浙、安徽、福建、江西、湖广、四川等淮河以南的广大区域，这一地理范围也基本与南宋的疆域相吻合。
南宋的地方官大多为儒者官员，如朱熹、张栻、黄幹、真德秀等都是著名的理学大家。在儒家“养民教民”理念的影响下，他们作为地方官发布劝农文显然不完全因为官员考核的要求，同时也是一种内在自觉。
临安城市的繁华只是表面，是农业和农民输出的结果。实际上整个王朝和帝国是建立在农村和农民的基础之上的。
在“官家”的核心需求：稳定的要求之下，在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儒家语境中，依附于农村资本收益输出的临安商人阶层便更显得无足轻重了。
这可能是多铎王朝与南宋王朝最明显的不同。
马克思显然早已看穿一切。
马克思认为：“古典时代的历史,是建立在土地财产和农业基础上的城市史。亚洲历史是一种城市与乡村未曾分化过的历史......，近代历史则以乡村城市化为主要特征。”
正是在都铎王朝统治下，界于英国城乡之间那堵无形的墙也随着乡村城市化、工业重心的转移而逐渐消失，最终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乡关系。
16世纪前期,英国从事毛纺织业的人数几乎占全国人口的一半，而当时英国人口的十分之九居住在农村，这表明英国农村的大部分劳动力卷入了毛纺织工业的生产，成为分散手工工场的劳动者。
越来越多的城市商人以广阔的农村作为活动的舞台，而农村的手工业者则以城市作为商品的集散地和销售的网络中心，这就加大了商品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城市商人不仅投资乡村工业，乡村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趋势也促使他们大规模投资于农牧业。很多商人纷纷在农村购买土地，或是从事养羊业，或是进行亚麻和一些用于呢绒染色的经济型作物的种植。
在这一过程中，乡村是商品的前期产地，城市是产品的后期加工和销售市场，二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密不可分的经济合作关系。
英国城乡关系的转型不仅仅表现为城市资本向农村的渗透，还表现在城乡之间的人口互动。
在都铎王朝早期，大部分城市人口的增加是由于外来人口的移入，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失去土地、谋求就业机会的农村人口，伦敦人口在短期内急速膨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但是，在都铎王朝晚期，人口流动开始出现与前一阶段相反的趋势。
比如约克的人口也从15世纪初的12,000人，减至16世纪中期的8,000人。人们所熟知的呢绒名称不再以拥有这项工业的老城市命名，而是采用那些漂洗工厂所在的新兴城镇的名称。城市人口的下降趋势和新城镇的兴起表明，城市手工业劳动者向城外转移的现象确实存在。
随着这个过程的发展，城市与乡村的命运被联系得更加紧密。在前工业时代的英国，逐渐形成一种工业在乡、商业在城的经营制造模式。
使乡村城市化、使农业资本主义化，为资本主义在英国的继续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用现在流行的话就是，都铎王朝期间，英国农村的“一二三产融合”了，英国的乡村振兴了，城乡一体化了。
这可能才是都铎王朝和南宋王朝商业文明不同走向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原因之一。
最后无足轻重。
南宋的商人算不得一个阶层，只是缝隙中的存在，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
南宋商业文明的繁华是建立在农业和农村输出基础上的，所以它必须服从于以农为本的统治要求和重农抑商的儒家语境，它注定只能在平衡被暂时打破的缝隙中成长，在这个缝隙关闭后消失，等待下一次的开启与重建。
下一次重启，要等六百年，六百年之后的洋务运动。
虽然南宋没有如都铎王朝、明治维新那样直接的成果，但商业文明的发展和儒家理学融合的结果，至少诞生了浙东的事功学派：经世致用、义利并举是其核心观点。
个人以为，这一学派迄今为止依然影响深远，持续展现出其强大的基因表达能力，尤其是当平衡被打破、缝隙再次开启和重建的时候。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1、曹瑞涛.以杭州为代表的南宋城市商业文明性质探析,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2、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3、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刘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4、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新知三联书店
5、徐吉军.南宋都城临安商人的类别及特点,浙江学刊,2019年第３期
6、王朝阳.宋代士人经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
7、于兰.英国都铎王朝城市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兴起,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补记：特别感谢未曾谋面的曹瑞涛先生，曹老师公开发表的文章笔者基本泛读，深得教益，故称老师。
非学术论文，参考文献引用并不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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