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万历乃至明朝皇帝的风评，是以往往会施以贬评的后位承续王朝清朝的评价和秉持唯物史观的当代历史学家吴晗明史研究成果为基准而定调的，因利害关系、立场等之故，对大明王朝乃至包括万历皇帝在内的明朝十六位皇帝的评价普遍不高，有人说他们是“傀儡”，也有人说他们当中“奇葩”多，哪么这些评价准吗？符合历史事实吗？答曰，不准确也不完全符合事实，但由于种种原因，有些说法已成定评，无法更改，今天借这个题目，说说题外话，勉强算是替明朝皇帝开脱吧，我不是史学工作者，也无民族沙文主义倾向，但把满蒙民族对汉族政权的评价作为定评定见，总觉得有点那个，所以，今天就知道和想到的约略说几点，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
第一、首先说一说，诟病最多最重的“懒政”即不上朝问题。“洪永仁”以后各朝继位皇帝都比较年轻，这些年轻的小皇帝每次临朝，由于年轻经验不足，本身错就多，再加上碰见一群爱挑刺、爱讲理的名利心重的文臣，小皇帝上朝就挨批，往往一张嘴就出错，做什么在他们眼里都不对，大臣七老八十娶妾正当，年轻的小皇帝给妃嫔们上个封号就不行，总是大臣有理，皇帝有错，因此，有些小皇帝视上朝为危途，于是，有的皇帝干脆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策略，能不上朝就尽量不上朝，皇帝不上朝也好不到哪去，还照样挨骂，只是听不到，耳根清净罢了。明朝皇帝不见大臣、不上朝，不等于不工作，许多时期仍然照常处理朝政，并牢牢控制住权利和政局，没有大权旁落和朝政失控的问题。皇帝轻轻一句话就能使权势熏天的刘谨、魏忠贤等权监立即土崩瓦解，就是最好的证明。
第二、厂卫问题。设立厂卫的目的是为监督文武大臣，谁会愿意自己时刻被人监视？因此，大凡脑子正常的大臣一定会反对，无须多说。再就是厂卫设立问题，虽然设立的机构好像越过并贯穿整个明王朝，但实际上他们不是同时存在的，有时是撤一个再设一个，即便是同时存在，时间也很短，且断断续续，频繁调整，事情往往一解决，机构就弱化了，甚至撤并了，有明一朝276年，存在厂卫的年限不足20%。
第三、杖刑即“打屁股”。明朝立国的朱元璋和朱棣父子，不仅胸怀雄才大略，在制度设计方面也很有一套，因此，后世治世皇帝腾挪的余地很小，有明一朝，后继十多位皇帝，大约只改了两项，一是增设了“厂”的机构。二是让太监识了字。
“打屁股”听起来好像有失体统，显得粗鄙野蛮，其其实实出有因。因为有无叛逆之罪不得杀文臣的祖训在，因此，文臣在皇帝面前有恃无恐，比较放肆，皇帝治不了大臣的罪，也杀不了文臣的头，相反，也不知怎么弄得，在当时如果因为骂皇帝被撤职了大臣反而很光荣，复职时还可能升官，皇帝真没办法对付他们了，于是皇帝就扶持内廷太监，假手内廷势力钳制哪些彪悍的文臣武将，并采取家法式的法外刑“打屁股”给予惩罚，刚开始施行杖刑时还有点威慑力，一个阶段以后，不知什么原因，被“打屁股”成了一件光荣的事情，屁股上有伤，如同得了奖章，挂了光荣花，所以，官僚们根本不怕“打屁股”，还有人主动找打，直到后来此刑被太监们当成敲诈勒索的工具，并打死了人，才开始变味，找打的人才少了，因此，明后期也就不再有此法外之刑了。明朝文臣武将用语言打皇帝脸，皇帝用板子打大臣屁股。
第四、重用太监问题。从权利结构和权利制衡来看，用太监力量制约外朝官员是周以来就有的传统和习惯。一般而言，权利的结构是，外朝大臣为一方，皇帝为一方，当皇帝一方力量弱小时，黄帝往往会利用外戚或内廷太监的力量来增加制衡力，重用外戚风险更大，善后事更复杂，因此，不是特别情况根本不会重用外戚，所以，只有重用太监一途了。另外，太监也做了一些好事的，比如土木堡之变的大太监王振是中了举人才进宫的，根本不是书中说的泛泛之辈，文韬武略不亚于一些大臣，他说他让皇帝绕路或怕踩坏自家庄稼之说，是为了给皇帝开脱，背锅的，皇帝心中有数，否则，英宗复辟以后，不会重新安葬王振的。立皇帝刘谨领导并推行的变法范围和强度都很大，成果丰硕，后来张居正推行的改革措施许多还是借鉴或延续刘谨的想法或做法的。魏忠贤的魄力和大局观，比许多满腹经纶的柱国大臣并不差，这就是木匠皇帝朱由校朝权利和朝局不完全失控的重要原因，尽管如此，由于他们是掌握了话语权、书写历史的文武大臣的对立面，加上绝嗣，加上背锅，因此，他们很难得到公正的评价。太监越坏，越能证明皇帝的愚昧和昏聩。还有不少方面，例如崇佛信道、不务正业的等等说法，因为已经太长了，就不说了，再说以上几点也勉强可以包括在内了。
明朝皇帝评价不高，除了评价出自敌对王朝外，还有后续封建王朝中断、激烈党争以及由于皇帝寿限较短等原因，当然最主要的是他们自己不争气。
最后一句话答题，包括万历在内的明朝皇帝，虽然懒惰怪异，但个个都是运用权利、玩弄权术的高手，其中万历帝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
标签： 国本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