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经过影视剧的演绎，成为人们眼中的圣人形象，事实上也是如此，“千古一帝”的评价都是政绩累积出来的。然而康熙帝晚年出现了政治、经济上的倒退现象，这被看做康熙帝晚年昏聩的体现。其实历史上不乏圣明君主到了晚年走下坡路的例子，如汉武帝，梁武帝，唐玄宗等。这仿佛是一种规律，毕竟封建君主难以突破的并非是历史评价，而是家天下的政权延续性，这种思考会从继承人的选择开始，穿插着怠政、享乐，甚至追求长生不老！康熙帝晚年的“昏聩”主要表现四个方面，以下逐一分析他“昏聩”的原因。
立储问题的后遗症“九子夺嫡”康熙皇帝立储可以说是开辟了清朝的先河，康熙十四年（1675年），两岁的二阿哥胤礽就被康熙帝立为皇太子。这其实是个很好的举动，有利于改变议政王大臣会议对皇位继承的干涉，就像南书房的设立，减少行政决策权的外部干预一样。然而二阿哥早早成为太子，难免有一群早早站队的大臣，这就将胤礽“培养”成结党营私的骄横储君。
“从前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将索额图处死。今胤礽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康熙起居注》
这还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康熙帝是历史上在位最久的皇帝，将小阿哥熬成了老太子，这不仅使储君坐立不安，也让早早站队的大臣失望至极。所以太子越来越出格，康熙帝当然也不能惯着，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太子党的首席智囊索额图被杀，太子与康熙关系趋于紧张。五年后，康熙帝以皇太子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的理由将其废除。
废太子事件并不能说明康熙昏聩，而是他处置了别有用心的太子心腹，引发了太子的不满与异动。索额图本是康熙朝的重要大臣，为大清朝也算尽职尽责，康熙又何尝舍得杀了他。这也算是为太子提个醒，但太子非但没醒悟，还变本加厉的与康熙帝对着干，废太子没毛病，此后康熙也向大臣商议过令立太子的人选，但挑来挑去还是觉得监国经验丰富的胤礽适合，于是在半年之后又恢复了胤礽的太子身份。这也是为了缓解首次废太子后，大阿哥与八阿哥立即陷入争权的矛盾，所以康熙帝并不是不懂储位涉及国本。
但后来胤礽等不及了，开始策划皇帝让位，所以康熙帝的权威受到挑战，不废太子怎么也说不过去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胤礽再次被废，这才算引发“九子夺嫡”的直接原因。而从深层次来讲，康熙帝的政治智慧和驾驭之术，才是九子夺嫡的根本原因。由于皇子背后的官僚站队趋于分庭抗礼之势，为了达到政治上的平衡，康熙帝便对大阿哥，四阿哥，八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等皇子委以重任。这既可以维护官僚集团的稳定，为能通过制衡而加强皇权。
但康熙帝没有想到的是，在储位空缺时，各皇子虽能形成制衡，但也避免不了结党营私，朝廷风气为之一变，以至家事夹杂着国事，让康熙帝心力交瘁，无法处理。可以说储君的废立并不是昏聩之举，要说康熙在这个问题上有污点，那仅限于他对权力的控制欲太强，试问哪个皇帝不是如此呢？乾隆帝倒是早早退位，但让位不让权，导致年迈耳聋之际，和珅上位成二皇帝，嘉庆则排行帝国“老三”，这种情况岂不更糟？
党派与贪官横行党派问题也可以看做皇帝的驾驭之术，历朝历代都有党派，这是基于利益关系、政治见解以及站队问题的结果。擅长驾驭之术的皇帝往往希望党派的存在，因为这样才能更好的形成权力制衡，比如明朝的嘉靖皇帝，在家修仙炼丹也可掌控朝局。然而党派不同于党争，党争的形成说明皇帝的权威受到挑战，它的表现形式为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攻击，很显然康熙晚年并没有出战党争现象，而九子夺嫡仍然是围绕着皇帝这个核心进行的，也就是说康熙帝尚且能够控制局面，并具备绝对的威严。
至于康熙后期的吏治问题，可以看做是对拥有杰出贡献的大臣，进行了睁只眼闭只眼的政治回馈，这也是封建朝代避免不了的。康熙执政前期的丰功伟绩不用赘述，但这些功绩的背后都是才识超群的官僚体系，这些人帮助康熙帝加强集权统治，开疆扩土，维护国家统一，可谓是国之柱石，这些人或是自己，或是恩荫的子弟，都成为康熙后期的高官重臣。
然而，清朝继承了明朝的俸禄制度，明朝是出了名的俸禄低。清朝正一品官员的年俸为一百八十两白银，九品官员为三十一两五钱二分，衙役之类“未入流”的官员，单靠俸禄都难以养家糊口。另外，康熙执政前期，如果遇上平“三藩”这样的大事件，都是停发官员俸禄来解决军费紧张问题，这一停短则一年半载，长则三年五年。
州县级别的官员还要拿自己的俸禄聘请师爷、青吏等办公人员。据《春明梦录 》记载 ，清朝大臣出行坐轿，抬轿的支出一年为800两；出行坐车，少需备够三马，一年支出400两。而且在清朝做官，送礼都是惯例，下级进贡上级的名目众多，如夏天防暑降温的“冰敬”、冬天驱寒取暖的“炭敬”，每逢佳节需要向上进贡“节敬”、此外还有上级办喜事的“祝敬”、年关时的“年敬”等等。
“夫官之清廉，只可论其大者，廉吏亦非一文不取。”——《康熙起居注》
所以在清朝，官员的俸禄入不敷出，康熙之所以施行宽政，也是出于对官员现状的了解。在他执政前期，停俸支持战争的事情不断，这也是官员为朝廷做出的牺牲。所以到了天下太平的时候，“吃火耗”等都被宽恕，他对官场盛行送礼之风的态度也是“大不可必追究”。当有谏言裁去两淮盐课陋规银时，康熙的回答是“此一款去不得，必深得罪于督抚，银数无多，何苦积害。”
“总督1.3万一2万两；巡抚1万一1，5万两；布政使5000~9000两；按察使3000一8444两；道员1500一6000两；知府800一4000两；知州500一2000两；知县400一2000两”——《大清五朝会典》
这被看做康熙帝执政后期的吏治不明，监督失效，贪腐成风，从而将国库空虚与之联系。其实雍正帝上台确实追查了很多贪官，但治贪的同时，雍正帝又推行了“养廉银制度”，也就是将康熙帝时期的潜规则，加以制度保护。这个制度无非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它从政府层面认可加征火耗的行为，将火耗收归公有，以补各地亏空。同时雍正认识到官员俸禄难以满足“正常”开支，所以用归公的耗羡来“凭大吏酌量分给，均得养廉入”。与其说雍正圣明，不如说他出“卖了”康熙，以明代暗，将康熙打入了吏治不明的深渊。
安于享乐、荒淫怠政这一点与康熙帝的影视形象格格不入，因为我们在电视里看见的康熙帝是一个勤勉的形象。尤其是乾隆帝下江南这样的事件烘托下，让人觉得还是康熙爷勤勉。但其实清朝下江南的首创还真是康熙帝，而且共有六次。近代学者将康熙下江南看做安于享乐的证据，并且由于经费紧张的问题，康熙帝以曹寅为江陵织造，代管大运河钞关，兼任江淮巡盐御史，睁只眼闭只眼的给予他运河收入、盐税收入，这些灰色收入都用于康熙下江南。后来雍正即位，曹家还不上康熙下江南的亏空，继而被抄家，这个事情就是《红楼梦》里贾府的原型。
“皇帝荒淫无度，贿赂公行，政令大乖，动作无常。巡行之际，劫奸观光女子，怨声颇多矣。”——《朝鲜李朝实录》且在朝鲜的史料中，说康熙帝下江南时光顾着寻花问柳，简直就是一个昏君形象。其实康熙帝六下江南，每一次都有不同目的，与乾隆爷的游乐是有区别的。比如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后，视河务为首政，因淮、扬水灾影响广泛，康熙帝为此殚精竭虑，日夜焦劳，惟恐官员治河失法，所以才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举南巡之典。
与第一次相同，康熙帝六次江南之行的核心目的单是为了治河、导淮、济运。当时，江苏淮安是黄、淮、运三水交汇之地，为黄淮襟要、漕运锁钥，高家堰又是拱卫里下河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屏障，因此，淮安地区是清代治河的关键，康熙每次南巡必到淮安，指授治河方略。所谓曹寅敛财帮助康熙南巡，确实有享乐的成分，每个地方的行宫、戏台子都得花钱，但江淮盐税大部分支持了河道的治理，并不是人云亦云的享乐、怠政。至于寻花问柳，人家是皇帝，寻个乐子不能算是昏聩吧。
迁界禁海这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这个政策是指，康熙帝为避免郑氏海军通过袭扰沿海，获取供养的物资与人口。在祖国的沿海边画了一个圈，在这个圈外设立界碑，修建界墙，把圈内的沿海居民强制迁移。所以当时的福建沿海地带形成了一个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无人区。
这样一来，郑氏政权得不到沿海的物资，为后来施琅攻陷台湾统一全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迁界禁海政策执行的或许残暴，且不计后果，没有任何劝导的过程，大批清军进入福建和广东，强制搬迁。对拒绝搬迁的百姓就地格杀，以广东地方史志记载，每一个搬迁的村落都是尸体满地，往日繁荣的城镇市集变成一片废墟。自明朝起欣欣向荣的沿海商品经济，完全被杀的绝迹，严重摧残了明代晚期以来东南沿海地区的原始资本主义经济，从而和诸多闭关锁国的政策一起，改变了历史走向。
而清朝的海禁政策始于顺治皇帝，他以“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的将沿海居民内迁。康熙帝在平定台湾后开海禁，先后于康熙二十三至二十五年间（1684-1686）设闽、粤、江、浙四大海关，管理辖区内数十个对外通商口岸的外贸事务。后来面对日益严重的“海寇”活动和西方势力在东亚海域的潜在威胁，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又实行了南洋禁海。所以康熙帝是清朝全面开海的尝试者，并不是禁海的始作俑者。无论是沿海居民的内迁，还是禁海政策的推行，都是一种政策惯性，在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时，前人的经验就是最好的政策，这并非昏聩的表现。
综上，康熙帝晚年的“昏聩”只不过是与执政前期的比较罢了。一个皇帝到了垂暮之年，储位的选择本来就很敏感，康熙时期的皇位继承仍然受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影响，他能够早早做出立储一事，本就是一种突破。在皇帝传承的问题上，真是“早死早托生”，在位越久，储位的风波就越大，汉武帝的“巫蛊之祸”不也是害的太子丧命？至于享乐、怠政、和贪腐问题，这是封建社会中难以避免的问题，老生常谈的话题没必要以昏聩冠名，因为封建君主的特权造就了不公平的世界，就像殉葬制度，能说古代要求殉葬的皇帝都残暴吗？最后的迁界禁海，无疑是政策惯性导致的“昏聩”决策，但放在当时，谁能提出不昏聩的、切实有效的方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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