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教实际是摩尼教传入中原后的名称，由波斯萨珊王朝时期摩尼所创。在公元六世纪左右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再从新疆传入回纥。唐代宗大历三年时，回纥向大唐请求建摩尼寺于江淮等地。唐武宗掀起灭佛行动时，摩尼教遭受打击，从而演变为秘密宗教组织，以教义崇尚光明为由而改名为明教。那么朱元璋与明教，大明王朝与明教有没有关系呢？
（明教剧照）
明教的发展开篇说过，摩尼教遭受唐武宗灭佛的影响后改为秘密的地下组织，它通过吸收本土宗教道教思想，利用民间的信仰与崇拜，改称明教。它的主导思想就是让人们相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即黑暗即将过去，光明马上就会降临。
看到这里就会联想到造反了吧？这种思想就是极易鼓动纯朴的人民群众，跟着操盘的造反头子，对抗“黑暗”的统治。所以明教供奉的祖师爷就是东汉末年的黄巾军领袖张角，那个曾经喊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造反头子，就是这位祖师爷，将形同累卵的东汉政权送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武侠小说里明教聚众谋划反元）
摩尼教本来就属于外来户，再受到统治者打压之后，自然而然的会产生抵抗的情绪。祆教和景教在摩尼之后也同样被打压，结果就是隐藏于地下秘密传教，与统治阶层做斗争。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明景合流”，二者形成了共同的需求，拧成一股绳，成为造反头子发动起义的宣传工具。比如五代后梁的毋乙起义、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王念经起义，都是以明教为旗帜拉起了队伍。
（方腊起义）
到了元朝，虽然统治者对人种作了等级划分，但他们对于各种宗教却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这很有可能是因为西征的路上，采取宽松的宗教政策赢得了不少民众的归附。元朝统治者借鉴了西征的经验，为了稳固统治根基而选择求同存异。但对于宗教的破坏活动，元朝政府也是明令禁止的，在《元史.刑法志》中就记载了元朝廷禁止“白衣善友”活动。意思就是禁止那些于民间秘密结社，假托佛道，伪造经文的民间宗教。
（武侠小说里明教斗殴失利后诵读教义）
说白了就是武侠小说里常说的“魔教”、“邪教”，他们的特点是反抗性强、组织能力强，这会对元廷的统治造成威胁，对社会的安定也会造成威胁。但事实上，明教在元朝处于合法地位，并没有受到打压，在元朝真正的从地下走进了光明。所以《倚天屠龙记》里，明教常被六大门派骂为“魔教”，人家能不动气吗？朝廷都承认合法地位了，干架是肯定的了。
朱元璋与明教是否有关既然元朝承认明教的合法地位，那么元末的造反就不太可能以明教的“光明理论”为旗帜，因为元朝廷已经给予了教众光明。那么红巾军的操盘手韩山童是以那种形式鼓动群众的呢？
（白莲教剧照）
其实韩山童并不是明教教众，而是一个白莲教教徒，白莲教才是一个秘密结社的民间宗教，与元朝禁止的行为非常吻合。其教徒常于公社中聚集传教，官家查住了就手捧佛经，示人以佛门俗家弟子，所以在宋朝就被朝廷定性为半僧半俗的秘密团体，由唐至元，一直是朝廷打压禁止的对象。只是在元仁宗即位(1311)后的十年里授予过合法地位，至英宗即位后又立刻禁止了其一切活动。这才是能够煽动纯朴群众的根本因素，由于白莲教教徒受到打压，所以当元末社会矛盾激化时，最容易被利用的就是白莲教教徒，容易以他们为基础进行裂变。
韩山童其实也属于纯朴的农民，但他身边有一位不那么纯朴的富家子弟，这个人叫刘福通。这个刘福通一边当着元朝的官，一边做着家族生意，但元朝廷修河道的时候将刘福通家的大宅子给冲毁了。气不打一出来的刘福通就想到了信奉白莲教的朋友韩山童，拿着家底儿给韩山童一通包装，摇身一变成了宋徽宗后裔。并利用韩山童多年传教的经验，一同喊出了“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宣传口号。
（佛教里的孔雀明王）
这个宣传口号一直让人联想到明教和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但这个是有很大争议的，著名学者王见川曾在《从摩尼教到明教》一书中做出过论证，讲到 “明王出世”的口号并未出自明教经典，而是来自金刚禅等所研习的《大小明王出世经》。 更多学者指出“明王出世”实际上是佛教密宗中的“孔雀明王出世”，这才符合前一句口号“弥勒降生”，再结合白莲教半僧半俗的特性，说明红巾军起义跟明教没有关系。
其实就当时白莲教与明教所处的地位看，明教没有造反的需求，毕竟作为宗教，朝廷承认合法地位就已经不需要苟且偷生了。且在乱世之中拥有固定的传教场所，自给自足，独立于税收徭役之外，没有造反的理由。白莲教也并不需要拉上一个合法宗教共事儿，二者之间能够融合到一起是在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废除了明教的合法地位，将重见光明的明教再次打入地下，称其为“左道邪术”。这才是白莲教与明教走到一起的原因，由此也能看出朱元璋应该也不是明教徒。
（小明王）
而当韩山童去世后，刘福通扶持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为“小明王”。这个是按照“明王出世”的宣传标语树立起的“天下共主”，实际上也是刘福通为了建立割据政权而拥戴的傀儡皇帝，所以当大宋政权建立后，天下起义军就有了归属感和凝聚力，也有了共主。淮西一带起义军领袖郭子兴，也是白莲教徒，所以要奉大宋政权为正统，朱元璋又是出自郭子兴部，以小明王为正统也在情理之中。
当朱元璋独自发展打下南京后，被小明王任命为行中书省平章，朱元璋于应天中书庭内设御座，每逢节日必俯首遥拜。而后来刘福通决策失误，四路伐元失败，随着内部分裂斗争，大宋政权很快丢失汴梁城，刘福通战死，韩林儿桃往安丰。
公元1364年，张士诚进攻安丰时，朱元璋也是不听刘伯温劝阻，亲率大军解救，以致陈友谅袭其后方，围困洪都整整85天，后经鄱阳湖死战，才化解了这次危机。事过之后，朱元璋才觉后怕道“我不当有安丰之行，使友谅趁虚直捣应天，大事去矣！”这件事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在朱元璋看来，在未推翻元朝前，必须保证小明王的正统地位，这是为天下义军树立的精神标杆；其次，真当威胁自身利益时，该不顾小明王就不要再顾了，关键时候那就是个拖油瓶。至于后来小明王沉船身亡是不是朱元璋的安排就不得而知了。
讲述这个事情，主要是为了说明朱元璋虽然不是明教教徒，但“明王出世”这个宣传，以及小明王的正统地位，他是认可的，至少是暂时性的认可。因为他是要收拢义军人心，进行全国统一战争的。到了朱元璋建立明朝，将大吴改为大明，这就出现了人们的第二个瞎想，即朱元璋是取明教的明字为国号。
国号与明教是否有关“惟明太祖以至正二十七年称吴元年，次年即帝位，始定国号曰大明，纪元洪武。吴非国号，亦非年号。至大明则非初起之地名，亦非所封之爵邑，亦非如后唐后汉之追溯其所始。”——《明教与大明帝国》
吴晗先生为了证明明教与大明有关系，称“吴”并非朱元璋政权的起始国号，“明”既不是朱元璋起兵的地名，也不是延续以前汉族政权的国号，更不是古代食邑的封号。这个字就是出自于明教经典《大小明王出世经》，这又回到了明王出世的争论。
（徐达北伐）
其实上文已经分析了，朱元璋并非明教教徒，元末农民起义也与明教没什么关系。所以关于大明的国号，吴晗先生的说法并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早在韩山童标榜自己是宋徽宗的八世孙时，就已经提出“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这是借着大宋名号，煽动汉人起来反抗蒙古人的统治。其中的“日月”二字合并在一起就是明。若从继承性上讲，朱元璋在割据时期一直奉小明王为正统，在力图北伐时就更需要利用这种正统思想树立标杆，毕竟北方还有大批的汉族人口。取日月重开的意思，以明王的字眼为国号，是符合时局需求的。
“本家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家巷，在通德乡。”——《明太祖实录》
如果放眼古代神话，黄帝的曾孙火神祝融的故墟是在南京，与朱元璋本家一致，朱元璋自比祝融的后代。祝融本来就叫“朱明”，即赤热光明之意，“明”作为国号乃追根溯源。
刘伯温也从五行上做过解释，“明”字里面的日月是朝廷的正祀。朱元璋起于南方，元朝位于北方，从方位上讲，南方为火，属阳；北方为水，属阴。以火制水，以阳消阴，以明克暗，符合阴阳五行的运行。其理论依据就是《易经.乾卦》、《诗经.大雅》，这两个儒家经典中都有“大明”的字眼。前者以“大明”代表着光明周而复始，成就天地四方；后者以“大明”歌颂周文王千秋伟业。后来的后金将国号改为大清，也是以五行之法，取清克明之意，表明了入主中原的野心。
所以，非要将大明的国号与明教扯上关系并无意义。朱元璋称帝后下诏严禁白莲教、明教，并写进了《大明律》，这很好的佐证了朱元璋并非明教教徒，明朝的建立与明教也没有什么关系，更不会依靠明教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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