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一生的理想就是北伐中原,收复失地,王夫之说他是“怨不可旦夕忘,时不可迁延失”,已到了心心念念的地步。
然而,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都注定了他的理想不可能实现。
外逢金国的金世宗即位,国定民安,无懈可击其实,当金世宗完颜雍取代了海陵王完颜亮,成为金国皇帝之初,金国正是内忧外患,面临着三大棘手的问题:其一,侵宋战争失败的稳妥善后;其二,中央皇权的顺利过渡;其三,各地起义的及时平定。
在这三个问题上,金世宗以稳健的政策处理,逐渐稳固了他的统治地位。比如,金世宗没有采取杀戮异己、排斥政敌的做法,而是实行了既往不咎、兼容并包的政策,一大批文武官员被世宗所争取,实现了中央政权的平稳过渡。
世宗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选贤治吏,轻赋重农,尊崇儒学。大定二年,他把来自中原参加南征的步军都遣返回家;同时派官员到汉人起义密集的山东地区,招抚正隆时期因苛重的兵役和劳役铤而走险的农民,只要及时归农,罪名一律赦免。
在金世宗的治理下,金国国库充盈,人民生活富裕,实现了“大定盛世”的繁荣鼎盛局面,金世宗甚至被后世称为“小尧舜”。此称号虽然过赞,但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金国此时政局稳定,财政充裕,战备严整,无懈可击。
宋廷内部关于战与和的意见有分歧,双方争斗不下南宋一朝,内部关于对金主战和主和的意见一直相持不下,宋高宗时如此,宋孝宗时依然如此。从孝宗时期几个重要位置人选的变化上,便可以看得出来。
宋高宗退位前,南宋对金刚刚取得了采石矶大捷,一时间主战派声势壮大,高宗不得不启用主战派的代表张浚,让他出判建康府。孝宗继位后,立即召张浚入京,任命他为江淮宣抚使。不久又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史浩升为右相,当时左相是陈康伯。
史浩是孝宗潜邸老师,但在对金问题上,他却是个安于现状的主和派,对孝宗锐意北伐始终持反对态度,他并不是个像秦桧那样的卖国贼,而是认为“若中原真有豪杰却不能亡金,正证明金人统治的稳固,未可贸然出兵。”
陈康伯却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然而之后不久符离之战宋军溃败,主和派声势又占了上风,开始一齐弹劾陈康伯,陈康伯不得已请求罢官回乡并推荐张浚为相。但孝宗迫于压力,不得不启用主和派的汤思退为右相。张浚也被降为江淮宣抚使,但仍掌握兵权。
为了对抗主和派,孝宗同时让主战的张焘、辛次膺和王十朋等相继出朝,并在两个月后升任汤思退为左相兼枢密使,张浚也升任右相兼枢密使,同时恢复了张浚都督江淮军马的职务。
张浚在江淮招揽兵马,增修工事,填补战舰,随时准备北伐。但汤思退及其同党百般攻击张浚,诬蔑他“名曰备守,守未必备,名曰治兵,兵未必精”。孝宗最终屈从了主和派的压力,解除了张浚的职务。四个月后,张浚死在离京途中,遗嘱说:“我曾任宰相,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死后不配葬在祖宗墓侧,葬在衡山下足矣。”
之后,汤思退独相达半年之久,湖北京西制置使虞允文被撤职降知平江府。隆兴二年十月,金军挥师南下,汤思退主张干脆放弃两淮,退守长江,尽快与金议和。
孝宗表示“有以国毙,也不屈从。”抗金呼声再次高涨,太学生甚至准备伏阙进谏。于是,孝宗罢免汤思退,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上疏请斩汤思退及其同党王之望等,汤思退在流贬途中闻讯,忧悸而死。
陈康伯重新出任左相,主持大局。然而不到半年,陈康伯在向孝宗奏事后,临出殿门时突然发病,等到用肩舆抬至家中,已经溘然长逝,享年六十九岁。
陈康伯死后,孝宗曾任虞允文为相,但不到半年就因与孝宗在重用潜邸旧人上意见有分歧,不得不主动请辞,两年之后,虞允文郁郁中去世。
从相位的人选变化上看,宋廷之中,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力量一直不相上下,尤其是已经身为太上皇的宋高宗,是主和派最有力的支持者,这使得孝宗在对金作战时,总是受到掣肘,甚至为了妥协,不得不启用主和派的人为相。宋孝宗在位27年,期间倒有25年受到了太上皇高宗的牵制。
倘若宋廷君臣上下一心,北伐之事或有可为,但群臣离心离德,大量的精力耗费在了内耗之上,对金作战不利的后果便是必然了。
宋孝宗虽有北伐之心,却无可用之将尽管孝宗不失为南宋最想有作为的君主,但他也经常感叹自己功业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及汉文景父子,尤其抱怨自己还不如东吴孙权,能得许多人才。
孝宗时期,南宋中兴四将中,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已死,只留下一个张浚。其他名将如刘锜、张宪也死了,孝宗虽然知道张浚志大才疏,但也不得不重用他。
孝宗即位之后,不断提拔张浚,最后到了右相兼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的职务,可以说隆兴北伐全赖张浚一人指挥。
隆兴元年四月,为了防止主和派的反对,孝宗绕过三省与枢密院,直接向张浚和诸将下达北伐的诏令。同时,为了表示抗金雪耻之意,特为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岳飞官爵,给岳飞加谥号武穆。
张浚接到北伐诏令后,星夜赶回建康,调兵八万,号称二十万,一路由李显忠率领取灵璧,一路由邵宏渊指挥攻虹县。然而前线李、邵二人不合,初期虽攻下了军事重镇宿州,但在金军的反击中,李显忠奋力苦战,邵宏渊按兵不动,最终宋军溃败,史称“符离之溃”。
孝宗另一个倚重之人是虞允文,曾在金主完颜亮南侵时,在采石矶大败金军,名声极大。乾道三年,孝宗任命他为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替代刚去世的吴璘出任四川宣抚使。虞允文治蜀不到一年,经济发展,军政一新。
虞允文在采石之战时就已经51岁了。出任四川宣抚使时,已经60多岁了。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虞允文行事越来越慎重。宋孝宗多次催促他北伐,他都以准备不够充分而拒绝。1174年,虞允文病逝,竟未来得及完成恢复大业。
与虞允文类似的还有吴璘。吴璘的军事指挥能力不在虞允文之下,长期镇守于川陕一带,前期抵抗西夏,后期抵抗金军,形如一道坚固的屏障,保护了天府之国四川的安危。遗憾的是,吴璘的年纪比虞允文还大,在1167年就病逝了。
后人以恢复论其父子道:“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说得不无道理,高宗无意恢复,但岳飞、李纲、张浚都以恢复为己任;孝宗志在恢复,张浚志大才疏,虞允文中途而殁,历史的机遇并不是尽如人意的。
在一连串的打击之下,孝宗后期倒向了主和派符离之战的失败,以及虞允文的去世,大大打击了孝宗北伐的决心和信心,虎虎锐气逐渐消退,守成的暮气占据上风。
淳熙五年(1178年),孝宗任命史浩为右相。史浩因反对隆兴北伐而撤职赋闲十余年,孝宗起用他,表明其政策的转向。史浩入相,太上皇赵构兴高采烈地说:“卿再入朝,天下之幸!”
同时代的朱熹认为,孝宗晚年所用宰执,“多是庸人”。
虽然在军事上,孝宗认为已经无法战胜金军,但他仍然希望能够改变国弱民贫的局面,以待将来自己的子孙恢复北方。早在隆兴乾道间,孝宗就仿照太祖的做法,设立封桩库,作为备战钱库,但措施不力,收效颇微,淳熙六年盘点库存仅五百三十万缗。经过整顿,四年后增至三千余万缗,但后因太上皇的需索等滥支现象严重,仅隔两年封桩库财物就锐减至五六百万缗,整顿财政也落得个虎头蛇尾。
1189年,不复当年锐气的宋孝宗决定禅让皇位给自己的儿子赵惇,宣布了自己北伐事业的完全失败。禅位以后,孝宗改高宗原先退居的德寿宫为重华宫,移住其中也当起了太上皇。五年之后,孝宗在重华殿逝世,终年六十八岁。
虽然北伐失败,但孝宗在位期间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重视农业生产,百姓生活安康,史称“乾淳之治”,后世史学家仍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称其为“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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