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可以归纳为一个问题,明军由蔚州方向转至土木堡,是否是因为王振想要率军回到家乡耀武扬威。可以肯定的是,明军拟定的原定撤军方案,正是经过蔚州返京,原因便是王振的家乡在蔚州,并且王振也对外宣称「皇上是为驾幸老奴府第」,然而在即将到达蔚州的时候,明军探得也先部在南侧有活动迹象,于是大军紧急向北行军,改走宣府和土木堡路线,由居庸关入京。
在这一点上我相信并不一定是王振的教唆,主要责任也不能由王振一人承担,因为这只是对外的说法,而且我们都知道后期朱祁镇通过夺门之变又重新掌权,那么他就绝对不允许正史中自己有决策性的错误,被蒙蔽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是因为自己无能导致的奇耻大辱,那就太难看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土木堡之变全过程,看一看当时的战略形式,就可以得出相对科学的结论:土木堡之变是战略失误导致的,那么罪魁祸首一定是决策者。
慌乱出行7月17日,英宗皇帝、王振与扈从的文武大臣率数十万大军从北京出发,儿戏般的地开始了亲征。由于准备极不充分,一路之上,“士兵乏粮,僵尸满路”,没等作战便开始严重减员,扈从文武纷纷上书劝止前行,均被王振呵斥。
未战先退8月初一,英宗的亲征军抵达大同,也先得知明英宗大军赶来,于是佯装撤退,引诱明军深入,打算一举将其消灭。这时,太监郭敬赶到,报告了明军惨败的消息,明英宗吓破了胆子,打算撤退会回京。
最初明英宗率军直趋大同,很可能认为瓦剌军队主力在大同以北。其实当时瓦剌的游牧区域,西达东胜,东至阳和,北逾阴山,南抵长城,其部下阿剌知院部更在偏东一带。而夏季也先往往牧于偏东一带。正统十四年夏瓦剌刚刚东征女真归来,所居应更偏东。土木之变前瓦剌从阳和、独石两个方向入侵,就说明瓦剌主力已在大同东北、宣府西北。
路线选择这时,撤退路线有两条,北路和南路,北路极易遭到瓦剌军队的侧面攻击,非常危险,所以明英宗选择了路途较远的南路,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蔚州路线,其实这是为了规避敌人而选择的撤退路线,在这种逃跑时机之下,是还能有心思回到家里炫耀呢?那岂不是丢人丢到家里了。
在南线撤退的途中,明英宗始终没有得到独石兵溃,阿剌知院已经杀到居庸关城下,并且等待多日的消息。所以率大军北上,直趋居庸关。也先见到明军撤退,率军3万追杀过来,尾随明军。这才是行军路线变更的根本原因。
指挥混乱
就这样,几十万大军在明英宗、王振胡乱的指挥下越来越混乱,士兵疲弊不堪。8月初十到达宣府时,也先兵马追到,恭顺侯吴克忠任殿军抵御,兵败战死。之后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4万人出战。结果又被包围全歼。
土木被围
8月14日,英宗大军到达土木堡,这里仅离怀来20里,但是前方的怀来已经被蒙古军占领。次日,也先率军赶到,为了争取时间,他身边只有先头部队2万骑兵,但仍然迅速占据桑干河,阿剌知院的数万骑兵也全部赶来支援,埋伏于附近,将明军包围。
明军虽然无能,但毕竟人数众多,也先知道强攻无法取胜,于是主动派遣使节谈和,骗得英宗将营中所带金银珠宝交出,便伪装撤退。
看到也先准备解围,王振断然下令全军立即开拔。在这样的命令下,明军行列大乱,士兵争先奔逃。一直等待这一刻的也先立即集结骑兵四面突击,蹂阵而入。
于是明军大溃败,损失过半。明英宗被俘,这著名的“土木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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