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黄兴、袁世凯、黎元洪被誉为民初四大巨头。比起前三位的赫赫有名，黎元洪留给后世的印象只有在武昌首义期间，在姨太太床底下瑟瑟发抖、不愿出头的滑稽形象。
这位被一群年轻士官“黄袍加身”的首魁，一生跌宕起伏，他曾经被誉为“中华民国第一伟人”，却在晚年规劝子女“毋问政治”，大有一种“索然无味”的事后感。
有人说他是“民国元勋”中最无能、最窝囊的一位，评价虽说准确，但我还是觉得：他不过是个老实人罢了。
1911年10月11日。武昌首义后，时任湖北新军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长（约莫相当于旅长）的黎元洪躲在黄土坡刘文吉家中的一张大床底下，据说那床还是他姨太太黎本危的，他瑟瑟发抖，唯恐被革命党人发现。
他可能害怕自己曾杀了三个革命党人和若干次革命党起义，亦或是害怕被当做“封建主义的遗毒”被当做典型杀害。
而此时在刘文吉家中，翻箱倒柜是马荣、汤启发和众多革命党人。黎元洪在被“团团包围”后，无奈的从床底下爬了出来。圆润敦实的身躯，做如此高难度动作，实属艰难。（一说并无此事，一说是被排长萧燮和班长虞长庚硬拖出来的）
但革命党人却另有目的：他们想让黎元洪出山当领袖，做武昌大都督。黎元洪还是害怕，他先叫革命党人去找孙文，后来又叫他们去找实际的临时总指挥吴兆麟（时年不过30岁，军衔只是个哨官，类似排长）。
但这帮小哥们急了，他们掏出了枪，有的笑呵呵、有的怒气冲冲的指在了黎元洪的脑门上。革命党人甚至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今夜黎不决，明日晨即弃诸市。”
后来他在给师傅萨镇冰的劝降信中写：“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
这位号称“黎菩萨”的老实人，大抵是未曾想过有这般场景。后来他的长子黎绍基曾说：“别的军官经常住在家里，而我的父亲常住在营中，就是过年时也不回家，记得每逢新年我们还到营中去拜年。这说明他与士兵的关系是比较好的。”
这算一种“恩将仇报”吗？我们这些看客倒有自己的一千个想法，想来也是难以统一。黎元洪就这样戏剧一般的“黄袍加身”，成了辛亥革命的武昌大都督。而武昌首义也不会落入俗套，被认为是“造反哗变”的小打小闹。
结果来看这也算黎元洪的功劳。“自黎出之风一播，城内隐匿之军官皆来。”胡汉民后来讲：“非由黎公出而号召，则各省响应不能如是之风起云涌；又非有黎公之谨厚为之，则北军亦不赞成共和。”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不仅仅在于如此的戏剧性冲突，更在于历史人物大起大落的人生。
10月16日，武昌首义5天后。
黎元洪身着戎装，在湖北军政府门外的阅马场中央广场上叩首祭天。他大声宣读“愿与尔军士庶民，勠力同心，殄此寇仇，建立共和政体！”的檄文。
彼时，清政府的海陆两军浩浩荡荡的往武汉开来，领导防务工作的，正是大权在握的武昌大都督黎元洪。
2天前的10月14日，湖北省地方士绅汤化龙等人共同制定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条例》。这个民国第一个政府组织法案，赋予了都督极高的军政大权。
这也是黎元洪一生中的顶峰时刻，那圆润敦实的身躯一改床底瑟瑟发抖的憨态，成了英武的象征。
冯国璋率领的北洋军和萨镇冰率领的海军，是清政府最大的两支精锐。汉阳、汉口，武汉三镇中的两镇沦陷，在北洋军猛烈的枪炮声中，湖北新军节节败退，堪堪一战。
当革命之火燃遍全国，首义之地的僵持倒显得无关紧要了。
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于黎元洪个人来讲是实权的顶峰。他委任黄兴作为战时总司令，又策动有恻隐之心的萨镇冰在战场上“摸鱼”。历史自当记上这一功。
1912年1月16日，孙武、刘成禺成立民社，拥护黎元洪为首领，与临时政府分庭抗礼。这也标志着民国副总统黎元洪所属的政治势力形成。此派“联袁拒孙”，以湖北革命党人为基础，算个典型的“乡党”。
这个老实人在短期内被激起了逐利的血勇，一改在床底瑟瑟发抖的软弱。革命党人掀起了“倒黎”运动，而黎元洪的双手上再度沾满了革命党人的鲜血，近万革命党人命丧黄泉，湖北革命党人被屠戮殆尽。黎屠夫的匪号不胫而走。
然而，被策动的血勇在短时间内将会退却，而“黄袍加身”的荒唐戏码，则在黎元洪的一生中不断重演。
从1912年到1923年6月，黎元洪，却多是傀儡之身。1916年他一度成为了大总统，成为了各方逐利的缓冲者，
有人讲他是“政坛好人”，和袁世凯有儿女姻亲，在许多事情上也是和稀泥。实际上这是选择性的忽略在民国成立初的1-2年内，黎元洪的政治野心。
逐利的血勇，激的他想要依靠湖北新军成一个新的军阀，奈何挡不住袁世凯的权术，夺走了地盘和实权。因为他没地盘、没钱、没兵，自然就成了一个傀儡总统。即便是发起了府院之争，黎元洪也惨败而归，只能眼观鼻，鼻观心，犹如老僧入定一般，混了个“盖印机器”这般哭笑不得的外号。
后来有人给他扣了个帽子：“中华民国第一伟人”。估计是拍着手、咧着嘴，戏谑着说的。
1922年6月2日，徐世昌被赶下了总统的职位，在各方拥戴下，6月11日黎元洪这个“老僧”，再度被捧上了总统职位。他提出了“废督裁兵”的口号，只成为了人们嘲笑理想主义者的笑谈。短短1年后，黎元洪再度被赶下台。
民国约法里规定总统一任五年，黎元洪前前后后加在一起，也没坐满这个时间。
1923年，心灰意冷的黎元洪，自觉在政坛沉浮十余年却也不是这块料，他再度辞职、东渡日本隐居。而后开始主张“实业救国”，兴办了中国远洋货轮公司，开拓了香港直达旧金山的远洋航线；又和外国人在北京合办了中美实业公司，参股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香港邮轮公司等。
他曾坦言：“我虽然三度因缘时会，有两戴总统桂冠及元勋的风光，但更多的是交瘁的身心和梦魇般的回忆，赔累不少。不如做做生意安闲自在，还可以为国家办一点实实在在的事业。”
他的内心中可有苍生黎民吗？我想总归是有的。他曾抨击保守派的恶性，称自己是“六十老翁，饱经忧患，命弗恤，岂恋其他？”当时北大一个陕西学生倒是说：“但是就他登台后的种种设施看来，尤其是引用无耻小人，摧残教育劳工等事绩看来，令我们觉得他不只是一个愚懦无能——就是一般人所谓的‘忠厚长者’——的肉蛋，实在是一个权力熏心、卑鄙污浊的一个不光明的的政氓，专干投机的事情。”
三度问鼎中国，留给儿女的规劝，却是那句：“毋问政治”。这也是他对这个世界最无力的逃避和反抗，他仍然是当年在床底下瑟瑟发抖的中年人，仍然是那个眼观鼻、鼻观心的老僧。
黎元洪和其原配
时代将他推到了舞台的中央，却未能激起他逐利的血勇，在各种浪潮的你追我赶中，他如同凡人一般四处摇曳，不知归处。
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在寓所病逝，享年第65岁。第二天，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
老实人的故事就这么结束了，而这个时代的大戏仍然在继续上演，光怪陆离不知着眼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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