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这个词，是与“南洋”相对称的。
咸丰十年（1861年），清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三口通商大臣及南洋通商大臣；同治五年（1866年），两江总督（辖今江苏、安徽、江西，驻节南京）加以五口通商事务，授为南洋通商大臣；同治九年（1870年），清廷裁撤三口通商大臣一缺。裁撤后，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均归直隶总督经管，颁发钦差大臣关防，称"北洋通商大臣"或"北洋大臣"。
这是“南洋”和“北洋”名称的开始。
从某种意义上讲，北洋大臣是为当时直隶总督李鸿章专设的。1870年代，清廷缺乏力挽狂澜，担当重任的人，数来数去，也就李鸿章，于是乎，清廷索性将直隶、山东、奉天三省的通商、洋务、外交、海防以及官办军事打了个包，统统交给了李鸿章。
李鸿章执掌北洋大权十五年后，清廷遭遇甲午战败，李鸿章名誉扫地，老淮军那一套也就不吃香了。这时候，乱世枭雄袁世凯通过上下钻营，拿到了小站练兵的差事。
这是袁世凯日后崛起的关键一步，也是北洋军阀横空出世的奠基之步。
袁世凯小站练兵，的确是雄才大略的，既识时务，又懂得尽用新旧人才。袁世凯的小站新军，所有将校，一小部分是淮军宿将，这么用人，等于是把李鸿章的淮军精华全部继承了过来；一大部分则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这么用人，既囊括了新式人才，又有利于打造出区别淮军的新式军事集团。
后来有人评价，袁世凯小站练兵，是雄主揽尽豪杰，小站旧人几乎囊括了后来北洋军阀中的所有重要角色。
的确是这样。
袁世凯自不必说，做过民国大总统、总理的，如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等，基本都是小站人杰。
各省的督军或者巡阅使，如李纯、吴佩孚、王占元、陈光远、段芝贵、陆建章、张怀芝、张敬尧、卢永祥等等，无一不是小站旧人。
就连后来闹复辟的张勋，也曾一度投身小站；甚至冯玉祥，孙岳等一些革命党，当年也都是北洋新军中走出来。
如果说袁世凯小站练兵，是北洋军阀的孕育期，那么，当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北洋军阀就一步一个脚印走向了历史的前台。
袁世凯在世的时候，北洋军阀是一个整体，都聚在袁世凯这一杆大旗下；袁世凯死后，由于北洋内部缺乏绝对的权威，段祺瑞有那么一些意思，但终究离袁世凯树立的权威尚远，北洋军阀迅速走向分裂，谁也不服谁，谁都想做北洋大哥。
在朴素的历史意识中，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军阀横行，则意味着割据，意味着混战。
北洋军阀完全继承了这个传统，也正因为继承了这个传统，北洋军阀也就名副其实地成了大家印象中的那个样子。
纵观北洋军阀的历史，派系之分、之争，大概是这样的——前期，势力最盛的是以段祺瑞为首领，以徐树铮、曾毓隽为谋主的皖系；与之争权夺利的则是以冯国璋为首领，以曹锟、李纯、王占元、陈光远为巨头的直系；冯国璋卸任大总统，早逝之后，直系曹锟、吴佩孚便接过了大棒，随之而来的则是新直系和老皖系的两雄争霸；直皖相争的同时，雄踞东北的奉系张作霖势力发展十分迅猛；皖系被直系击败，直奉两度厮杀，这是北洋的中期；随着冯玉祥的西北军倒戈，直系大败，奉系大胜，南方的新直系孙传芳以及各路地方军阀相继加入混战，北洋的末期也就到了。
当然，终结北洋军阀的还是南方的国民革命军。
但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并没有改变军阀割据的现实，因为他们所谓的革命性，依旧装在旧瓶里，而且那旧瓶里还有许多旧军阀留下的残渣。
所以后来，我们又陆陆续续地看到了许多新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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