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之所以广为人知，主要还是因为明英宗御驾亲征反被敌俘，毕竟这样窝囊的事，纵观中国古代几千年，也没几件了。不过，对比北宋时的"靖康之难"，明朝的"土木堡之变"却与之大不一样。同是皇帝被掳走，北宋直接亡国，之后虽有南宋立国，但也是偏安江南，苟存半壁江山而已。而明朝，面对御驾亲征失利，皇帝被虏，北京被围的"绝境"，不仅守住了都城，还守住了江山，国家也没有因此分崩离析，实在是令人惊奇。
确实，单从基本保存住了完整国家这一层面来看，"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的一系列反应堪称"完美自救"。不过，这些应对举措也是建立在与之相称的"可能"上的。换句话说，此时的明朝也确实还是有些"自救"实力的。
首先，守卫京师的军事力量仍然存在。虽然英宗出征时所率基本皆为京军，但是土木堡一战，迎战的明军大部分只是损失惨重，却也并未全军覆没。许多明史专家认为，出于维护本朝的目的，当时的史料对此次兵败的记载有所夸大，据研究，在土木堡的十万明军，可能有近一半都在那场战斗中成功突围并逃回了北京。另外，英宗所率也并非全部京军，仍有部分留守京师，专家估算，当时留守的京军大致有五万。因此，在之后的北京保卫战中，明朝捍卫北京的军事力量应该有近十万。
其次，地方军队仍受中央调控。能做到这一点，要归功于明代的军事制度。明朝的兵制仿照宋制，是典型的军、权分离的制度。防止了地方将领专权、割据一方、尾大不掉，加强了中央对全国军队的控制。具体看来，明朝国家最高军事机关为五军都督府，但是其长官——都督并无调兵、发兵之权，只负责平日的训练事宜，国家的军事行动要由兵部发出，然而兵部却不直接统管军队。这样一来，国家的兵权全部都集中到了听命于皇帝的兵部。兵部在接到皇帝的调兵命令后，会对都督府进行下达任命、粮草筹措等更为具体的安排部署，之后再自都督府开始一级一级地下达命令安排。由此可见，明朝的军事决策与指挥系统主要是由兵部和都督府组合而成的。因此，虽然皇帝拥有帝国的最高权力，但是如果没有皇帝，帝国的军队仍然会有所管制。有了这样的军事制度作为保障，这对于明朝应对土木堡之变后的危机而言，无疑是最大的底气。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英宗被俘之后，明军的最高指挥权被牢牢掌握在了兵部和都督府手中。也正是因此，在骤失天子之后，国家才能没有陷入混乱，这也保证了地方仍在中央的管控之下。
但是制度的作用只是机械的，帝国的最高兵权不能一直空悬。群龙不能无首，没有皇帝，对于明军士气而言也十分不利。在英宗被俘之后，大臣们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为稳固国本，朝廷里群臣群策，方案众多。最终，于谦在关键时刻力排众议，拥立了英宗之弟为新皇帝。新皇登基，国本既定，一切也渐渐步入正轨。为拱卫京师，各地勤王之师纷至沓来。
虽说之前英宗在位时期，明朝军队的作战能力较之立国时有所下降，但是从人数上看，当时的明军人数比瓦剌军还要多出数倍。据史料记载，明朝建国之初，全国共有大小卫所329个，至永乐年间又增加至493个，到了英宗时，明朝卫所情况大致如前，以明朝每卫大致5千人的情况来估算，至土木堡之变，明朝的兵力总数应超两百万。
当时拥有完善兵制和两百万兵力的大明王朝，是有能力压制叛乱、对抗瓦剌的。土木堡之败，就明朝方面而言，也算不得是元气大伤。英宗战败被俘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明军轻敌的结果。在土木堡，瓦剌军队与明军对战，占尽骑兵机动优势，这一点瓦剌首领也先也很清楚，大明军事是不容小觑的，因此他当时并没有计划与明朝进行生死决战。
经历南下围攻北京的尝试失败之后，也先更是坚定了这一点。在此之后，眼见大明迅速拥立新皇、士气大涨，势头渐盛，而瓦剌内部各部落渐渐心思不一，也先对各部的控制也越来越难，于是也先决定放回英宗，为大明制造内部矛盾，以达到压制明朝发展的目的。的确，土木堡掳走英宗并没有达到瓦剌击垮大明的目的，不仅如此，大明上下也没有因此爆发什么没有大的祸乱，这也是瓦剌选择放回英宗、制造矛盾的重要原因。
不过，如果我们只是将"中央失去地方的控制"理解为在土木堡之变后，大明国内没有发生大的内乱兵祸，那似乎有些思考地过于表面了。长远来看，土木堡之变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虽然当时的人们在形式上确保了王朝的基本完整，但是也为以后渐渐失去地方控制埋下隐患，甚至改变了大明王朝此后的走向。
自大明立国始，皇帝管理帝国所能依靠的主要有三种力量:一是文官，二是武将，三是宦官。其中，宦官集团的势力日渐未显现，文武两方则更显强势。文臣在历代都是统治者维护统治时的重要力量，明代科举制复兴，文臣地位和势力都有所提升。至于明朝的武官集团，其中坚力量是那些曾为大明立国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勋贵将领以及后代，这部分力量凭借自身的军功和爵位，可与朝廷上的文官集团、宦官势力相互制衡。
然而，土木堡战败使得此前大明朝廷内部的政治平衡被打破。仅就土木堡一战而言，当时，不但是皇帝被掳走，随英宗出征的文官也大都死于非命，大太监王振也被击杀，迎战的武将则更不用说，成国公朱勇、英国公张辅皆战死沙场，其余大小将士折损无数。只此一战之中，明朝内部的三方政治势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
在此之后，文官势力骤增。突临大变，于谦成了留守京城的朝臣们的主心骨，这些饱读诗书的儒士文臣，自动肩负起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为守卫国家、保卫京师筹谋计划。最终，在经过多方权衡与较量之后，以于谦为首的文臣成功推立郕王为新皇。不仅如此，他们还将大太监王振的余党全部诛杀，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掌握大明军队的指挥权，组织武将抵御瓦剌军的入侵。
之后，明朝在北京保卫战大获全胜，以于谦为代表的文臣集团功不可没，这也使得文官在此之后地位得到大大提升。帝国内部的权利大部分被文官掌握，与之相应的，武将权力便随之下降了，"文武相制"的局面渐渐被"以文驭武"所代替，并且这种势头越演越烈。不论是国家大事还是皇帝家事，很多情况下文臣往往都有着很大话语权。
文官的职权在无形中膨胀，甚至限制了皇权。以赋税为例，文臣以"增赋害民"为由，限制朝廷向百姓征税，中央所收赋税入不敷出，国库空虚。但是，许多文臣在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的同时，却往往以权谋私，欺压百姓，侵夺民田。许多文臣一面劝说皇帝节俭爱民，一面却与民争食争利。甚至在与皇帝意见相左时，以"死谏"的方式来威胁皇帝妥协。
皇权受限，进一步影响到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与中央情况相似，明朝地方政权组织也是文臣武将相结合的形式。然而，文臣的地位压过武将，这使得地方上的武将也遭遇了与高层武将相似的境遇。这也意味着，地方上的文官势力大肆扩张，鉴于在京的文臣高官都有使皇帝妥协的可能，地方上的形势可想而知。许多文臣之间，或连结师友，或联络同乡，在地方上形成一张张紧密又硕大的关系网，势力繁复。
势力愈盛的文臣也成为了明代土地兼并的重要群体，在土地兼并的社会大潮流中，失去土地的广大平民，被迫成为流民。有明一代，流民问题一直存在，甚至越来越严重，到了明代后期更是积重难返。衣食不保的流民群体越来越庞大，无疑使得大明王朝社会内部不稳定性增加。流民成寇屡见不鲜，这既造成了地方社会的混乱，给百姓带来灾难，也导致了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削弱。与此同时，流民造反带来的战乱也会给地方带来一系列问题，最典型的情况就是流民为寇给百姓带来灾难的同时，也使得许多普通民众因受战火影响而被迫成为流民，这也成为了明代社会难以解决的"恶性循环"。
面对这样棘手的流民问题，明朝廷一直没能妥善解决，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在朝中占据话语权的文臣集团为维护自身利益不愿过多让利于民，因此流民问题一直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流民成灾，大大影响王朝对地方的控制，而流民之祸也最终葬送了大明王朝。也难怪崇祯皇帝临死前仍然声称：诸臣误朕，文臣皆可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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