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500年左右的欧洲历史，被西方史学家称为“中世纪”。它是古代希腊罗马文明消亡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一段历史。中国历史学家习惯上称之为西欧封建社会。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应从公元前475年战国时期一直到清朝前期（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在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地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与农民阶级构成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
中国和西欧的封建社会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但还是有区别的。
第一，经济基础不同
中国封建制度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而西欧实行的是土地领主所有制，这是两者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土地关系上的区别是最重要的。
正因为土地制度上的差异，才导致中国的封建社会始终以统一或局部统一为主导，而西欧自法兰克王国分裂后再也没统一过。
第二，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不同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中央集权的，地方官吏由皇帝任免，不世袭，地方军队也由中央控制，地方官无法私自招募、调动军队。
而西欧的贵族诸侯在自己领地拥有行政、财政、军事等所有权力。可以招募私军，爵位也是世袭继承，可以自行指定继承人。除了要承担对中央的纳税等有限的义务以外，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力。
第三，贵族的地位不同
中国封建社会的贵族领地很小甚至完全没有领地，往往集中在中央，享受尊荣和富贵，大部分时候无法对政治产生太大影响。
某些特殊时期出现过“七国之乱”之类的地方贵族对中央王朝的叛乱也很快被平定。所以中国的皇帝绝大多数时候都保持了对贵族的绝对优势。可以说，贵族是依附于君主而存在，中央政权灭亡了，前朝的贵族往往就烟消云散了。
但西欧不同，西欧封建国家的君主和贵族之间是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君主是贵族的代表，必须维护整个贵族阶层的利益。
君主对贵族缺乏绝对的控制力。在贵族的领地，君主的命令和法律往往无法直接起效，而要经过贵族的认可才行。因为君主是依靠贵族而存在，如果君主无法维护贵族利益，他的地位就非常危险，甚至会被贵族联合起来推翻。
第四，君主的产生和继承不同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王朝的更迭主要不是以血统来决定的，而是武力。
改朝换代往往是某个杰出的英雄造反推翻前朝建立新朝。然后君主的继承往往是在直系后代中传承的。而西欧的封建社会，君主的更迭更依靠血统。由于受基督教影响，西欧君主以一夫一妻制为主，君主出现绝嗣的情况非常常见。于是就会在与他有亲戚关系的地方贵族中产生新的君主。
甚至跨国的政治联姻会产生某君主同时成为几个国家君主的情况。比如查理五世是西班牙国王和卡斯蒂利亚女王的儿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孙子，还有其它几个国家的王室血统。他后来同时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国王、那不勒斯国王、西西里国王。但是即使是这样，他并不能把这些国家统合成一个国家，因为他的王位只是重叠了，相当于他“身兼数职”。
他死后，这些职位仍然会分别选择继承人。这就是西方君主和中国君主的一个很大区别。西方是贵族中产生君主，而中国是英雄人物成为皇帝，与他相关的人才会成为贵族。
第五，与宗教的关系不同
在中国古代，宗教是依附国家存在的，宗教权力从来没有超越过世俗权力。
即使在佛教势力极盛的南北朝和隋唐，佛教的尊崇地位的基础也是皇帝和国家。失去了国家的支持，宗教马上陷入灭顶之灾，如历史上几次“灭佛”之举都使宗教势力受到严重打击而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因为在中国不存在能与“天子”抗衡的宗教领袖。
但西欧基督教社会，教皇的权威一度是凌驾于各国君主之上的。
教会和皇室的权力斗争贯穿在中世纪历史的始终。著名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权力斗争就很有意思。教皇以开除教籍的手段逼迫亨利四世低头，亨利四世在当时也算是很有能力和势力的君主，也不得不跪在雪地里请求教皇的饶恕。因为一旦真的被开除教籍，不但他自己皇位马上不保，其它基督教国家也可以堂而皇之以讨伐异教的旗号联合起来对他宣战。
但是亨利四世在暂时隐忍之后也找机会放逐了格里高利七世，另立了一个教皇。他们两人的争斗是中世纪教权和皇权之争的一个缩影。直到宗教改革运动，教会对西欧国家的强大控制才逐渐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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