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282，《明朝史话》连载07，欢迎收看。
宣德十年(1435)，38岁的宣宗朱瞻基病死，其9岁的儿子朱祁镇继承帝位，改下一年的年号为正统。他就是英宗皇帝。
英宗当太子时，有个名叫王振的太监在东宫伴他读书，兼侍候他。即位后，他便把王振提为司礼监太监。
王振是山西蔚州人，少年时候自阉进宫，被选入内书堂读书，后又被派往 东宫侍候太子。他为人狡猾，善于逢迎，因而取得了朱祁镇的欢心。王振入掌司礼监后，倚仗着英宗的宠信，压制百官，专横跋扈，开了明朝宦官专权之端。
原来，朱元璋见到历代宦官利用亲近皇帝的有利地位，干预朝政，酿成祸乱，他就立下条章，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不许兼外臣文武衔，品级不得超过四品，并且在宫门挂一块铁牌，上刻“内臣 （即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
在朱元璋和建文帝时期，对太监的管束都很严格，只要稍有违法，就严厉惩罚。但是，这个制度到明成祖朱棣时代便被破坏了。到了宣宗时代，又在宫中设内书堂，选太监为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专门教习。从此，宦官读书成 为定制。这些人也就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
虽然如此，成祖和宣宗对太监的管制还是很严厉的，若有犯法，则置之重典，所以宦官也不敢放肆。而英宗冲年即位，不辨忠奸，竟让王振这样的人掌管司礼监。
01、明英宗土木“北狩”
英宗对王振非常宠信，称他为“先生”，而不直呼姓名。王振虽受宠任，但在开始的几年还不敢过于放肆，因为这时的太皇太后张氏精明能干，她把政事委托于“三杨”等元老重臣，有些大事还亲自过问，而且严厉警告过王振。
她见王振为人奸诈险僻，就派人把王振召来，令他跪在地上，声色俱厉地说：“你侍候皇帝不按规矩，应当赐死。”太后话一说完，几个女官应声而上，把刀搁在王振的脖子上。
王振吓得直打哆嗦。这时，英宗和诸大臣都跪下为他求情。张太后才改变颜色说：“皇帝年少，岂知此辈祸人家国。我看在你们的面上，饶了王振。但是，此后不许他干预国事。”
每隔几天，太后就派人到内阁，查问办了些什么事情，如果发现有不通过内阁，王振自己决定的，她就把王振叫来，痛责一番。
虽然王振受到这样的制约，但由于他的地位重要，大权在握，一些官员十分畏服，更有一些阿谀谄媚、趋炎附势之辈投靠到他门下，因而，权势日重。
正统六年(1441)，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建成，英宗在皇宫大宴百官，进行庆祝。按照惯例，宦官无论怎么得宠，都没资格参加宫宴。宴会上，英宗想念王振，派人前去看望。王振见了来人，大发雷霆，说：“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到宴会上坐一席吗？”
来人把他的话报告了英宗。英宗也觉得王振受了委屈，下令大开东华门，让他进入参加宫宴。他才到门外，百官就望风罗拜。王振得意洋洋。
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病故。“三杨”中，杨士奇也于次年病死，而杨荣更早在正统五年(1440)亡故，仅杨溥在朝，但年老多病，其他阁臣恰又是一些资历较浅的官员。
于是，王振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他首先摘去宫门上的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又大兴土木，役使军民在皇城内建造府第。他的府第在京城内外有好几处，都是重堂邃阁，宏丽不亚于皇宫。他还役民建寺，为他祝福。
王振如此专横奸险，昏庸的英宗却反以为忠诚，即使是后来长大成人了，也仍然执迷不悟，宠眷如初。
正统十一年 (1446)，英宗赏给王振白金、珍宝等物，并特赐敕一道，内称王振“性资忠孝，度量弘深”，“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至”。由此可见英宗是昏庸透顶的。
在王振这帮奸党的扰乱下，明帝国北面的边防受到严重削弱。
首先是军屯制度开始遭到破坏。当时分驻各边镇的亲王、太监和将官，往往侵占军士的屯田为私家庄田，并役使士兵替他们耕种。军士失去屯田后，官吏不问田之有无，照样逼取额粮和税收，军士受不了这样的剥削和虐待，只好逃亡。
王振为了满足其贪婪的欲望，还不惜勾结蒙古贵族，进行大量走私。王振叫他的私党、镇守大同的太监郭敬，每年私造箭簇数十瓮送给瓦剌，瓦剌就以良马还赠王振作为报答。
边防力量日益衰弱，而瓦剌又对明朝虎视眈眈。鉴于这种形势，有的官员建议在要害处增筑城堡，整饬边防，防御瓦剌入侵。但是宦官专权，朝廷黑暗，没有人敢积极主张，这个正确的建议也就被束之高阁。
自永乐末年以来，蒙古瓦剌部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王振为了讨好瓦剌，以求得边境的安宁，对瓦剌的贡使加礼款待，优厚赏赐，有求必应。
按原来的规定，瓦剌每年到明朝的贡使不得超过50人。至正统朝，他们贪图明朝的赏赐，又欺负明朝软弱无能，贡使增加到2000多人，而且诱胁鼓动其他蒙古部落一起向明朝邀赏。如果没满足要求，就在边境制造事端，因此，明朝赐予的财物不得不与岁俱增。
正统十四年(1449)春，瓦剌派贡使2000人到北京，为了多领赏物，竟冒称3000人。
王振既已引狼入室，又轻心调弄，叫礼部按实际人数给赏，又削减马价五分之四。也先大怒，就在这年七月，诱胁其他部落一起进攻明朝，他自己带人马攻打大同。
紧急的边报接二连三地飞向北京，贪鄙的王振想乘机挟持英宗亲征，希图侥幸，冒滥边功，就发出英宗亲征的命令，限令两天后出发。
举朝上下听说皇帝要亲征，而且又如此仓促，都非常震惊，纷纷谏止。但英宗听信王振的话，坚意亲征，命自己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他于七月十六日和王振率50万军队匆匆从北京出发。
明军出居庸关，过宣府，未到大同而军中已经缺粮，士兵饿死的甚多，僵尸满路。加之连日风雨，军心动摇，随驾的官员都力劝英宗回京。王振对此非常恼火，罚官员终日长跪荒草中。
也先见明英宗御驾亲征，佯作退却，以诱明军深入。八月初一，军队到达大 同，英宗和王振听到前方全军覆没的真相后，异常恐慌，才决定班师。起初，军队准备从紫荆关（在河北易县西北）撤退。
从大同到紫荆关要经过蔚州，王振想邀请皇帝“临幸”自己的家乡，借此 炫耀自己的权势。于是，军队就向蔚州方向行进。走了40里后，王振忽然想起大队人马经过蔚州一定会踏坏自己庄田里的庄稼，因而又勒军东向，改道宣府。
也先闻明英宗退兵，日夜兼程，紧紧追击。英宗迂回周折，十三日才走到土木堡。这里离怀来城仅20里，正确的指挥应当是进城驻守。但王振因为自己的辎重车辆千余部未到，不愿进城，就留英宗驻扎土木堡。
兵部尚书邝埜见形势十分危急，到行殿力请英宗迅速入关，留重兵殿后。王振拒不采纳，而且斥骂说：“腐儒哪里懂得军事，再胡说就砍你的脑袋！”喝令士兵把邝埜拉出去。
十四日，敌军追至，土木堡被重重包围。土木堡地势高，挖井二丈多深还取不到水，而南面的河流又被瓦剌军队占领，人马已经两天没喝水，饥渴难耐。
十五日，也先派使者假意讲和，并指挥军队诈退。王振见瓦剌退兵，立刻下令移营取水。这一动可就乱了阵脚，瓦剌骑兵突然从四面八方冲杀而来，明军如决堤的洪水，争先逃窜，不可遏止。
明英宗带亲兵突围不得出，下马盘膝而坐，遂被俘虏。
英宗被俘后，护卫将军樊忠把怒火都集中在王振身上，冲上去一铁锤把他捶死，痛骂说：“我为天下诛此贼！”
这一仗，明朝从征的五十几个官员全部战死，士兵死伤了几十万。也先押着明军的二十几万匹骡马和所有衣甲器械等辎重，拥着英宗皇帝，退兵北去。这就是明史上的“土木之变”。封建史学家采用孔子作《春秋》为尊者讳的笔法，把英宗的被俘称为“北狩”。
02、于谦和北京保卫战
八月十七日，英宗被俘、土木惨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明朝百官一片恐慌，聚集在殿廷上嚎啕大哭。皇太后下诏立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太子。但是，在这国难深重的时刻，怎能让这个年仅2岁的小孩登皇帝位呢？因此，又命郕王朱祁钰监国，总理国政。
郕王召集群臣讨论战守之策。翰林院侍讲徐珵首先站了出来，朗朗说道：“臣夜观天象，稽算历数，天命已去，惟有南迁可以纾难。”
徐珵的话刚说完，立刻遭到太监金英和礼部尚书胡濙的反对。接着，又有一人从文臣班里站出来，厉声斥责说：“主张南迁的，罪当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你难道不懂得宋朝南渡的教训吗？”
这一驳斥，徐珵非常难堪。他不敢再说什么，低着头退了回去。驳斥徐珵的 人，正是兵部侍郎于谦。
于谦，字廷益，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永乐十九年 (1421)中进士，宣德朝任御史，巡按江西，昭雪冤囚数百人，后由杨士奇举荐，升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他每到一地，轻骑遍历各处，延访父老，大力兴利除害。
正统六年 (1441)，他向朝廷提出一个建议：“把河南、山西各积存的数百万 谷子，在每年的三月借给缺粮的贫苦下户，待秋收后收还；那些老病和贫穷无力偿还者，官府就免收他们的借粮。州县官吏任满当迁者，如果预备粮不足，不许离任。这事由风宪官员按时稽查巡察。”
英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于谦巡抚河南之时，黄河不时决堤，给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带来许多破坏。他组织民众筑堤治水，设置亭长，专责督率修缮河堤，并命令种树凿井，榆柳夹路，道无渴者。
在山西，他剥夺边镇军官私占的土地为官府屯田，以资边防费用。“三杨”掌权的时候，他备受器重，所提的建议，朝报夕准。
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被召入京任兵部左侍郎。英宗亲征前，他极力谏止，没被采纳。现在，他的反对南迁，力主坚守的意见得到郕王朱祁钰的赞许。朱祁钰下定决心坚守北京。
当时，京师的精骑劲旅都在土木堡覆没，剩下的10万人多为老弱病残之辈，人心震恐。于谦经朱祁钰批准，将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的运粮军，全部调进北京。
于谦还亲自筹划部署，加强防守，人心才稍为安定。朱祁钰把他提为兵部尚书。
在百官的强烈要求下，招致这次奇耻大辱的罪魁祸首王振被抄家灭族。他的3个爪牙被愤怒的百官打死在殿廷上，人心大快。接着，文武百官又议论立皇帝的事。大家认为国家正处于危难之秋，人心惶惶，必须另立一个皇帝以安定人心。于是，群起上书，劝郕王朱祁钰早登大位。
九月初六日，朱祁钰正式登上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次年为景泰元年，他就是明史上的景帝。
景帝的登基，是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的。也先俘获英宗时，原以为奇货可居，想利用他来要挟明朝赔款割地，没料到明朝又立了一个皇帝，他手中的这 张牌就失去了作用。
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和也先的气焰，于谦估计，也先一定不会就此罢兵，他向景帝慷慨泣奏说：
“也先得志，留住大驾，势必轻我中朝，长驱深入，不可不预为计。前各营精锐，尽遣随征，军资器械，十无存一。应当赶快遣官四出，招募官舍余丁义勇，集合附近民夫，用他们换下沿河漕运官军，而让这些漕运官军全部隶归神机营等，操练听用。并令工部齐集物料，内外局厂昼夜加工，制造攻战器具。京师九门，宜派都督孙镗等人带领士兵，出城守护，列营操练，以振军威，并选派给事中、御史等官，分出巡视，勿致疏虞。迁城外居民于城内，随地安插，避免瓦剌兵的掳掠。通州坝上仓粮，不可丢弃以资敌寇，令各官自行到仓支取月粮，方为两得。至于军旅之事，臣身当之，不效则治臣之罪。”
于谦的这些建议，切实可行，措置有方，景帝都采用了。
十月，也先挟带英宗，攻破紫荆关，明朝守将战死。也先麾军入关，直指北京城。面对强大的敌人，主将石亨主张紧闭九门，坚壁以避敌锋。于谦坚决反对，他说：“敌人气势嚣张，而我为何又先示弱，使其更加轻视于我？”
于谦分遣诸将列阵于九门之外，下令紧闭各城门，以示明军誓与京城共存亡的抗战决心。他把自己安排在北面的德胜门外，和石亨一起，抵挡敌人的正面进攻。
布置已定，于谦传令九门：“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人人效命。
于谦本身戴盔披甲，亲临战阵巡视指挥，以自己的行动激励将士勇敢作战，保卫首都。
十月十三日，瓦剌军攻德胜门。于谦令石亨带兵埋伏在民间空屋里，然后派数骑诱敌。瓦剌一万多名骑兵追击进入埋伏圈后，一声炮响，伏兵四出，火器齐发，瓦剌军人仰马翻，大败而逃。也先的弟弟孛罗和瓦剌的平章卯那孩都中炮身死。
瓦剌军转攻其他城门， 同样受到明军的坚决抗击。在德胜门北面土城的战斗中，明朝军民配合作战，使瓦剌军又吃了一个大败仗。当时明军和瓦剌军在激战，土城老百姓纷纷爬上屋顶，以砖石为武器，铺天盖地般地投击敌人，喊杀声震天动地。
两军相持了5天，瓦剌军四面楚歌，连战皆败。也先本想拥来明英宗，逼明朝城下议和，捞取金银财物，没想到一个子儿也没捞到，反倒损失了许多人马，又听说明朝的各路援兵快要到了，恐怕归路被切断，于是，又拥着明英宗匆匆撤围西去。
于谦指挥军队乘胜追击，夺回了瓦剌沿途掳获的许多百姓和财物。北京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卫力量，于谦又对京军三大营进行改编。
明成祖时，把京军编为五军营（由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五军编成，均为步骑兵）、三千营（初由塞外降兵3000人组成，全是骑兵，主要任务是巡哨）、神机营（使用火器，皇帝出征时须随军出征），合称三大营。
土木之变后，三大营丧失殆尽，而且这种组织法因兵种不同，训练各异，一遇调遣，士兵不习新号令，兵将不相认识，战斗力发挥不出来。于谦在原来三大营中选拔骁勇剽悍者15万人，分为十营，每营以一都督统领，下又分5000人为一小营，都指挥为小营的长官。这十营集中团操，称为团营。遇有战事，由原来各营的军官率领参加战斗。号令划一，兵将相习，克服了原来三大营的弱点，提高了战斗力。
明朝边疆和京师防守力量的增强，使也先更无隙可乘，而明朝又识破瓦剌以英宗相要挟的阴谋，拒绝与他议和言好，逼使也先无计可施。
为了恢复与明朝的通贡和互市，也先在景泰元年八月不得不将英宗送回北京。英宗回到北京后，当了个名誉上的太上皇，幽居南宫。
03、南宫复辟
景帝自己虽已从亲王的地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其接班人并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英宗的儿子、他的侄儿朱见深。这是在他当皇帝之前就已经立的太子。
为了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景帝在景泰三年(1452)废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然而，一年多后，朱见济夭折。景帝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再也没人可以继立为太子了。
本来，在废朱见深时，有些官员出于维护封建的统序，对这件事就不予赞成。现在朱见济一死，他们又纷纷请求恢复朱见深的太子地位。但是，景帝无意传位给侄子朱见深，对那些官员的请求不予理睬，有时甚至还处罚他们。
至于究竟要传位给谁，他一直不露声色。或许，他认为自己才二十几岁，年纪尚轻，等又有了儿子后才立为太子。
不料，就在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帝病倒了。朝中以石亨、徐有贞为首的一些不得志的军人、政客，还有王振的余党宦官曹吉祥等，企图利用景帝和英宗兄弟间的矛盾，发动宫廷政变。
他们一起密谋策划，要趁景帝正在病中，迎英宗朱祁镇复辟，事成之后，论起迎复之功，自然人人都可加冠晋禄。计议已定，他们就在正月十六日半夜之后，以边官报警，应加强警备，以防万一为名，带兵千人进入皇宫，直奔软禁英宗的南宫，撞门毁墙，接出英宗，拥至奉天殿升座。
当时文武百官正在朝堂等候景帝视朝，徐有贞对众人大呼：“上皇复辟了”，胁迫众官员进殿贺喜。
事出仓促，众官员一时摸不着头脑，十分惶恐，又见大殿上坐的果真是太上皇，只得列班朝贺。
这一场宫廷政变就这样成功了。历史上称它为“南宫复辟”，又叫“夺门之变”。
英宗复辟后，废景帝仍为郕王，并把这一年改为天顺元年。病中的景帝被迁到西宫，没过几天就死了。有说是被害死的。景帝究竟是怎样死的，成了历史上又一个“烛影斧声”的疑案。景帝死后，被以亲王的礼仪葬于西山，其妃嫔也被赐死殉葬。
英宗复辟后，徐有贞、石亨辈以迎复功高，大受宠任。他们趁机打击报复，诬蔑于谦阴谋迎立襄王（英宗的叔父）的儿子为太子，定为“谋逆”死罪。
英宗本来还犹豫未决，认为于谦有功，不忍杀害。徐有贞怂恿说：“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于是英宗意定。
于谦本人被害，家属发配边地充军。抄家时，“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
原来，于谦平时生活俭约，居住的房舍仅能遮风蔽雨。景帝曾赐给他府第，但于谦并不接受，说：“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
在那多事的岁月，他常常是睡在值房，很少回家。真是个诤诤汉子，耿耿忠臣，就像他生前写下的一首抒怀诗所表白的那样：
“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被害的消息传出后，路人嗟叹，无不认为是天下的一大冤案。有个叫陈逵的官员，感念于谦的耿直和功绩，不畏徐、石等人的压力，收殁了他的遗骸。后来，于谦的女婿又把灵柩运回故乡杭州。
英宗复辟后，昏庸如前。他思念王振，下诏恢复王振的官位，并以木头刻成王振的形状，招魂安葬，祀其牌位于智化寺，赐其祠名叫“精忠”。
对“夺门之变”中的为首分子，英宗大加封赏。徐有贞爵封武功伯，官至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掌文渊阁事，即内阁首辅。石亨进爵为忠国公，太监曹吉祥升为司礼监，总督三大营。其他一些在“夺门之变”中出过力的官员，也分别被封为侯、伯或加官晋俸。
在权力分配中，这些迎复派官僚你争我夺，产生了矛盾。徐有贞因和石亨、曹吉祥争权夺利，曹、石二人联合打击他，因而，仅过几个月，徐有贞便被下狱，后被罢官谪戍。徐有贞败后，曹吉祥和石亨更加专横，终于酿成“曹石之变”。
04、曹石之变
石亨因迎复功最高，不但本人进爵，其侄儿石彪也封为定远侯，此外，其弟侄家人冒功授指挥、千户、百户的50余人，其部曲、亲朋故旧因“夺门”而得官的4000多人。石亨又一面排斥异己，将两京大臣，斥逐殆尽；一面培植党羽，引荐私人。他每每带几个爪牙到英宗面前，对英宗说：“这几个是臣之心腹，迎复之功，他们居多。”昏庸的英宗只要一听说有迎他复位之功，就按石亨的要求授予官职。
石亨势大，又仗若功高得宠，便胡作非为，横行朝中。石亨在皇城中建造豪华府第三百余间。一次，英宗在官员的陪同下登上翔凤楼，他遥指石亨的府第问身边的官员说：“这是谁家之宅？如此宏丽。”
左右或答以“不知”，或说：“这一定是座王府。”
英宗笑着说：“非也。”官员问：“不是王府谁敢这么宏伟？”
英宗这才叹息说：“人人都害怕石亨，不敢说他。”
英宗对石亨的不法和专横有所觉察后，就逐渐疏远他。石亨见自己的地位下降，便心怀怨恨，阴谋造反。他私下对家中豢养的那些将士说：“陈桥兵变，史不称其篡。你们若能助我成功，我现在的地位就是你们将来的地位。”
又往来于大同、紫荆关，察看地形，对其党羽说：“大同士马甲天下，我对待他们素来优厚。现在石彪在那里，可作依靠。以后石彪若为镇朔将军，专制大同，北塞紫荆关，东据临清，决高邮之堤，以绝饷道，京师可不战而困矣。”
天顺三年(1459)八月， 石彪犯法被下狱。石亨更急着要举事，其家人出来告发。石亨被捕下狱，死于狱中。石彪被斩首。
太监曹吉祥本是王振余党，因迎复英宗之功，其侄儿曹钦、曹铉、曹铎、曹锋都被任为都督，掌兵权。曹钦还被封为昭武伯。这是明朝宦官子弟封爵的开始。曹吉祥门下厮养的无赖冒功当官的多至上千人，朝中也有一些无耻之士趋赴其门，其权势与石亨相当，朝野并称为曹、石。
曹吉祥平日与石亨狼狈为奸，石亨败后，曹吉祥担心自己好景不长，便和诸侄儿搜罗亡命无赖、降兵降将，蓄谋造反。英宗得悉曹吉祥和曹钦的一些不法行为后，派锦衣卫指挥暗中监视他们。
曹钦慌了手脚，和其死党密谋说：“皇帝正在准备抓我们，若不举事，我们将步石彪的后尘。”
其时是天顺五年(1461)七月，恰遇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告警，英宗命怀宁侯孙镗统京军西征，尚未出发。曹吉祥和曹钦便密谋乘出师之时，由曹钦带领亡命袭杀孙镗，夺门而入，曹吉祥则在宫中以所部禁兵为内应。
计议已定，曹钦在当夜摆酒让诸亡命痛饮一番，又厚赠金银。席间，有一个叫马亮的怕事败遭杀身之祸，偷偷溜出去到朝房告发。孙镗和另两个官员刚好睡在朝房里，便草成奏疏由长安右边投入。英宗接到报告，立即逮捕曹吉祥，并下令紧闭皇城各门及京城九门。
曹钦发现消息走漏后，率领其弟及诸亡命到朝房砍杀了几个官员。这时，孙镗集合征西军与他们格斗。曹铉、曹铎均被杀死。曹钦率骑攻朝阳门，不克；想外逃，又诸门紧闭，只好杀回家中。孙镗挥军奋呼而入。曹钦走投无路，投井自杀。官军遂屠其家，其亲党同谋，全被杀死。曹吉祥也被处处死。
曹吉祥的这次叛乱和石亨的谋叛被称为明史上的“曹石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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