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如今日本出土最古老的人类化石距今已有十万年左右的历史，也就是说那时的日本已有人类活动，然而那时的日本还不是孤悬海外的岛屿——当时的日本是与亚洲大陆相连的，实际上当时的日本只是亚欧大陆向外延伸的一个半岛而已。正因为如此航海技术相对有限的原始人类可以较为容易地迁徙到当时的日本，与此同时包括狼群在内的其它觅食动物大约也在同一时期进入了当时还是一个半岛的日本。大约在1万年前左右地壳运动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使现在的日本岛屿从亚洲大陆分离出去，生活在岛上的人和动物不得不在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下继续进化演变。种种迹象表明：这时生活在日本列岛的人群已开始将狼驯化为狗，从而开启了狩猎文明。这时他们还没掌握耕种土地的技术，而只能对野生自然状态下的果实进行简单的原始采集农业，由此开启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文明时代——绳纹时代。绳纹时代生活在日本列岛的居民并非今天日本的主体民族和族，而是如今生活在北海道的阿依努人，事实上他们才是日本最早的主人，但他们就像美洲印第安人面对白人移民一样，被后来迁入日本群岛的和族逐渐排挤。在十七至十八世纪阿伊努族大部分被消灭或同化，如今只剩两万多人，大部分移住在北海道岛中部和北部的日高、旭川、钏路等地，少数远移库页岛和千岛群岛一带，也有一部分散居在本州的一些地方。目前仅有北海道少数几个阿依努族村庄还保持着自己的民族传统，散居本州的大多已被和族同化。
作为如今日本主体民族的和族的祖先是由亚欧大陆陆续迁徙而来的移民：中国淮河下游及长江下游地区的汉族移民、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的通古斯人、南洋群岛的马来人、中南半岛的印支人及古代朝鲜人陆续登上这个位于东亚尽头的列岛。大约两千多年前日本列岛上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家，而是分布着大大小小三十余国，尽管说是国家，其实处于由原始部落向国家过渡时期。在这三十余国中有一个叫倭奴国的和邻国犬奴国有争执，为寻求外援倭奴国向当时的东汉王朝遣使，被汉光武帝册封为汉倭奴国王。此后东亚各国的史籍中多称日本为倭国。此时日本正处于由原始部族向国家形态过渡阶段，并无文字记载本民族历史。关于这一时期日本列岛的历史散见于《汉书》、《三国志》等中国史籍。受制于当时落后的航海条件，中国方面不可能对日本列岛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自倭奴国遣使汉朝后整个东汉王朝再无对日本列岛的记载。直到曹魏时期日本列岛上的邪马台王国遣使曹魏，魏帝曹睿赐予邪马台女王卑弥呼以刻有“亲魏倭王”的紫绶金印一枚，包括铜镜百枚在内的礼物若干。这一时期来自亚洲大陆的移民仍源源不断涌入日本——公元815年日本朝廷编写了整个日本统治阶层的姓氏：1182个统治阶级姓氏宗族里205个来自中国（包括高句丽姓氏41个），154个来自朝鲜半岛（百济104个、新罗9个）。
与此同时水稻种植技术也开始在日本日益普及——西元前3世纪以后水稻迅速在日本列岛传播开来。日本是多山地，少平原的国家。在原始社会落后的交通条件下这种地缘环境成为限制各部族交流的天然屏障，整个日本列岛被切割为几乎大小差不多的地缘板块，而每一板块的生产力都差不多，这意味着生活在不同板块上的不同部族所能生产的粮食以及这些粮食供养的士兵都是差不多的，谁也不具备统一日本的实力。然而中华文明的传播打破了这一状态：最早受到中华文明影响的九州地区由于掌握了水稻种植和新式农具，粮食产量出现了质的飞跃，尽管这一飞跃在杂交水稻都已诞生的今天看来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当时就使得九州地区的部族比起四国、关西、关东等地的部族具有极大的优势。从中国大陆迁徙来的移民不仅带来了新式农具，同样带来了新式兵器——秦汉时期的中国已开始大规模列装铁制兵器，而日本连青铜冶炼技术都尚未掌握，绝大多数部族使用的还是原始社会的木制、骨制等兵器，当他们面对率先掌握了中国技术的九州部族时劣势是明显的。由于九州地区率先掌握了更为先进的中国技术，其他地区如若不想被九州地区崛起的倭奴国、邪马台国吞并，唯一的出路就是学习掌握这种先进技术。于是日本列岛开启了第一轮效仿华夏文明的高潮。在这一轮学习华夏文明的高潮中最终胜出的是本州中部的大和国——5世纪初实力强大的大和国家征服各部，建立起日本列岛第一个统一国家政权。
公元646年正月大和朝廷正式颁布《改新诏书》，这实际上是日本试图以中国大唐王朝为模板打造一个中央集权的律令制国家的尝试。在此之前日本实际上是由原始部落形态向较为成熟的国家形态过渡，以苏我氏为首的各部落氏族首领拥有极大的权力。大化改新后日本效仿大唐培养了一个职业官僚阶层以代替以前的各氏族首领，建立起三省六部的中央集权制度。然而日本毕竟不是唐帝国——大化改新时日本的氏族贵族势力仍相当强大，以致于他们与生俱来的骄傲与光荣即使在皇权面前也能光芒四射。如果将国家比喻为一家公司的话：那么日本的贵族阶层就是这个国家的集体股东，天皇只是世袭的贵族领袖，远未达到中国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程度。当时的日本为强化中央集权也借鉴了中国的科举制度——试图以此打破森严的阶级壁垒，通过引入在朝中没任何根基背景的庶民百姓人家的子弟实现制衡世家贵族的目的，从而强化中央集权。事实上日本是东亚汉字文化圈国家中最早引入中国科举制的国家：朝鲜半岛的科举始于高丽光宗九年（958年），越南的科举制度始于李朝仁宗太宁元年（1075年），而日本则于大宝元年（701年）确立贡举制度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四科和医、针二科。由此可见日本引入中国科举制早于朝鲜半岛257年、早于越南374年，然而当朝鲜半岛和越南的科举制日益完善成熟之时日本的科举制却早已被废除，以致于现在有的说法声称：日本学习大唐文明之时没学习科举制。实际上日本是借鉴过中国科举制的，只是后来没能坚持下去。日本科举制的废除恰恰反映了日本中央集权的乏力——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强调出身门第的世袭社会。在中国尽管也存在门第高低之分，但也一直强调英雄莫问出处，尤其是隋唐以后的科举制为底层人士的晋升提供了一条现实的路径。然而日本长期以来事实上就是一个世袭制社会：在漫长的日本古代史中由底层攀登高位着就只有丰臣秀吉一人而已。进入公元10世纪以后日本皇室的权力日渐被身为外戚的藤原家族架空，日本历史进入以藤原家为核心的摄关政治时期。
所谓摄关政治是指由藤原家世代承袭摄政之职。这一时期天皇废立、国政大事无不出自藤原家，地方领主也纷纷寄进。摄关对天皇来说等于将政权拱手相让，天皇自然不甘心此种局面，于是天皇发明了院政与之抗衡：院政始于白河天皇时期——白河天皇在位13年，他于1086年主动退位，传位给太子崛河天皇，新天皇当时只有8岁，白河天皇退位后就出家为僧，成为法皇。法皇以太上皇的身份设立院厅继续执政——由于在此前的孝谦天皇到桓武天皇时期以藤原家为首的世家贵族势力和寺院僧侣势力长期争斗，而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后为打击佛教势力对朝政的干预重新提拔重用藤原家，可时过境迁之后藤原家开始尾大不掉，于是白河天皇此举实际上是皇室和寺院僧侣势力结盟对抗以藤原家为首的世家贵族。由法皇亲自辅佐新天皇也避免了藤原家利用天皇年幼之机专擅朝政。此后鸟羽和后白河天皇也仿效此举，于是日本政坛出现了摄关和院政博弈的局面。正是摄关与院政的博弈交锋为当时新兴的武士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大化改新后的日本效法大唐的均田制而制定自己的土地制度，其基础建立在公地公民的经济关系上——土地公有，国家按“班田收授法”分给公民口分田，公民则必须向国家交纳租、庸、调，并为国家服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无主荒地被开垦出来。奈良时期实行的“三世一身法”和“垦田永年私财法”实际上意味着朝廷对土地私有化的承认。新兴的私田地主出于免税和寻求庇护的考虑往往将土地所有权名义上捐献给皇室、贵族或寺社，因为这些特权阶层享有免税特权，如此一来形成了大量世家贵族名下的寄进制庄园。随着寄进制庄园的大量涌现，贵族们实际并没足够的精力打理自己名下的所有庄园土地，于是就任命那些开发土地的原主为庄官，负责实际管理和经营土地，自己收租即可，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土地名义所有权和实际管理权的分离。后来日本为限制土地私有，又推行了知行国制：授予部分贵族特定国的国司推荐权，并给予公领地的收益，是为“知行国”，国司原本为律令制下管理地方的行政官员，至此而一变为公领的受领者。国司进一步将土地经营权和行政权分给乡司、惣司、保司实际执掌。庄园和公领由于互相争夺土地资源而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事实上无论是庄园还是公领都出现了名义拥有权和实际经营权的分离，形成了日本特有的庄园公领制。在这种制度下原本律令制的班田和租庸调制崩溃了。担任国司和庄官的人都要承担向中央或领主交纳税收的义务，为了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将领地内的部分人武装起来，同时朝廷出于安定地方社会治安的需要，也把捕盗、征税等权力下放给国司，形成了“国衙军制”。因此地方的国司和庄官逐渐演变为军事贵族，武士集团形成了。
到11世纪武士阶级利用摄关与院政博弈所带来的机遇左右逢源，逐渐发展成为日本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并被分割为两大集团：桓武天皇的后裔桓武平氏和清和天皇的后裔清和源氏。两大集团开始了争夺政权的斗争，经过长期的斗争后平氏家族在其领袖平清盛的带领下击败源氏，成为日本实际上的统治者。平清盛生于元永元年（1118年），是桓武平氏领袖平忠盛的嫡子，至于平清盛的母亲通常认为是祇园女御（但也有说法认为不是）。祇园女御本是白河天皇宠妃，日本的古典名著《平家物语》甚至认为：平清盛的母亲是在怀有白河天皇之子后才被赐与平忠盛，因此也有平清盛其实是白河天皇私生子的说法。平清盛在大治四年（1129年）被授予从五位下左兵卫佐的官职。久安二年（1146年）平忠盛因为讨伐海盗有功升任刑部卿，平清盛则接任其父原有的官位从四位下中务少辅兼安艺守。这一役并且让平家掌握了濑户内海的制海权此一莫大利益。之后平清盛与父亲一同致力于扩大在西日本的势力，同时开始信奉位于宫岛的严岛神社之神祇。仁平三年（1153年）平忠盛去世后接班人平清盛开始成为京都伊势平氏一族的领袖。保元元年（1156年）七月十一日平清盛在保元之乱中与源义朝联合支持后白河天皇并获得最终的胜利，因而赢得后白河天皇的信赖，于是升任播磨守及大宰大贰。然而此后清盛与藤原通宪（信西）联手扩张其权力的企图让藤原信赖与源义朝大为不满，两人于是举兵对抗之。这就是发生于平治元年（1159年）爆发的的平治之乱。源义朝乘平氏家族离开京城参拜神社之机，联合藤原信赖拘禁上皇和二条天皇。在外的平清盛闻讯，立刻赶回京城，击败源义朝，诛杀藤原信赖，源义朝在逃至尾张时被手下杀死，以源义朝长子源义平为首的许多源氏族人均被处死，也被捕的义朝三男源赖朝则被处以流放至伊豆国之刑罚。自此平清盛打下了武家政权的基础。
平清盛虽然贵为日本实际上的统治者，然而从一开始他就没能真正控制全日本——毕竟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各家武士团其实是听命于自家主公的，谁管京都朝廷到底是天皇或是平清盛实际执政呢？平清盛其实也不能对各地武士团直接发号施令——不仅他不能，后来的历代幕府将军也不能，说白了所谓的幕府将军只是日本众多诸侯大名中最强势的那一个，可以凭借强大的实力压制地方势力，但却不能直接干预地方事务。正是基于这样的客观现实，平清盛并未将被自己打败的源氏家族赶尽杀绝，而是采取又打又拉的策略，这意味着那些主动顺服于平家的源氏领主可以在平家的庇护之下保住自己的封地。对于源氏家族中那些和本宗关系较为疏离的支系网开一面进行拉拢倒还可以理解，不过平清盛居然还放过了自己最大的政敌源氏领袖源义朝的两个儿子：源濑朝和源义经。放过源义经的原因是平清盛在消灭源义朝后纳源义朝的侧室常盘为妾，也许是因为爱屋及乌而对源义经网开一面吧。至于源濑朝却是因为平清盛的继母因为觉得其与自己过世的儿子相似而被放过。1185年源赖朝在消灭平家以及源氏内部的反对势力后开创了镰仓幕府政权。平清盛是从武士身份起家而积极向朝廷贵族靠拢的——他其实和中国历史上的历代权臣一样是在朝廷内部挟天子以令诸侯，然而源赖朝却是在天皇朝廷之外另行建立幕府政权，日本由此进入到天皇朝廷和幕府政权的二元权力格局时期。幕府其实说白了就是凭借武力建立的军政府，当时的日本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分成大大小小的藩国，各藩国由不同的诸侯大名统治。幕府从本质上而言：其实也是一介诸侯大名，只不过是所有诸侯大名中实力最强大的那一个——是普通大名和日本天皇之间的一个中间人：对上要效忠天皇；对下管理各个普通的大名。幕府的权力就理论上而言来自于尊皇，在名义上幕府也承认天皇是日本的最高主宰，而自己是天皇的臣子。不过理论归理论，实际上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日本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现象是存在的，只不过更迭的都是幕府——自幕府制度诞生之日起日本一共经历了镰仓、室町、德川三任幕府的统治，不过无论这些幕府将军如何更替，一直还是比较尊重日本皇室。根本原因是：日本特殊的政体——天皇并不干涉幕府的利益斗争，对幕府也没有什么威胁；而幕府将军只是实力更强的大名，没必得罪皇室，招致其它大名的联合反对。事实上整个幕府时代天皇都近似于傀儡，幕府政权成为日本实际上的权力中心。
1603年德川家康建立了日本历史上最后一代幕府政权——德川幕府。自公元10世纪武士阶级登上日本历史舞台以来的日本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持续不断的战争史，然而在1615年的大阪之阵后德川幕府却开创了日本古代史上少有的二百余年天下承平局面。这一时期德川幕府在总结之前历代政权的经验教训后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国家管理制度：在地方管理模式上德川幕府延续了以往的幕藩体制即幕府作为中央政府存在，允许地方各藩维持半独立状态。但藩与藩是不同的：主要分为与德川家族有血缘关系的亲藩、由德川家臣统治的谱代藩和德川幕府建立前的原藩主继续统领的外样藩。在权力分配上大领地和高俸禄被赐予外样藩，但外样藩主不得担任幕府官职，也就是说外样藩主享受大领地和高俸禄，但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类似于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以高官厚禄笼络其交出实权。谱代藩则往往授予政治上重要的实职，但不享受高俸禄，如此一来即使有心反抗德川家，外样藩主没权力，有权力的谱代藩则缺乏足够的金钱和兵力。除了利用外样、谱代、亲藩相互牵制外，在京都以及人口多、盛产战略资源的重要地区不设藩，由幕府直辖，称之为天领，在当地设立直接听命于幕府的代官，京都的代官称为京都所司代，负责监视天皇朝廷和关西诸侯。幕府在经济上掌握了占当时全国粮食总产量1/4的富饶的土地，和大阪、京都、江户等重要城市以及主要的矿山，还垄断了金、银、钱三种货币的铸造权。在军事上幕府控制之下的直属武士旗本、御家人以及旗本的陪臣，号称“旗本八万旗”。相对于各藩在军事力量上占绝对优势。德川幕府还制定了参觐交代制度——就是要求地方藩主半年住在幕府所在地江户，半年住在自己的封地。藩主们住在江户的半年实际上和自家的人质一样处于幕府监控之下，而频繁往返于封地与江户之间则耗费了藩主们大量财力和精力，大大降低了地方藩主叛乱的可能性。
德川幕府时代日本和中国的社会结构具有一定相似性：国民被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士指的是文士，因为中国是一个有悠久的文官政治传统的国家；而日本的士指的是武士，因为日本长期以来就是由武士阶层开创的幕府在实际统治。其实在商之下还有两个阶层：一个叫秽多——就是非常脏的意思；还有一个叫非人——干脆就不当人看了。尽管农民阶级受到武士阶级的统治，不过他们并不是完全逆来顺受的主。本来德川幕府的法令是禁止农民迁徙的，可在现实中因为躲避灾荒和苛捐杂税而自发的迁徙却是始终无法禁止的，事实上日本历史上也爆发过反抗幕府统治的农民起义。在长期的天下承平局面之下商业和城市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时间日本出现了举世罕见的农民进城和城市化现象：1720年江户的人口已达到100万人，而清朝的首都北京在75年后才达到74万，直到光绪年间才达到108万。作为一个人口接近4亿的大国的首都人口还不如3000万人口的日本。除了江户之外日本的大阪也有38万人口、京都有34万，而英国伦敦同期的人口为70万，也不如日本的江户大。1700年日本有5-6%的人住在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而同期的欧洲只为2%，如果算上人口1万以上的城镇，那么日本的城市化率则达到10%，而同期的清朝仅为6.9%。幕府制定参觐交代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削弱地方藩主的实力，然而无形之中这也大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幕府出于让诸侯大名们在路上耗费人力物力财力的目的而大力发展诸侯往返途中的商业贸易，希望诸侯们在沿途花的钱越多越好。事实上在明治维新之前大阪就已形成大米期货市场，这是全世界最早的期货市场。德川幕府时代末期日本的教育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且形式多种多样：日本当时的公立学校叫学问所，主要教授中国古代的哲学和文学研究，还教民间小孩们识字。地方上的各个藩也有自己的学校，藩校设立的最初目的是培养武士阶层的文化水平——当时日本的军队系统实际由武士构成，包括部队的文书、会计等文职工作也一概由武士担任，这就要求武士必须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事实上在明治维新之前一些思想较为开放进步的藩校就已经开始增设外语、军事、工程学等学科。1850年的日本男孩识字率为45%上下，女孩为13%左右，总识字率不仅超过了当时的清朝，也超过了当时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国。学生学习的内容除了儒家经典，还会学习《商业指导》、《百商教程》等使用技术。通过学习，学生能够听懂官方文告，学会开具发票、记明细账、阅读农学手册等。除了学问所和藩校之外，日本还有民间学塾和寺子屋——民间学塾主要是一些学者自己开办的学校，传播儒学、国学，后来转而教授外语和技术。学生也不仅仅局限于武士阶层的子弟。江户幕府末期和明治维新时期的高杉晋作、伊藤博文、福泽谕吉等风流人物都毕业于民间学塾。寺子屋则是进行儿童教育的民间学校，从城市到乡村寺子屋随处可见。据《日本教育史资料》统计：19世纪初登记在册的寺子屋就已有16560家，到明治维新前夕算上没有登记的非正规寺子屋已达到7万家之巨。
1841年幕府在首席老中水野忠邦主持下实行天保改革，表面上看这次改革和之前中、日等东方国家传统意义上的改革没多大区别，似乎完全不能和近代化挂钩，然而实际上这次改革是幕府在仔细分析了自前一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后为挽救自身统治危机为采取的应急手段。改革的要点内容大致如下：①巩固幕藩领主制经济基础,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强迫外流的农民返乡，严格限定农民外出做工期限，严禁农民从事副业生产。② 抑制物价上涨,实行公定价格，禁止奢侈，矫正风俗，严格限制城乡人民生活，并且解散“株仲间”（同业公会），以废除其对商品的垄断权，实行自由交易，增加江户商品进货量。③为增强幕府经济实力,稳定财政收入,1843 年9月发布《上知令》（封地调换令），宣布将江户城周围10（日）里、大阪城周围 4（日）里范围内的大名、旗本领地收作幕府直辖领地。④为避免重蹈中国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覆辙,缓和同西欧列强的紧张关系,幕府撤销1825年的《异国船驱逐令》，发布《燃料淡水供给令》，只要外国船只有求，就可以供应燃料、淡水和食品。⑤实行富国强兵策，加强对江户湾等战略要地的警备，以巩固海防。幕府的对内改革措施实质在于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维护和加强封建领主所有制，因此未能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反而导致经济混乱，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1843年9月水野忠邦下台，改革失败。在幕府改革前后地方藩主大名们也进行了改革，这其中以萨摩藩的改革最为典型：萨摩藩改革前负债累累，出身下级武士的家老调所广乡1827年上台后，以赖帐的办法实际上取消了对三都（江户、大阪、京都）大商人的债务关系。为增加财政收入，致力于引进先进农业技术以提高产量，发展商品经济，实行红糖藩营专卖制度。军事上采用洋式炮术，制造枪炮、火药。其改革为以后藩主岛津齐彬实行殖产兴业、充实洋式军备的政策开拓了道路。在长州藩，主持藩政改革的村田清风致力于新士风和武士教育，同时压缩财政开支，以37年为期偿还藩和武士借债，以整理借债。缓和专卖政策，减轻租税,并加强以下关为据点的藩营商业和海运活动,奖励洋学，采用洋式兵术。在肥前藩，藩主锅岛直正在农村实行均田制，推行陶器和煤炭的专卖政策，并铸造大炮，建筑炮台，以增强军备。在中下级武士参与并领导下，以整顿财政和富国强兵为目标的藩政改革基本上取得成功，奠定了左右幕末政局的经济和军事基础，给予日后的树立维新政权运动以重大影响。除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之外，此时民间各种思想流派出现了大爆发的现象，而在1853年美国黑船造访日本后这种现象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了：当时只有22岁的孝明天皇对一切进入日本的外国人和外国势力都极为厌恶，并且他也敏锐地意识到在外国入侵的威胁之下自己有望摆脱幕府的控制而独立发声，于是他开始公开表明自己反对外国势力的立场。此时在日本的地方藩主大名中水户藩向来以鼓吹尊皇论而闻名日本，既然天皇陛下已表明了反对外国势力的立场，于是水户藩不失时机地提出一个新概念：攘夷——就是把一切外国势力赶出日本的意思。对此有人给出了两个字的评价：愚蠢，此人名叫佐久间象山。佐久间象山在鸦片战争发生后不久就以魏源的《海国图志》为蓝本写出一部《海防八策》。该文的主旨是：日本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必须要在以后的世界潮流中掌握海权，而当前尽管无法敌过西洋的坚船利炮，但也该有所准备——比如多造炮台，尽可能不要进口大炮，而采用国产武器等等。
然而思想的大爆发是一件利弊参半之事——当时的日本形成了四种政治思潮：尊王、佐幕、攘夷、开国。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对国家和百姓最有利的，可有时爱国之心也会成为祸国乱国的根源——由于政见不同当时的日本街头常有人拔刀互砍。直到一个叫坂本龙马的土佐下级武士站出来大声疾呼：”日本的问题不是军事、经济的问题，而是团结统一的问题，日本必须用同一个声音在国际上发言“。他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四处奔走，将原本政见各异的各路政治派别凝聚在一起。尽管当他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后就遇刺身亡，但被他凝聚起来的政治势力推行了彻底改变日本命运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的基本理念是：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三、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历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日本基于这样的理念推行了如下措施以期实现富国强兵：1、废藩置县——这点我们的老祖宗在秦始皇那时就做了，所以后来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称日本明治维新为周秦之变，简而言之就是变分封制为郡县制以加强中央集权；2、殖产兴业——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产业文明制度。但和西方列强有所不同的是日本更热衷于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以各种政策为杠杆，用国库资金来加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3、军制改革——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当兵打仗是武士阶层的事，平民百姓是不能当兵的。明治维新打破了这一界限，面向全社会发布了征兵令。与此同时引进西洋武器装备，学习新式战法。通过明治维新改革，日本奠定了崛起的基础。和西方列强有所不同的是日本更热衷于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以各种政策为杠杆，用国库资金来加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完成币制的统一，设立了近代化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公债、股票也开始在日本出现，近代化的新式工厂、矿山异军突起。政治上日本实现了君主立宪制。经济上日本由农业国家逐渐变成了工业国家。军事上西式军队代替了封建武士，洋枪洋炮代替了武士刀。
日本毕竟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弹丸小国，市场规模有限，所以其发展仍是举步维艰。这时日本想起了吉田松阴的主张——那就是通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的侵略来转嫁自己的发展危机。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后通过《马关条约》侵占我国宝岛台湾；191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扩大在我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并取得了南库页岛；1910年日本通过《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一战中日本对德宣战，占据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1931年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启侵华战争序幕；1937年日军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对中国展开全面侵略；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军偷袭美军太平洋基地珍珠港，随后席卷香港、泰国、缅甸、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以及太平洋上一些岛屿。侵略战争的频频得手使日本获得了丰富的物资补给和庞大的商品倾销市场，加速了日本国内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激起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反抗。二战后期随着日本在各条战线的频频势力日本国内经济也已达到满负荷运转。到二战日本战败投降时其国内经济已陷于崩溃状态：由于粮食的缺乏，只得实行配给制——每人每天限定食用297克的食物，这其中30%是白薯、大豆和豆饼，米面和肉类几乎快要绝迹了。与此同时在国家的配给制度之外整个日本涌现出了6万个倒卖各类物资的黑市，黑市上的米价涨到了政府配给物价的130到180倍之间。全国城乡失业者高达上千万，另外还有150万肺痨患者、200万战争孤儿和1800万无家可归者。美国占领当局必须每天向日本提供100万美元的资助，至少运来6000吨大米才能保证尽可能少饿死人。
然而时光仅仅只过去了十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开始以每年9%的增长率递增，从1965年开始到1970年这一数据又被翻新为10%。那么战后的日本是如何从一片废墟之上重新站立起来的呢？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工业化道路上已有近80年的积累，尽管战争摧毁了有形的工厂、银行、学校、医院，但却无法摧毁无形的技术、人才、制度优势。甚至在更早的1850年日本男孩识字率就达到了45%上下，女孩为13%左右，这一数据不仅超过了同时代的清朝，甚至也超过了欧美列强。人们脑海中这些无形资源在战争保留了下来并成为战后重建的有力支撑。那么日本究竟是如何具体运用这些无形资源实现战后复兴的呢？鉴于日本战后糟糕的国内经济状态当时东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有泽广巳提出用倾斜生产方式解决当时日本面临的困境——利用当时日本还能动用的为数不多的经济资源集中于重点行业领域以期实现质的飞跃，说得通俗些就是就是有多少米煮多少饭。1946年8月12日当时的吉田内阁在根据有泽广巳的倾斜生产方式理念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并将煤炭和钢铁列为重点产业，实行低息优先贷款和价格补贴政策：先将全部进口的重油拨给钢铁生产部门，再将由此增产的钢铁投入分配给煤炭生产部门，以相互促进的办法以期实现两个产业的循环增长，进而再把生产出来的煤炭和钢铁分阶段投入其他产业部门，以摆脱生产萎缩、供给不足的现状。在这一时期日本尽管在政治上受美国占领当局的管辖，但在经济政策上却没选择传统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路线，而是采取了一种介于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苏联的计划经济之间的以国家干预主导为基本特征的统制经济模式。在日本战后最早上台执政的两届内阁——吉田茂内阁和片山哲内阁都坚持推行倾斜生产方式，试图以政府的强力干预重振已陷于崩溃境地的日本经济。在日本战后百废待举的时期这种政府强力干预的行为的确促进战后的恢复重建工作，然而所有资本投入完全依赖于国家的复兴金融金库，财政压力自然很大。越来越多的日本经济界人士开始意识到：这种政府强力干预的模式只能是日本应对迫在眉睫的战后恢复重建工作的应急对策，真正要实现日本的经济复兴还是要加大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片山哲内阁时期相继让著名的经济学家都留重人、下村治、大来佐武郎、稻叶秀山等人加入内阁，此后日本的经济学家在日本内阁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对日本的经济复兴显然是有利的。1947年日本的煤产量比上年增长了28%，达到2932万吨；1948年原煤又上升到3477万吨，比上年增长18.6%。与此同时普通钢材的产量比上年增长了116.3%，机械工业生产指数比上年增长了71.3%。
与此同时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格局日益形成，美国决心将日本打造成自己在亚洲封锁围堵社会主义国家的桥头堡，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美国对日本的政策由打压逐渐转向扶持。这一时期美国对自己的欧洲盟友推行了马歇尔计划以恢复振兴欧洲经济，而在日本道奇路线则应运而生：日元对美元的单一汇率被确定为1美元兑换360日元，这一措施从根本上决定了日本经济的稳定。道奇宣布单一汇率后进出口商品实行统一汇率，扩大了日本的进出口贸易，更是有利于日本的出口，为日本的贸易立国奠定了金融基础。在日本国内经济学家的倾斜生产方式下生产逐渐恢复了，然而通胀问题又日益严峻起来。在道奇路线的指引下通胀被遏制住了，却带来了近百万工人的失业问题。1949年9月由于英镑贬值压迫到日本的出口，于是日元汇率也随之下跌。这时日本政府开始认为道奇路线已无法解决日本经济面临的新问题，因为这时其他国家的战后经济复兴都已走上正轨，日本却依然在萧条的边缘徘徊，于是日本政府打算放弃道奇路线而改弦易辙，可美国占领当局却不同意。无可奈何的日本央行和政府只得采取金融紧缩政策，而这使本就不景气的日本经济更加雪上加霜。然而就在第二年一切都改变了，因为朝鲜战争爆发了：朝鲜战争中美军的司令部就设在日本东京，日本成为美国海军、空军出击的基地，同时也是美军军需物资的中转补给基地。一时间军事订单如潮水般涌来，而以船舶、铁路等为代表的交通运输行业则直接在军需物资的周转调度过程中被最大限度地运营起来。不难想象这些对当时处于萧条状态中的日本经济而言将带来何其巨大的提振。持续3年的朝鲜战争使日本从美国获得了高达10亿美元的“特需”收入，这还没考虑到驻日美军以及其他所有外国驻日机构在日本消费所支付的款项。相比直接的经济收入而言：驻日美军以及其他所有外国驻日机构需要日本人为其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这就为日本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就业的增长又进一步提升了日本的内需，从而促进了宏观经济的整体发展。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日本兴办了大量工厂，基本实现充分就业，股票市场也开始回暖，外汇收入猛增，棉纺织品的出口量跃居世界首位。到1951年日本经济已全面恢复到战前水平，随后日本利用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实现了经济的加速发展。
1955年日本农业取得大丰收，与此同时日本各项经济指标都已超过战前最高水平，这一年日本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战前的135%、工业产值达到战前的158%、农业产值达到战前的148%、人均实际国民总产值达到战前的105%。以此为标志日本已走出战后经济恢复重建时期，开始真正迈向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就在这一年日本政府公布的战后《第十次经济白皮书》中强调：在恢复中求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从此以后日本的发展要依靠实现现代化，于是提倡科技创新的呼声日益强烈。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在科技教育领域奠定的基础并没在二战中被摧毁，相反在战后日本进一步强化了自己在科教领域的实力——义务教育从六年提高到九年，到70年代日本的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达到97%、大学入学率达到30%。日本在科教领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为日本经济的进一步振兴提供了人才优势。1961年12月27日当时的池田内阁正式通过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一计划的核心在于：以10年为期限力争使日本国民的收入在进入70年代时比60年代初增加1倍以上。这一计划的提出和实施极大提升了人们的劳动工作热情。战前日本的工人曾在财阀的盘剥克扣下一天辛勤工作十几个小时，却连维持他们和家人基本生活的食物都无法获得；然而在1945年12月22日终于可以组建自己的工会组织，1946年9月27日他们获得了罢工的权力并且企业主不再能随意开除他们，1947年9月1日他们获得了最低工资保障和对最长劳动时间的限制性规定。战前日本的农民曾不得不在地主的田地上挥洒汗水，满怀憧憬地渴望获得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1946年10月21日国会通过的《土地改革法案》在一夜之间不流一滴血、不杀一个人就使所有无地农民都获得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开始完善各种国民社会福利保障，这一切大大提升了日本人民的工作积极性，到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
进入70年代后日本已在造船、电视、半导体、汽车等产业领域超过美、苏、德等国而居于世界首位，在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合成树脂、新闻纸等领域居于世界第二，钢铁、化肥、水泥、毛线等领域位居世界第三。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日本国民在实现充分就业的基础上每年可以拿到多于4个月工资的奖金，彩电、冰箱、空调、洗衣机......都在这时进入了普通家庭。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发展正经历着急剧的转型：在此之前日本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产业为主，这一时期日本开始着力发展以电子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为此日本明确将科技立国作为基本国策。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的数控机床在全世界机床总数中的比重已达到52.7%，日本的机器人数量占全世界拥有量的70%。进入80年代后国际形势的发展使日本呈现出一枝独秀的面貌：苏联由于阿富汗战争以及美苏军备竞赛，加之东欧诸国剧变，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美国则在经过1980年代中期的经济周期后逐渐走入低谷：住房金融产业出现危机，社会信用危机日益严重。此外经常性国际收支趋向平衡，但国内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也不断上升，财政赤字创下历史纪录。当美、苏两极都走上下坡路的时候日本经济却一路高歌猛进，日本人甚至在讨论买下整个美国的话题。这时出现了“日本是世界第一”的口号，全体国民预感到“日本的时代”即将到来。当日本人热衷于探讨买下整个美国的话题时他们可能忽略了一点：美国是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全方位的霸主，美国甚至在日本本土驻军，这意味着美国完全可以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凭借自己更为雄厚的政治军事实力逼日本就范。与此同时即使单纯就经济实力而言：尽管日本经济一路高歌猛进，甚至已威胁到美国的地位，但这只是面上的事，不要忘了美元始终是国际结算货币，而国际贸易市场也处于美国的掌控之中。在全世界拥有政治、经济、军事全方位霸权的美国很快拉拢英、法、德等主要经济大国一同打压日本经济，再加上日本经济自身固有的结构性矛盾终于导致其泡沫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的破产，日本由此进入了失去的二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