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网上有一个流传较广的说法：以于谦为首的文官集团通过“土木堡之变”掌握了朝中大权，形成“文重武轻”的局面。“土木堡之变”后，文官权力超越了武官是无可否认的，但并不能以此来反推“于谦”等人有“隆中对”式的谋划。对于甚嚣尘上的“阴谋论”，于少保可能会仰天长啸：“我还有这种操作？”
其实稍作分析便知，这样的“阴谋”太难实现，比如英宗北征告捷，或者无功而返，或者土木堡失利而返，总之土木堡惨败的出现是一个概率极低的结果，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偶然。任何对于战争中双方力量对比的分析均是“事后诸葛亮”式的纸上谈兵，战争中存在着无数的可能性，也先也绝对预料不到他们竟然可以买到两个亿的彩票。
那么，对于以上提问，笔者有几点拙见：
首先，明代皇帝有亲征的传统。明朝的前几位皇帝：朱元璋、朱棣、朱瞻基都有亲征的传统，因而明前期的国家性格中多“尚武”。即使到了正德年间仍是如此，《明武宗实录》中孝宗对武宗“蹴鞠、下棋、射箭、飞鹰走马”等行为并没有制止，反而说皇太子骑射是“克诘戎兵，张皇六师”、“安不忘危”有尚武精神，不要管他。因此，皇帝亲征不需要大臣忽悠，而是明代皇帝可依据国情选择的一种军事方式。
其次，“阴谋论”的观点必须建立在“出征必败”的基础上，这也是因果倒置的思维方式。明代的军事力量在正统时期对蒙古诸部呈绝对优势，若非如此王振也绝不会鼓励英宗亲征，大家都把战争看作建功立业的机会。《国榷》中更是提到：“方正统时，国家适煕宣之后，中国全盛，乃一战而與师辐解，亘古未有也。”如果由“国家全盛”而“英宗北狩”必须要找一个理由，那么这个理由就必须是文官的“阴谋”吗？从结果来看，这个所谓的“阴谋”并没有实现。第一，文官并非一个集团，于谦也并非大阴谋家，这一点从于谦的政治回报和以“意欲迎立藩王”而死的结果可知“阴谋”本身的荒诞。第二，传统士大夫所具备的儒家伦理，也无法塑造那一个运作严密的“阴谋团体”。第三，文官“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应该是“南迁”而非固守，因为固守必然意味着武将地位的举足轻重，事实也证明在“北京保卫战”以后，武官和宦官掌握着这一时期权力的较大比重。况且“南迁”也并非与国家意志相违背，因为正统初期，北京依然称作“行在”。
最后，治理天下由“马上”到“马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转变。无论是“退功臣，进文吏”，还是“杯酒释兵权”，每一个王朝都在寻求适合国家形势的方法，从“洪武”到“建文”的转变也说明了明王朝在这一过程中的转变。明初国家多事，直至正统时期武官仍然“举足轻重”，但军队中文官的权重已经越来越来，如建文时期有“参赞军务”作为武将的幕僚，洪熙时期“参赞军务”可以管理机密文书，到正统时“参赞军务”已经有了“以文制武”的含义。因此，仅以军队中文职官员的多样化和权力提升而言，武将的权力已经呈现相对下降趋势了。
因此，我们不能太过于“标新立异”，而偏离了历史本身。
标签： 土木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